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落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
文/裡則林
15歲初中
15歲那年,我們搬進了一個陌生的小區。住得離學校更遠了,出入都要帶門禁卡,這更讓吊兒郎當的我頭疼。
每次走到門口,我就會忽然彎腰直接從欄杆下面鑽過去。這時候,門口保安總會以一副我欠了他八百萬沒還的樣子,讓我出示業主卡,本來無傷大雅的事到了這裡卻讓我莫名生厭。我常常漫不經心地說出門牌號,然後以鄙夷的眼神大大咧咧地離開。我和所有生活優越的少年一樣,不知什麼是尊重。
有一天,我又忘記帶門禁卡,他照常攔住我。我忍不住破口大罵,把平時累積的不爽一併奉還。保安大叔憋紅了臉,禮貌地向我解釋這是規定,我只覺得他就是那種有點小權力就要用盡的小人,嘴裡蹦出兩個字——傻帽,然後徑直走了進去,內心有一種打敗他人之後的暗爽。
某天下午,樓下尖銳的謾罵聲吵醒了午睡的我。一箇中年男人正指著那個保安大罵著,面目猙獰。保安大叔則無助地嘆著氣向四周張望,灼灼的烈日下,穿著制服的他汗流浹背。
原來,他一天要承受許多次這樣的謾罵,而我也是其中一個。
那天我特意帶了門禁卡,還在門口的超市買了兩罐可樂給他。他一開始不肯接受,最後接過可樂放在一邊。自那之後,那個保安每次見到我都對我笑。
春節期間,下著雨,他一個人站在小小的亭子邊,時而擡頭看天,時而往遠處呆望。保安亭沒有電腦、沒有電視,他就這麼一天天無聊地站立著。
這一場景,定格在了我年少的記憶裡。
我想,他一定也有自己的父母、孩子、愛人。原來一個人為了家人,可以這般堅忍地站過一個又一個炎夏與寒冬。
儘管後來多次搬家,但我總能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17歲高中
初中畢業以後,我便離開了父母,在陌生的城市讀高中。
在那裡,我常常三餐不定,有時隨便就在路邊解決溫飽問題。
有個賣山東煎餅的小攤我經常光顧。我記得賣煎餅的大叔有個小男孩,小男孩每天下午六點會準時到他爸爸的小攤。有時在一張塑料凳上面寫作業,有時在玩樹下的小花小草,有時困了就枕著小書包在手推車旁的硬紙板上睡覺,不吵不鬧。
有天晚上我路過那條街,發現那個賣煎餅的小攤被人裡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著——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大發雷霆,指著不小心將麵糊濺到他身上的小男孩的爸爸大聲謾罵。小男孩的爸爸很窘迫,一個勁地道歉。我透過人群看到了小男孩,他被人群包圍著,眼裡滿是驚恐和無助,緊緊地抓住爸爸的衣角。
後來中年男子罵舒服了,終於走了。
人群散後,他爸爸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凳子上——也許是在兒子面前丟臉了,也許是心酸和委屈。小男孩的爸爸摸著小男孩的頭,嘴裡大概說著一些“沒事”之類的話。
我本來想順便多買一個煎餅,走上前卻看見那個小男孩爬到了爸爸的腿上,用小手拍著爸爸的背。小男孩咬著嘴,努力忍著,不讓爸爸看到,雙手不斷交替著擦自己的眼睛。
那一瞬間,我被心酸淹沒。
我想起了我忙碌的父親,我們總是很少交流。哪怕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我也不曾像這般拍拍他的背,說說鼓勵的話——那樣顯得很彆扭。在體恤父母方面,我甚至連一個小男孩都不如。
從那之後,我開始有事沒事打電話回家,我知道,等我長大了,父母就老了。
22歲大學
二十幾歲,我回到家裡的廠實習。我總算開始聽爸的話了,這讓他多少有些欣慰。
在廠裡,我注意到了業務員小胡。他來廠裡兩年了,總是很勤快。我曾經陪他一起出去跑業務,他兩手拎著樣品,在一家家商店屢受白眼,而他只是汗流浹背,保持禮貌地笑著。
那是一次再尋常不過的飯局,他被東北來的客戶一個勁地灌酒,而他還在為大家倒酒、倒茶、遞紙巾、叫服務員、開酒,還有強顏歡笑。那晚,不勝酒力的他醉得一塌糊塗。
我送他回家,順手開了音響,張國榮的《取暖》,他聽著,說上學的時候覺得不好聽,不過出來工作以後就覺得挺好聽的。他轉過臉,看著窗外。路燈投射過來的光一道一道地刷過他的臉龐,天上掛著冰涼的月亮,黑暗裡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他紅脖子紅臉大聲地唱了起來:你不要隱藏孤單的心/儘管世界比我們想象中殘忍/我不會遮蓋寂寞的眼/只因為想看看你的天真/我們擁抱著就能取暖,我們依偎著就能生存/即使在冰天雪地的人間……
他的聲音顫抖、沙啞而壓抑,進而把臉埋在手中,抑制不住地大哭起來……
我什麼也沒說,只是把他送到家。他紅著眼睛,開啟小區花壇邊的水龍頭,雙手捧水用力地搓著臉,然後挺直腰桿,用紙巾把一臉的水擦乾,咳了兩下,深吸一口氣,對我笑了笑,問:“還看得出來嗎?”我說還好,我知道他老婆還在等著他。
這一刻,我既為他心酸,又為他感動。我想他馬上就要回到那個簡陋卻溫暖的地方了,他的脆弱不會讓自己的老婆看到,他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作家劉亮程曾說過:“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那些生命中的陌生人,如果我可以和他們一樣,為了親人而忍耐那些劈頭蓋臉的風霜雨雪,忍耐所有世事艱險,然後依舊堅持,依舊感恩,依舊奮鬥,也許那樣的男人,才算是真正的成長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