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拉是一名女×××者。這些攝影作品，描繪的是她在2013年以一名“患者”身份，潛入一家“×××治療診所”時，所看到、聽到、感受到的一切。

在那裏，女×××者被強制服用藥物；進行超負荷的體育鍛煉；被捆綁、威脅、侮辱；甚至遭到男性工作人員的毒打和強奸——而原因是為了所謂的轉化性取向。

事實上，保拉揭露的×××轉化治療，並不是一個個案。這個“技術目標”在很久前就被提出，並且至少在現代社會被大規模應用了七十年之久。直到今天，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收費的×××轉化治療差不多存在於每一個國家。

2015年，數十位美國國會議員推動了一項名為《心理治療欺詐幹預法案》的政策，法案認為性取向轉化療法應該被定義為無效治療，屬於欺詐行為。並希望禁止商業化，尤其是針對未成年人的性取向轉化治療服務。

但這並不意味著×××轉化治療到此就結束了。事實上，與浩浩蕩蕩的LGBT平權運動不同，×××轉化治療始終充滿了矛盾和爭議。

很多國家政府與國際機構都認為其有害，甚至是酷刑濫用的一種；但同時也有人認為這種治療是合理合法，甚至是公民的基本權利。

就在不久之前，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州議會掀起了一場關於×××轉化療法的討論。一些議員堅持認為進行轉化治療是一些×××者以及其家長的權利，也有議員認為應該將類似服務合法化，以便執法機構對其進行監管。

而在歷史的埃塵中，今天人們還在爭議其合理性的×××轉化療法，曾經在官方的許可下寫滿了荒謬與殘酷。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在1974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PA）宣布×××不是疾病和精神障礙之前，西方國家的LGBT人群普遍遭受著各種不人道的“治療”，從電擊、不合理用藥到精神汙染，不一而足。

回顧整個×××轉化療法的歷史，會讓我們發現人類在探索自身精神世界時可以多麽無知和淺陋。而道德爭議與技術發展從來都不能獨善其身，只會以非常復雜扭曲的姿態糾纏在一起——這點與我們今天看待人工智能時何其相似。

某種角度上說，“性取向轉化治療”是一部技術史。

一部由始至終，充斥著酷刑與復雜爭議的技術史。

眾惡之源：激素療法

早在上世紀初，歐洲就已經有醫學家提出通過補充激素和移植睪丸來“治療”男性×××。當然，這僅僅是個猜想，一些相應的實驗也都失敗了。但當時醫學界還是普遍相信×××的誘因是體內激素水平不正常（這個想法直到今天還存在）。但1984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團隊就證明了，×××與異性戀的睪丸酮與性別激素水平並無不同。

時間退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這個真理還沒有大白於天下。而通過改變激素水平來轉化×××性取向，卻迎來了歷史上首個殘酷的大規模實驗機會——臭名昭著的納粹和黨衛軍。

卡爾·瓦內特是一名丹麥籍外科醫生和醫學家，但與此同時，他也是惡名遠播的納粹分子，集中營劊子手，以及黨衛軍二等上將。

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提出要在道德和血緣上凈化日耳曼血統，開啟了對LGBT人群的大規模迫害。這給醉心於激素研究的卡爾·瓦內特以機會。在黨衛軍頭子海因裏希·希姆萊的親自授意下，卡爾·瓦內特在集中營對男性×××囚犯進行了激素手術，比如給他們安置人工激素腺體，造成了很多囚犯因交叉感染死亡。

但在二戰結束後，卡爾·瓦內特的這套理論卻並沒有隨著納粹消亡，其本人也躲過了制裁到阿根廷繼續他的研究。在50年代，英國、丹麥等國家接受了卡爾·瓦內特等人的“激素理論”，認為可以通過註射激素等方式治療當時被認為是犯罪的×××行為。

這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毫無疑問是1952年人工智能之父艾倫·圖靈，被逼無奈接受了所謂的“激素治療”。從其日記與書信中可以感受到他那時的絕望，而這也誘發圖靈很快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歷史當然沒有如果。但是如果沒有勞什子的激素治療和“×××之罪”，那麽AI的起點會否不同呢？

文明社會裏的合法酷刑：電擊雞尾酒療法

“電擊”這個詞，在中國更多出現在關於網癮的討論中，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歐美，這個詞卻頻繁地與×××轉化聯系在一起。

由於激素治療基本無效，並且帶給人體的副作用難以估計，這種方式很快就被廢止。取代它的，卻是同樣不怎麽樣的物理傷害：電擊、捆綁和誘導審訊。

比如說，1958年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警察局曾公開表示“×××是澳大利亞的最大威脅”，並將×××者定為有罪，警察對抓獲的LGBT人群在監獄系統內進行隔離，並強行施加電擊等“轉化治療”手段。

在當時，悉尼的尼爾·麥康納吉博士是相關領域的活躍研究者。他在澳大利亞組織了大量×××轉化治療。而基本方案就是電擊加×××註射。

根據披露信息，他會讓男×××者大聲朗讀贊美同性關系的話，隨後進行電擊。或者在接受轉化者看男性照片時給他們註射大量×××。最終導致這些人在此後長時間，一旦看到同性的照片就產生嚴重的惡心和嘔吐。

誘導加電擊，是當時歐美通行的×××轉化方式。根據英國的醫療解密檔案，當時英國大量類似診所，都會讓“接受治療者”自己翻一本相冊，一旦他們在同性的照片上目光停留，就會遭到電擊、毆打和辱罵。

在這個階段，所謂轉化療法的主要思路，是通過殘酷的生理折磨，誘發其受眾的心理陰影，一旦想起同性關系，就會進入極度不快的回憶，甚至產生禁斷反應。

在1974年美國正式將×××從精神疾病中移除前，可以說電擊雞尾酒×××轉化療法，是一部在歐洲、美洲和澳大利亞上演了二十年之久的《發條橙子》。

另一場博弈：宗教療法

當×××者不是犯罪的理念終於被科學家和政府接納了之後，LGBT平權運動自然而然迎來了下一個“敵人”：基督教體系。

這場曠日持久的宗教與平權間的矛盾，是我們大多數人都聽聞過的。而可能較少被人關註的是，宗教療法其實占據了所謂×××轉化領域的半壁江山。

可以看出，用生理折磨禁斷×××並沒有什麽科學依據，卻更加符合驅魔等宗教世界的儀式特征。事實上，有社會學家指出，在北美和澳大利亞，宗教領域的×××轉化遠遠大於精神病學領域。

而在七十年代之後，精神病學領域的×××轉化逐步被廢止，宗教成為了這個領域的唯一代言人。

其中最出名的，就要屬依托於美國福音教派，在1976年成立的基督教反×××組織“出埃及國際”。這個組織認為×××是一種“靈魂汙染”，並主要通過禁欲、禱告、社區集會和宣講等方式來轉化×××取向。

在頂峰時期，出埃及國際在以美國、加拿大為主的19個國家建立了400多個分部，甚至還在IOS上推出了“治愈×××”的APP。

2013年，出埃及國際宣告結束運營，這被廣泛定義為LGBT平權運動的勝利。這個組織目前還有各分部和網站在獨立運作，但已經大不如當年成氣候。

大家都知道宗教和科學是有距離的。但事實上，應該說宗教療法是現代社會嘗試的×××轉化中不可繞過的一個階段。因為這個時期宗教活動上常用的心理安慰、創傷回憶等方式，直接影響了×××轉化療法的下一個階段：心理療法。

平權運動的暗影：心理療法

進入21世紀，LGBT平權運動在北美等主要戰場轟轟烈烈地展開，越來越多國家承認×××合法化，以至於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但×××轉化療法卻並沒有停下腳步，反而迎來了“第二春”。

社會學界普遍將2009年看作轉化療法復興的起點，而其發生契機其實是與LGBT平權運動相輔相承的：一些心理學家和社會人士認為，既然LGBT應該得到同等權利，那麽那些希望從LGBT身份中走出來，或者因多種元素希望放棄LGBT身份的人士，也同樣應該得到平等的權利。

隨之衍生的，是在美國和加拿大流行開，逐漸走向世界化的心理治療療法。與之相伴的，是一套完整的產業鏈，以及專門針對青少年×××傾向的商業模式。

在2014年，美國已經有33個州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有48個州依舊認同×××轉換療法是合法的心理治療服務。當時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曾多次就此問題向美國進行批評。

健康學專家凱特琳·瑞恩博士曾經進行過一項相關研究。根據結果顯示，迫於對子女未來考慮等因素，當時全美有三分之一的LGBT青少年已經接受了性取向轉化方面的心理治療。由於這件事普遍被家庭認為是羞恥，真實比例可能還遠大於此。

心理治療雖然不註射不電擊，但可能帶給人的負面影響卻不見得小。

2016年2月，《每日郵報》報道了一篇故事，重新引發了公眾對×××轉化問題的思考。 來自紐約的×××男子馬修·舒爾卡，實名披露了曾經從16歲開始被父親強迫接受長達5年的“性取向轉換治療”，並認為這給自己造成了巨大創傷。

馬修·舒爾卡最開始是在中學時發現了自己的性取向，當時他非常恐懼，並且很快向父親表達了自己的困惑。他的父親並不是虔誠的宗教徒，而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是他認為×××者在社會是永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公平的，必須要想個辦法解決這件事。當馬修的父親獲知很多有行醫執照的醫療機構提供×××轉化治療時，馬上決定讓兒子試試。

在接觸了第三位醫生後，馬修父子開始了長達五年的心理治療。這個過程中，心理醫生讓他回憶童年創傷，並告訴他×××傾向多是由童年陰影導致的，很快就能被治愈。之後，醫生還讓他切斷與異性的聯系，保持對異性的神秘感——包括他的姐姐和母親。於是，三年間馬修沒有跟母親說過一句話。在父親的支持和醫生的勸導下，他也認為這個治療非常合理，沒有什麽問題。隨後，心理醫生還讓他盡量多地使用女性×××用品，甚至在他念大學後讓他服用大量偉哥來幫助和異性發生性關系。

但整個過程的代價是巨大的。首先因為他不跟母親和姐姐溝通，導致整個家庭分崩離析，父母因此離婚。緊接著，馬修的成績也急轉直下，越來越多的精力被放在如何與異性相處和自我認定上，讓他的精神疲憊不堪。最終越來越嚴重的抑郁癥和社交恐懼癥壓倒了他，甚至導致他一度斷絕了家庭關系。

當然，馬修的故事是最終他走了出來，走到陽光下向公眾宣傳LGBT青年的合理性以及心理治療的可怕。他和很多專業人士都認為，談話治療雖然不像電擊一樣直接帶來傷害，但帶給人的自我懷疑、自我厭棄以及身份否定感是極其可怕的，非常容易誘發更嚴重的心理問題，並毀壞一個人除了性取向之外的正常生活。

到了2014年，新的變化出現了。這一年12月，17歲的跨性別青年莉娜·奧爾康（Leelah Alcorn）在接受×××轉化治療後選擇了自殺。“莉娜之死”在美國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到2015年，美國精神病學會發表了長篇論文，認為×××轉化療法都是無效的。

這之後，時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發布了著名的《莉娜法案》（Leelah's Law），宣布在全國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商業化×××轉換治療。

但是事情並沒有結束，關於×××轉化的爭議，甚至可能才剛剛開始。

廢除是否等於正確？讓人深思的爭議

早在2012年，全球LGBT運動的中心，加利福尼亞州就成為了全美第一個禁止×××轉換療法的州。但隨之而來的並不只是歡呼，還有更多關於平權的爭議。

一些心理醫療和家庭關系咨詢組織認為，全面禁止×××轉化以及類似的服務，事實上是侵害了真正需要這類服務者的合法權利。甚至當時的情況是，一些本來能夠在加州完成的心理治療，必須轉到其他州才能進行。

而隨著《莉娜法案》到來，以及美國精神病學會發布的×××心理幹預相關報告指出類似醫療可能誘發青少年抑郁癥、吸毒、自殺傾向等問題，原本應該接受這類治療的青少年變得無所適從，甚至恐懼接觸心理醫生。

很多心理醫學組織相信，×××傾向中一大部分的來源是童年心理創傷。其中以男童被性侵所占比例最大，這部分人對同性的認同本來就是病理性的。他們需要的也不是“×××轉化”，而是“性取向修復”。通過談話治療和心理矯正，這些青少年完全可以獲得更加符合自己預期的人生。

那麽在×××轉化治療被“一刀切”了之後，這部分人的權利誰來保護呢？

更加富有爭議的，是家長到底是否能夠，甚至“被許可”參與到青少年性取向的轉化或者說修復中。究竟如何判斷性取向病態與常態，這是一個今天心理學和神經醫學還無法解釋的問題。

彩虹旗下也有歧視和陰影，究竟如何調和多數、少數、更少數之間的平權，當然是隱藏在醫療技術背後，近乎無法得到妥善解決的悖論。

回看這個小眾的醫學/心理學問題，長達七十年的祛魅博弈，很容易發現常識在特定時空中是多麽愚蠢；而通往科學與理性的道路上，可能觸碰的社會現實又何其復雜。

在沒有答案的時候，至少直面問題，會是一切解答的開始。

酷刑與平權：×××轉化療法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