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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鬯和香港文學

動作 專題 白雪 新的 評選 現狀 保持 石頭 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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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知道劉以鬯,你就可以多認識一個字了:“鬯”。
  鬯字怎麽讀?暢。什麽意思?一是古時的香酒,二是古時的祭器,三是古時的供酒官,四是郁金香草,五是和“暢”字通,鬯茂,鬯遂就是暢茂,暢遂。
  不過,雖然知道劉以鬯許多年,認識他又許多年,我還是在此刻動筆之前,才從《辭源》中翻查出這許多來的,這以前我只是知道“鬯”讀暢,是酒器而已(這並不對)。
  不過,不認識這個“鬯”字沒有多大關系,重要的是認識劉以鬯這個人,如果你對香港文學有興趣的話。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字昌年,是香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著名作家,不僅有名,而且有作品。這樣說,是因為香港頗有一些雖有名氣卻沒有什麽算得上文藝作品的作家。
  和葉靈鳳、曹聚仁、徐<SPS=0973>一樣,劉以鬯也是屬於上海—香港作家之列。他們都是江浙人(在香港就是廣義的“上海人”),都在香港生活工作了幾十年,盡管劉以鬯比他們出生的晚些,登上文壇也晚些。但他今年也已有七十,可以稱得上老作家了,雖然他看起來要年輕十歲或不止。多少年操縱著香港金融命脈的匯豐銀行,它的中文全名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它的英文名字卻是香港上海銀行。香港—上海,上海—香港,我有時想,像葉靈鳳、曹聚仁、徐<SPS=0973>、劉以鬯……他們是不是也可以叫做“匯豐作家”呢?他們的作品都是豐可等身的。
  以劉以鬯來說,他已經寫作而且發表了六七千萬字了。用七十之年來平均,連娃娃時節也算進去,平均每年要寫一百萬字,每月要寫九萬字,每天要寫二三千字。一天二三千字不算多,七十年七千萬字就不能算少了。
  他說過,每天經常要寫六七千字,多的時候要寫一萬二三千字。在香港作家中,這已是多產的。
  作品雖多,出書卻不多,只有十本左右,兩個長篇:《酒徒》和《陶瓷》;四個中短篇集:《天堂與地獄》、《寺內》、《一九九七》和《春雨》;三個文學評論集:《端木蕻良論》、《看樹看林》和《短綆集》;以及一本《劉以鬯選集》。此外,還有幾本翻譯小說。
  大量作品到那裏去了呢?作者自我淘汰了。
  劉以鬯自稱是個“寫稿匠”,又自稱是個“流行小說作家”。為了取得稿酬,維持生活,他寫了大量流行小說給報紙副刊連載,只有極少數後來才出版成書。連載小說一般都是長篇,劉以鬯在出書時不惜大刀闊斧,把它們改寫為中篇甚至短篇,大量文字被精簡掉,更多的是  被他稱為“垃圾”而整個地丟掉。不像另一些作者,寫一部出一本,每寫必書,從不割愛。劉以鬯真是舍得自我割棄的。如中篇小說《對倒》,短篇小說《珍品》,都是由長篇連載改成中、短篇的。
  從這裏可以看到他的認真嚴肅。也可以看到,他自稱的“流行小說”的“流行性”有一定的限度,不全是“行貨”,刪節改寫以後,文藝性就突出了。
  他認為寫作是一種“娛樂”。這“娛樂”可以一分為二:一是“娛樂他人”,像那些“行貨”;一是“娛樂自己”,就是那些可以成書的真正文藝作品。
  雖然也寫文學評論和研究文章,他主要寫作的是小說。在小說的寫作上,他主張“探求內在的真實”,也就是“捕捉物象的內心”,不要過時了的寫實主義。他還主張創新,不斷的創新,不要墨守傳統的寫法。這也是他的作品突出的特色。
  他是最早采用意識流手法的中國作家之一,他的《酒徒》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大體寫作於一九六二年)。內地多年來存在著文化上的關閉和禁制,近年才隨著經濟開放而開放,也有用意識流寫小說的了,但比起《酒徒》來,遲了二十年!《酒徒》可以說是首開風氣之作。香港有人說,《酒徒》另有值得註視的地方,意識流不過其次而已,這恐怕是沒有從港、臺以至大陸,全面地觀察文藝發展的形勢。盡管作者借小說主角的口發表了對一般文藝問題和香港文學現狀比較深刻的看法,也比較生動地揭露了香港社會某些角落的陰暗面,但正像有人指出,幅射面是不夠廣的,發掘度也是不夠深的,不如意識流的運用那麽顯得突出。
  小說是用第一人稱來寫的,主角的酒徒是一位作家。做過文藝副刊編輯,辦過專業文藝書籍的出版社,到過南洋辦報,回香港後為稻梁謀,寫起流行小說,寫起武俠小說,寫起黃色小說來。這樣的經歷使人似乎看到了劉以鬯自己的影子。抗日戰爭期間,他先後在重慶編過《國民公報》和《掃蕩報》的副刊;隨了《掃蕩報》的後身《和平日報》復員回上海,不久離開,自辦懷正文化社,出版了姚雪垠、熊佛西、李健吾、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一九四八年到香港,進過《星島日報》、《香港時報》。以後去過新加坡,編過《蓋世報》,去過吉隆坡,主編過《聯邦日報》。一九五七年回香港,重新進國民黨的《香港時報》。一九六三年《快報》創刊,他轉到《快報》編副刊直到現在,已經二十五年了。
  但生活中的劉以鬯並不是酒徒,他不喝酒。有人問過他《酒徒》是不是寫他自己,他說他只是把自己“借”給了《酒徒》。一個作者把自己“借”給自己所寫的人物是並不值得奇怪的事,作者自借,這是他的文藝觀。他不僅不喝酒,也沒有寫過拳頭上的動作,更沒有寫過枕頭上的動作,盡管他寫了大量的流行小說。“酒徒”既是劉以鬯,又不是劉以鬯。
  劉以鬯說他把自己“借”給了《酒徒》,其實,他也是有所借於《酒徒》的,借那個酒徒之口,發揮了他的文學見解。
  回顧過去,“五四”以來的過去,幾十年中,他推崇曹禺、魯迅、李<SPS=0096>人、沈從文、瘂弦……(事實上,他還推崇端木蕻良、姚雪垠……)這裏面、戲劇、小說、詩歌都有了,但是散文呢?    
  展望未來,他認為,今後的文藝工作者應該:首先,要用新技巧來表現現代社會的錯綜復雜;其次,有系統地譯介近代域外優秀作品;第三,探求內在真實,描繪“自我”與客觀世界的鬥爭;第四,鼓勵獨創的、摒棄傳統文體和規則的新銳作品;第五,吸收傳統精髓,然後跳出傳統;第六,取人之長,消化域外文學果實,建立合乎現代要求,保持民族氣派的新文學。總的來說,“這樣的‘轉變’,旨在捕捉物象的內心。從某一種觀點來看,探求內在真實不僅也是‘事實’的,而且是真正的‘寫實’”。但是,只重內而忽略外,所寫的也就可能是不足夠的真實。以《酒徒》而言,內心的意識流從頭到尾都是,淋漓盡致,作為外在背景的香港社會,雖然呈現,卻不深刻。
  盡管如此,《酒徒》依然是十分有特色的香港文學作品,既是香港的,又是有特色的。香港一九六二年就有了《酒徒》和別的創作,二十年後還要說香港沒有真正的文學,那就實在太可笑了。
  意識流是《酒徒》主要的特色,詩化的語言是它的另一特色。小說也能用詩化的語言來寫麽?《酒徒》證明:可以——
   
  “金色的星星。藍色的星星。紫色的星星。成千成萬的星星。萬花簡裏的變化。希望給十指勒死。誰輕輕掩上記憶之門。HD的意象最難捉捕。抽象畫家愛上了善舞的顏色。潘金蓮最喜歡斜雨叩窗。一條線。十條線。一百條線。一千條線。一萬條線。瘋狂的汗珠正在懷念遙遠的白雪。米羅將雙重幻覺畫在你的心上。嶽飛背上的四個字。‘王洽能以醉筆作潑墨,遂為古今逸品之祖。’一切都是蒼白的。香港一九六二年。福克納在第一回合就擊倒了辛克萊,劉易士。解剖刀下的自傲。<SPS=1561>油牛肉與野獸主義。嫦娥在月中嘲笑原子彈。思想形態與意象活動。星星。金色的星星。藍色的星星。紫色的星星。黃色的星星。思想再一次‘淡入’。魔鬼笑得十分歇斯底裏。年輕人千萬不要忘記過去的教訓。蘇武並未娶猩猩為妻。王昭君也沒有吞藥而死。想象在痙攣。有一盞昏黃不明的燈出現在我的腦海裏。”
   
  這不是很像現代詩的句子麽?它顯得荒誕,不過,一個酒徒醉後的意識流動的就是荒誕。
  還有大量的這樣寫景物的語言——
   
  “屋角空間,放著一瓶憂郁和一方塊空氣。”
  “風拂過,海水作永久重逢的寒暄。”
  “理想在酒杯裏遊泳。希望在酒杯裏遊泳。雄心在酒杯裏遊泳。悲哀在酒杯裏遊泳。警惕在酒杯裏遊泳。”
  “煙囪裏噴出死亡的語言。那是有毒的。風在窗外對白。月光給劍蘭以慈善家的慷慨。”
  “音符以步的姿態進入耳朵。固體的笑,在昨天的黃昏出現,以及現在。”
  “雨仍未停。玻璃管劈刺土敏士,透過水晶簾,想著遠方之酒渦。萬馬奔騰於橢圓形中脊對街的屋脊上,有北風頻打呵欠。”
  不抄了,反正都是現代詩的語言,不是舊體詩,也不是一般的新體,而是“現代”。
  劉以鬯還用他創新的,現代的手法,去寫古代中國的故事。《寺內》是寫鶯鶯、張君瑞《西廂記》,《蛇》是寫白素貞、許仙《白蛇傳》,《蜘蛛精》是寫蜘蛛精和唐僧(《西遊記》)。這是魯迅的《故事新編》以後“現代”的故事新編。從古老的傳說中變化出來,“探求內在真實”。
  當然,他寫得多的還是變化中今天的香港。《一九九七》寫今天香港一些人的“九七”心態,憂心於“九七”之來,神經緊張中死於車禍。《猶豫》寫來自上海的少婦,寄居姐姐家中的種種感情波折折射出香港社會的形形色色。《不,不能再分開了!》寫一對被海峽長期分隔了的夫婦,重逢,再分別,終於再相聚。這一切,都是香港人,還有大陸人,臺灣人所關心的問題。劉以鬯顯得比許多作者都更敏銳地抓住了它們。他雖然提倡“現代”,卻並不回避現實。
  在《不,不能再分開了!》中,他為自己的理論,“探求內在真實不僅也是‘寫實’的,而且是真正的‘寫實’”,作了一個自我證明。重逢的唐隆和燕花,“尤其是唐隆,幾乎每說一句話都要叫一次姑媽的名字:‘燕花,你聽我講’,或者,‘燕花,千萬別擔憂’,或者‘燕花,你知道嗎’,或者‘燕花,事情不是這樣的’……開口‘燕花’閉口‘燕花’,他都因為三十年沒有喚叫燕花,有意趁此補償過去的‘損失’”。這不是很深刻,深刻地寫出了那種復雜的內心麽?
  在劉以鬯的短篇中,有些是根本沒有人物的。《春雨》沒有人物,只寫雨勢的變化,思緒的流動,讓讀者從而感到混亂世界的動蕩。《吵架》沒有人物,只寫吵架過後的場景,讓讀者從而得知人物的個性和事件的始末。
  沒有人物,沒有主角之外,更有以物為主角的。《動亂》甚至有著十四個這樣的主角角吃角子老虎、石頭、汽水瓶、垃圾箱、計程車、報紙、電車、郵筒、水喉鐵、催淚彈、炸彈、街燈、刀、屍體(屍體已是物、不是人)。劉以鬯讓它們一個個出來,從十四個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一九六七年香港“五月風暴”時的動亂。作者在最後一句話中說出了他用十四個沒有生命的東西做小說主角的用意:“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界。這個世界的將來,會不會全部被沒有生命的東西占領?”這樣的《動亂》又一次證明,劉以鬯並不是回避現實的。
  從已經提到的這些長篇、中篇、短篇來看,可以看到他在不斷創新,幾乎每一篇都有著不同的新手法。
  還可以看看《鏈》和《對例》。
  和《動亂》的十四個物相反,《鏈》有著十個人,由第一個人帶出第二個,第二個帶出第三個,一直到最後帶出的第十個,一個人一個故事。每個人之間,有如連環串著一般,就是這樣的鏈!
  《對例》又是另一種情景。一男一女,一個是逐漸衰下去的老頭,一個是青春驕人的少女,兩人並不相識,只不過在故事發展的中間階段,湊巧地坐在電影院中相鄰的座位,彼此轉過臉望望而已。散戲後各自東西,各自回家做好夢,老頭在夢中和赤裸的少女在一起,當然,兩人都是赤裸的。在兩人到戲院以前和回家的路上,交叉出現,各占一節,一節又一節地輪流出現,帶出了好些香港的都市風暴:打劫金鋪,車禍,二十年的變化……在兩位主角之間、戲院的座位算得是一個鏈吧。沒有這連環轉折,只有不斷交叉,但也還是聯上了。
  還可以從《打錯了》看到劉以鬯的刻意求新。同一個故事,不同的結尾。前邊大半的故事相同,文字也完全相同,到了後邊,一個打錯了的電話改變了故事的結尾。一個結尾是:沒有聽到那個電話,主角出了門,到了“巴士站”,被失事的車子撞死了;一個是聽到了電話,延誤了出門的時間,挽救了一條性命。如此而已,並沒有什麽稀奇。但劉以鬯把它寫成一頭兩尾,在《打錯了》的題目下,就顯得有些新鮮了。盡管沒有多大意思,卻可以看出劉以鬯一意追求創新。
  在不斷創新上,在嚴肅對待自己的作品(表現在大量割棄),劉以鬯都和西西相似。不,應該說西西和劉以鬯相似。從年齡和交往上,應該是西西師法劉以鬯。西西在出書時大量刪削的《我城》,就是在劉以鬯編的副刊上連載的。
  劉以鬯不僅是一位勤懇的寫作者,還是一位出色的編輯人。他在重慶時為《國民日報》編的副刊,就以版面美而著稱。後來在香港編《香港時報》的文藝副刊《淺水灣》時,也以版面的形式變化引人註意。更加引起文藝愛好者的興趣的,是他為現代主義所作的大量介紹,據說,這早於臺灣,盡管臺灣後來興起的現代主義熱潮高於香港。這是一九六○年左右的事。
  他雖然也幹過報館的電訊主任,主筆以至總編輯,但主要還是編副刊。他從事文藝工作四五十年,和副刊結不解之緣至少有四十年。很少有這樣長時期堅持的報紙副刊編輯呢。
  他現在是《快報》的副刊編輯,又兼了《星島晚報》文藝周刊《大會堂》的編輯。
  近幾年,他又是《香港文學》月刊的主編。這份立足香港,面向臺灣和海外的文藝刊物,在華人的文學世界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以往,他也和朋友合辦過文學雜誌《四季》好像只出了四期。而現在,《香港文學》已經出了四十幾期生命力顯得極旺盛是一棵長春樹的風姿。
  他年來又擔任了香港作家聯誼會的領導人,埋頭寫作不喜應酬的他肯出來這樣做,顯示了他推動香港文學的熱心。
  他還不時應邀,擔任一些文學評選活動的委員。有時還作文學專題的演講。
  他說過,香港有的是作家,少的是堅強的文藝工作者。他是可以當得上“強堅的文藝工作者”之名而無愧的。也許有人不一定對他所有的作品都給予很高的評價,但對他為文學工作所作的努力和堅持,卻不能不有很高的評價的吧!
  鬯乎?鬯乎?暢也!茂也!
   
  一九八八年十月

劉以鬯和香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