“末日之鐘”描述了人類與世界末日的距離。但這口“鍾”是如何設立的？如何解讀上面的時間？我們又能從中瞭解到什麼？

1939 年，愛因斯坦和西拉德給美國總統寫了一封信，對核技術的危險性提出了警告。

我第一次聽說“末日之鐘”是在 90 年代中期，我的老師向我們介紹了這個概念。她向我們解釋道，假如將地球的全部歷史壓縮到短短一年，那麼生命大約從三月初開始出現，多細胞生物最早出現於 11 月，恐龍出現於 12 月下旬，人類則一直到新年前夜的半夜 11 點半才姍姍來遲。

在我們出現之前，地球已經走過了如此漫長的歷史；相比之下，我們的未來顯得極其短暫。老師還告訴我們，一組科學家曾一度以為我們離午夜、也就是世界末日僅有幾分鐘之遙。我當時根本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劍橋大學存在風險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參與到同一個問題的研究中。

這個故事對我觸動很大。多年來，我一直以為末日之鐘上的指標代表了我們離世界末日之間還有多遠。但事實似乎並非完全如此。

今年 1 月 20 日，《原子科學家公報》的科學家們發表了第 75 次年度評估報告。每年的報告都會著重於人類面臨的各種錯綜複雜的災難性風險，包括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環境汙染、破壞性技術等等。2022 年，《原子科學家公報》主席蕾切爾・布倫森曾鄭重宣佈，末日之鐘的指標離世界末日的距離僅剩 100 秒，這在歷史上還是前所未有。但要想真正理解其中含義，我們首先要了解末日之鐘的故事、它是如何設立的、如何解讀上面的時間、以及它對人類的未來做了怎樣的預言。

▲圖為 1947 年發表的首個“末日之鐘”形象，由景觀藝術家馬蒂爾・朗斯多夫設計

末日之鐘的設立

核技術發展的速度和迅猛程度簡直令人歎為觀止，哪怕親身參與者來說也是如此。1939 年，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和利奧・西拉德給時任美國總統寫了一封信，介紹了一項核技術上的重大突破。這項新技術極其強大，可以對戰爭造成重大影響。只需要一枚這樣的核彈，“由船隻載入港口中引爆，便可摧毀整個港口。”這種可能性實在令人無法忽視。這封信寄出後，科學界、軍方和業界迅速展開了一場大規模合作 —— 曼哈頓計劃。僅僅六年後，一顆原子彈橫空出世，且威力比愛因斯坦和西拉德預期的大得多，足以摧毀一整座城市和其中的全部人口。而又過了幾年，核武器便發展到了足以摧毀整個人類文明的程度。

參與首批試爆的科學家們率先提出了對核武器可能導致人類滅亡的擔憂。他們擔心，這種新武器也許會不小心點燃地球大氣。幸好，這種擔心很快就被證偽了。

但許多參加曼哈頓專案的科學家仍對自己協助開發的這種新武器持保留態度。1942 年，第一次受控鏈式反應在芝加哥大學成功進行後，曼哈頓專案的科學家團隊便解散了。許多人搬去了洛斯阿拉莫斯等政府實驗室，繼續從事核武器的研究。其他人則留在了芝加哥，開展各自的研究工作。其中許多人都是以移民身份來到美國的，對科學與政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心知肚明。他們開始積極組織一系列確保未來核武器安全性的活動，如 1945 年 6 月發表的《弗蘭克報告》。該報告預言，未來可能會出現一場風險極大、代價不菲的核武器軍備競賽，並表達了對向日本發動核襲擊的反對。但這些建議並未被當時的決策者們採納。

▲末日之鐘在過去 75 年來所指示時間的變化

這支團隊隨後成立了《原子科學家公報》。在廣島和長崎遭原子彈轟炸僅僅四個月後，他們便發行了第一期。在芝加哥大學校長的支援下，再加上與國際法、政治科學等相關領域同事的協助，他們協助發起了一項全球民間科學家運動，對國際核秩序產生了一定影響。例如，這項運動成功促進了“核禁忌”的產生。美國國務卿曾私下裡抱怨道，都怪這種“汙名化”，導致美國無法隨心所欲地使用核武器。

《公報》的創始人們選擇芝加哥作為總部，想借此釋放一個訊號：他們希望科學家同僚和公眾能夠更好地意識到核技術帶來的政治與道德挑戰，而不是那些一直對他們的擔憂視而不見的政治及軍事領導者。他們認為，公眾壓力對政治責任心至關重要，而教育則是確保這一點的最佳渠道。

成立兩年後，《公報》決定從報紙轉為雜誌，從而吸引更廣泛的讀者群。他們邀請了景觀藝術家馬蒂爾・朗斯多夫為雜誌封面設計一個標誌，於是第一個“末日之鐘”就這樣誕生了。朗斯多夫的丈夫就是參與曼哈頓專案的科學家之一，她很清楚對自己的丈夫和他的同事們而言、對核技術加以管控是多麼緊急和迫切的需求。她創造出了末日之鐘的形象，一方面想吸引人們注意這種威脅的緊迫性，另一方面，她相信負責任的公民可以通過積極參與來避免災難的發生。末日之鐘想要傳達的訊息是，指標既可以向前走去、但也可以向後倒退。

1949 年，蘇聯開展了首批核武器測試。對此，《公報》編輯將末日之鐘的指標距離午夜的時間從 7 分鐘撥到了 3 分鐘。這樣一來，末日之鐘就從一個靜態的形象、變成了一種動態的隱喻，末日之鐘可以成為一個標誌，向公眾發出警報，我們離用自己發明的危險技術摧毀世界還有多遠。這是一種隱喻，彷彿在提醒著我們，要想在這顆行星上生存下去，有哪些重大危險必須解決。

▲40 年代的一次核試爆

1953 年，末日之鐘的指標再次向前轉動。在美國和蘇聯引爆了首個熱核武器後，時針走到了距午夜僅兩小時處。這是自創立以來，末日之鐘距離午夜最近的一次。

如何解讀

但這些時間和時針的走動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如果像我的老師那樣解讀它，認為它預言了人類還剩下多少時間，那倒是很簡單；但如果你不僅想預言末日何時發生、還想阻止末日的到來，那麼這樣解讀還遠遠不夠。

有一種看法認為，末日之鐘意在說明人類目前面臨的風險水平，並且有些人已經在嘗試評估這些風險了。2003 年，宇宙學家、英國皇家天文學家馬丁・里斯表示：“我認為當前的地球文明能存活到本世紀末的概率不超過 50%。”持此觀點的還不止他一人。一名劍橋大學研究人員牛津大學的一名研究人員建立了一個風險評估資料庫，已經整合了 100 多項由研究此問題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提出的預測。不過這些預測的主要作用在於長期評估，而非對目前風險水平的實時判斷。

像我這樣的專業“讀鍾人”對末日之鐘的解讀與之差別很大。在我們看來，末日之鐘的目的不是告訴我們人類面臨的風險有多大，而是體現人類對這些風險的應對如何。例如，1962 年的古巴導彈危機被公認為是全世界距離核戰爭最近的一次，但這起事件並未對末日之鐘造成影響。相反，1963 年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後，末日之鐘的指標反而後退了整整五分鐘。

氣候變化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大威脅，也是末日之鐘離午夜如此之近的原因之一。

至少對我這樣的存在風險研究者來說，這是完全合理的。每逢全球政治局勢動盪時，我的朋友們經常來找我詢問情況，如 2017 年美國與半島之間發生外交危機時、以及 2018 年伊朗核協議破裂時。但我總令他們“大失所望”。此類事件並非我們重點研究的物件、也不是我們主要擔心的問題。事實上，這些都只是國際政治和外交舞臺上的正常波動而已。最令我們擔憂的，首先是各國領導人在發生此類危機時可能部署的武器，其次是缺少有效的機制和框架、阻止他們使用這些武器。這些並不是由某一起危機產生的問題，而是系統性問題。而末日之鐘試圖考量的也正是這一類問題。

雖然我當時並未意識到，但我在 90 年代中期第一次對末日之鐘產生關注時，人類剛好處於自二戰以來最安全的一段時期。1987 至 1991 年間，隨著冷戰劍拔弩張的氣氛逐漸減弱，美蘇採取了一系列國際性措施，針對核戰爭威脅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結果，末日之鐘在短短四年內竟倒退了 14 分鐘。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1987 年簽訂的《中程導彈條約》，禁止蘇聯和美國使用射程介於 500 至 5500 公里之間的陸基彈道導彈，射程 2692 公里的核導彈自然也在被禁止之列。此外還有 1991 年簽署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最終削減了 80% 左右的核武器。

此時，末日之鐘的指標距離午夜足有 17 分鐘，《原子科學家公報》甚至從封面上去掉了末日之鐘的形象，因為它看上去已經沒那麼具有震懾力了。但遺憾的是，這種狀態並未持續太久。南亞和中東的軍事花費和核擴散風險一路走高，到了 20 世紀末，末日之鐘距離午夜僅相隔 9 分鐘，大有繼續向前、不可逆轉之勢。而最近十年來，末日之鐘的走動速度更是快得令人憂慮。2020 年，指標距午夜僅剩短短 100 秒，甚至超過了冷戰最巔峰時的水平。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問題之一在於，新型全球威脅不斷湧現，而各國政府卻始終處理不好這些威脅。

2007 年，《公報》正式開始考慮除核威脅外、將氣候變化也納入考量範圍。當然，這兩種風險可謂截然不同：核交換過程只需短短几分鐘，而氣候風險則是一個漫長的累積過程。此外，全世界核武器的責任僅在少數決策者的“股掌之間”，而氣候變化和環境破壞則是“全民參與”，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無論是哪種風險，我們都需要思考各國已經採取的行動是否與風險的嚴重性和緊迫性相匹配。

此外，《公報》還考慮了各種新型破壞性技術帶來的挑戰，這些技術也會影響末日之鐘指示的時間，包括人工智慧、生物武器、奈米技術等等。除了技術本身之外，破壞性技術與現存的核挑戰與環境挑戰之間的交匯也是我們未來面臨的重大威脅之一。

除了人類面臨的威脅越來越多、種類也越來越豐富之外，風險管理的嚴肅性和挑戰性也在不斷增長。2015 年，《公報》將末日之鐘距午夜的距離從 5 分鐘縮短到了 3 分鐘，並指出原因有三點。首先，美俄關係持續惡化，兩國持有的核武器佔全球的 90%，對核武器的安全保障措施也在暗中削減了不少；其次，每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在核武器系統上投入了巨資，包括核武器的替換、擴張和現代化等等；最後，解決環境挑戰的全球性架構依然處於缺失狀態。

▲圖為 2021 年的末日之鐘公佈時的場景，距午夜只有 100 秒

不過在 2016 年，《公報》曾經指出，有兩個積極訊號或許可以逆轉這些趨勢：伊朗核協議和巴黎氣候協定。然而，二者最終都沒能完全落實。2017 年，《公報》不得不承認，形勢已經嚴重惡化，這兩個積極訊號都黯淡了下去。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們對專業意見越來越輕視，核武器的領導層倒是越來越大膽。受此影響，末日之鐘的指標與午夜的距離縮小到了兩分半鐘。到了 2018 年，隨著國際外交局勢持續惡化，這一距離進一步減小到了兩分鐘。

自 2020 年來，末日之鐘距午夜的距離僅剩 100 秒。這體現了國際局勢的極度不穩定性，也揭露了國際制度的失敗。其中也包括冷戰結束的標誌 ——《中程導彈條約》的解除。雖然國際衝突不再由明顯的意識形態鬥爭所驅動，但大國之間分歧之深、以及解決這些分歧的手段之缺乏，似乎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這些分歧可能導致的全球性災難風險還在與日俱增。

那麼，末日之鐘在 2022 年又會做出怎樣的預測呢？如果將疫情考慮在內，末日之鐘可能會突出疫情管制方面的一系列短板。面對新冠疫情，全球領導層做出的響應並不一致，且至今仍未實現全民疫苗接種和新冠病毒的根除，這些都不利於我們對存在風險的預防。

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峰會的進展之慢也同樣令人失望。除此之外，今年的末日之鐘也許還會首次提起對生物多樣性危機的擔憂。美國、俄羅斯、伊朗等國之間劍拔弩張的政治關係可能也會被提起。最後還有人工智慧和其它破壞性技術的發展導致的政府間和企業間的緊張關係、以及近期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協議談判的破裂。

今年的末日之鐘是否會離午夜更進一步呢？如果是的話，我絲毫不會吃驚。但就算沒有更進一步，我們也不能沾沾自喜，畢竟我們離午夜還是太近了。新冠疫情本該是一次讓各國政府團結起來、保護全球人民的契機，就像 60 年前的古巴導彈危機一樣。但事態並未按此發展。如果沒有更嚴重的危機和災難促使我們真正展開行動，情況也很難發生明顯改進。然而，我們從末日之鐘身上學到了一點：我們這類危機的能力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糟糕。時間還在不斷地向前走去，如果我們無力逆轉指標的步伐，午夜的鐘聲也許很快就會無情地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