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919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北大32年46年典禮48年容忍與自由 (公號回覆“胡適1919”下載PDF資料)
胡適1919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北大32年46年典禮48年容忍與自由 (公號回覆“胡適1919”下載PDF資料)
秦隴紀 知識簡化 今天
知識簡化導讀：說起胡適，不乏其名作，這裡分享他1919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32年北京大學畢業講話；1946年北京大學開學典禮演講；1948年容忍與自由，共計四篇代表作。我國知識分子、大學歷來缺乏推動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前進的基因和能力。時至今日，教育邊界止步於文字書面、思想意識的說教和考試。
胡適1919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北大32年46年典禮48年容忍與自由(16752字)目錄
A胡適1919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2621字)
B胡適1932年：1932年6月給北京大學畢業生的講話(4001字)
C胡適1946年：北京大學1946年復員後10月10曰北平開學典禮講話(5444字)
D胡適1948年3月20曰晨，一生思想精髓：容忍與自由(3574字)
E胡適、蔡蔣、孔孟、老聃之思想精髓：容忍並問道(701字)
現在學子們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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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919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北大32年46年典禮48年容忍與自由(16752字)
胡適(1891.12.17—1962.2.24)，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學校長，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錯過胡適，中國錯過了一百年。畢“百年之功”於“百日維新”誠不可信，但
A胡適1919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2621字)
胡適1919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文|胡適，原載1919年7月20日《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二，知識簡化20180909Sun
本報(《每週評論》)第二十八號裡，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麼？”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訊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主義來欺人。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鄉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裡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個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有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許可權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伕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訣。”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麼談主義的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甚麼樣的結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科，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子了。
民國八年七月。(原載1919年7月20日《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二)[2]
B胡適1932年：1932年6月給北京大學畢業生的講話(4001字)
胡適1932年：1932年6月給北京大學畢業生的講話
文|胡適，選自《胡適文存》第4集第4卷，知識簡化20180909Sun
這一兩個星期裡，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在這個困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兩個典故都出自通俗小說(《西遊記》和《三國演義》)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閒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人生的道路上滿是陷阱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慾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裡，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著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慾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裝置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餬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此段講社會往往不能給我們做學問的環境。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裡，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你在那俘虜牢獄裡，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此段講理想容易幻滅，人便甘心為現實奴役。
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慾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麼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一一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認是“問題中人”而非“學術中人”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為”的求知識了。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可惜當時青年人最大的問題是養家餬口，生存都是難題，遑論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撙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傢俬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地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定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裡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裡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所從事的職業往往並不能滿足個人的志向，如果這份職業既輕鬆又賺錢，那麼胡適的建議倒也不錯。但當時的情況是“畢業即失業”，職業尚無，哪裡能有“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餬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思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玩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凡一個人用他的閒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麻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S.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祕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佔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有了這種心愛的玩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譯"費希特"，社科院哲學所樑志學先生譯有《費希特選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菲希特死的時候(1814)，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現實往往是勞而無獲，因此理想也就喪失，心靈也就麻木了。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裡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地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
這個例子無數次地被胡適用來證明“科學可以救國”，但是當時中國的現實是殘酷的，連一張平靜的書桌都放不下，哪裡還能指望“科學”能救國!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裡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一)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二)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菌在生物體中的發展；(三)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它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夠永遠有這樣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選自《胡適文存》第4集第4卷)[3]
C胡適1946年：北京大學1946年復員後10月10曰北平開學典禮講話(5444字)
胡適1946年：北京大學開學典禮講話
文|胡適，選自杭州《浙江日報》1946年11月1日、2曰、3曰連載，知識簡化20180909Sun
(這是北京大學1946年開學典禮的通訊報導。原在杭州《浙江日報》1946年11月1日、2曰、3曰連載。其中記錄了胡適校長在北京大學1946年復員後10月10曰在北平的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三十五年雙十節的上午，國會街北大第四院裡面聚集了二千多學生，有些在看北大復員學生所貼的標語和《復員通訊·開學特刊》，像《擁護胡校長髮揚北大傳統精神一一學術研究自由，思想言論自由》，《不分臨大輿聯大，北大同學是一家》，《打破士大夫階級的可怕的冷靜，替老百姓宣洩千年以來積壓在統治階級下的苦情與怨恨》，《紀念雙十節要加倍努力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開學特刊》是貼在六張大桌板上，排立在高大的柳蔭下。一共有下列四篇文字：《迎接這新的日子》，對學風問題有深刻的討論，《讓我們攜起手來走向中國的黎明》，《歡迎胡校長》，《雙十節感言》。讀者之中以臨時大學補習班分發來北大的同學最多。他們以期望的心情讀著民主戰士的牆報。他們曾經在一封公開信上說：“我們等待著你們，……嚴冬中等待拿火把的人……你們帶著溫暖來了，你們更帶著勇敢，帶著堅毅，帶著自由的精神來了。……是你們給這古城的垂危心臟裡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是你們使它年青，使它的脈搏活躍，……現在我們謹以青年人的熱情和正直歡迎你們，追隨你們……”
九點五十五分鐘，記者隨著鈴聲進入禮堂。那是舊眾議院的會議廳。講臺上已經坐有胡適校長和法學院長周炳琳，白髮蒼蒼的文學院長湯用彤，祕書長鄭天挺，訓導長陳雪屏，教務長鄭華熾，長鬍子的越乃搏先生(經濟系主任)，楊振聲教授，聞家駟教授等三十多位。正廳，樓廳和樓廂上坐滿了二千多位同學。胡先生穿著藍長衫和黑馬褂，戴著全絲眼鏡。他對著擴音機說：“各位先生，各位同學，今天我們開學，舉行最簡單的開學儀式，這是北大向來的傳統習慣一一開學簡單。”
這時先生關了擴音機說：如果聽不見再用上吧!於是繼續著說：
“今天我們沒有什麼隆重儀式，我個人來與同學說幾句家常的話。北大的歷史，先生們都已知道，然而新來的教授和同學或許不很清楚。
“北大今年是四十八歲，還不夠五十，這四十八年是中華民國的多難之秋，常常開不成學、回憶四十八年的歷史，不無可紀念的地方，我現在將北大的歷史分作幾個時期來說。
“第一個時期，是北大的開創時期，從戊戍到民國五年，從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是稱為京師大學堂，甚至被認為官僚養成所，那時參加學術的人都是文化人，北大已經是當時的文化中心了。第一次革命時，北大學生有響應的思想，也有響應的傳單。民國三年，二次革命也有響應的傳單與思想，所謂官僚養成所者已引起了滿清政府與袁世凱政府的注意。幾有解散的危險，假使沒有老輩幫忙的話，北大是早就解散了。
“第二時期是革新時期，自蔡先生民國五年來北大，到國民革命時代，十一年中可算是北大的革新時期。蔡先生的言論詩文，你們都已讀過。同事中也有不少是北大的學生。蔡先生的文章是不帶情感的，不善於說話和吶喊，寫文章很少三五百字以上的長章。我們和他同事過，知道先生大公無私的精神，致力為學術的目標。
“那時候來的新人組織的委員會，剝削了校長的權力，尤其是用人權。組織聘任委員會，負責聘請教員的事。校長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員審查資格，合則留，不合則退。我舉這例子表示蔡先生確能作領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關於剝削校長權力的提議，他說：胡先生提不好，還是我自己提吧!因此能從全國物色人才，民國五年到十六年，包括五四時代、文學運動、思想革命，北大都享有很大的名譽。但是我們現在回憶起來，感覺在蔡先生領導之下，人才並不夠多。那時的北大轟動了全國，同時，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經數次辭職到歐美去休息。
“我們前任校長蔣夢麟先生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學生，以教育家的資格來長北大，蔡先生大遭政府和軍人的猜忌，常以蔣先生的幫助，渡過很大的難關。北大從此被確認為全國學術思想的中心，然而，當事者亦感覺人才不夠，到國民革命的前夕，重要教職員學生都不能站在革命的前線，犧牲在軍閥之下的頗有人在。
“第三個時期可以說是過渡時期，國民革命雖然成功，軍閥勢力仍然存在。蔡先生此時有志整頓北大，但是政客們不容許這樣做，他們想將北大掌握過去，將北大作為政治的工具。結果北大從十七年起等於沒有了，變成北平大學區中的一個學院。舊同學奔走呼號恢復北大，那時我們在上海。我說學校不能夠永遠不死，一個學校的名字雖然沒有了，然而既有一段歷史就不能被取消或埋葬的。就像歷史上的人物不能不死一樣。一定要恢復的話，就要把北大做的更好，所以那時候的覆校運動並不對學校員責人感到興趣。這是從民國十六年到二十年的時候，可以說是北京大學差不多沒有了的時期。
“第四個時期，是北大的中興時期，蔣先生辭去了教育部長來任北大校長。我那時正因辦編譯委員會的事情北上，在浦口聽到蔣先生被迫辭去部長的職務而回家的訊息。傅先生和中外學者朋友都覺得應該請先生回來，大家協力助整北京大學。那時侯，北京的教育界真是烏煙瘴氣。北平的校長不願到北平之外，到全國去請教員，只是在機關裡請人兼課，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點鐘課的，兼三四處課的教授、主任、院長。而有系統的缺課法被髮明，每週缺一處的課，像本週缺師大的，下週缺華北的，再下週缺北大的。蔣先生來了，找了百萬基金來維持北大，利用中華教育基全，設廿二研究講座，整個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這不能不說是蔣先生的偉大領導。不知者不能瞭解，當事者知道北大的中興時期是蔣先生和現任文法各院長和各位基本教授所造成。蔣先生以大公無私之精種，從全國聘請人才。蔣先生請劉樹杞先生主持理學院，請周炳琳先生主持法學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頓之權。當時文學科因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學院的徹底。蔣先生說：‘適之你做請新人的好事吧!去舊的惡事讓我去做，你做院長新人由你去聘。’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學提起。不要忘記前校長在中興時期的偉大貢獻和偉大領導。民國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北大開學了，經九月之籌備，一日而恢復了北大的光榮，甚至比過去更為光榮，至少理科法科更為充實。開學時大家真高興，不幸第二天就起了九一八事變。那時候起到七七事變的民國二十六年，這七年是北大的中興期，也是北大最困難的時期，現在在座諸位舊同事是知道的，打到熱河、長城，離北平朝陽門只有三十里了，教育文化機關紛紛將東西南遷。蔣校長堅決地主張北大不應該搬，絕對不搬一件東西，一本圖書。不然北大就不能繼續做研究工作。因為不搬而得偷來時間努力，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功夫，安心做了四年的工作，那時候省下錢來，蓋房子，造了三大建築、地質館、新宿舍、新圖書館，但並沒有向政府增一錢的預算。造房子安定了人心，他們以為蔣先生一定是有內線的，非但不遷而且添蓋房子，大概局勢是不要緊的吧!大家充分地利用了蔣先生給的時間，因此北大進步得很快。
“第五個時期，是抗戰開始以後，局面變化得太大，北大放棄了北平，在南京籌備第一個臨時大學，這可說是流亡時期，清華北大南開成立聯合臨時大學。起初遷長沙，一年以後要遷雲南的昆明，奉昆明八年稱為西南聯合大學。對於這一時期，在座許多北大的同事和同學從昆明來的，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為我並沒有參加這一時期，我從外面看去覺得至少有兩點偉大值得提的。一、在艱苦的環境中奮鬥，在極困苦中做研究的工作，使得未受苦的人起了百分之百的敬意。兄弟在國外聽到教授洗馬桶、抱孩子、煮飯，甚至於教授太太擺小攤賣東西以補助生活，我真是逃避了現實，不配來談這段北大重要的歷史。二、是合作精神。各校淪陷後紛紛遷往內地，組織了不少臨大和聯大，八年中只有西南聯大能夠支援到勝利，合作了八年。且看最近的三校聯合報考和遷校的合作。這點合作精神，不能不說是北大領導之功。蔣先生說合作是不容易的，要辦只有北大老大哥讓清華南開去出鋒頭。所以選張伯苓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長，對外就是聯大校長。八年抗戰和二年的復員，凡是可以出鋒頭的地方，都是讓他們去的，這種合作精神是很值得崇敬的，憑著這，我相信能夠建立新的基礎。
“我們現在不敢說，‘新北大’、‘大北大’然，北大是可算新的，因為抗戰時期北大已經消納於聯大中，除了在精神上還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北大人。
“勝利復員之後，人數是大大的增多了。現在報告北大的人數：從聯大復員來的七百五十九人，從臨時大學補習班分發來的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年級新生和試讀生四五百人，第二是工學院北平區新生九十二人，全國七區招術先修班新生六百八十六人，醫學院試讀生七人，總計是三千五百一十四人。工學院南京區新生、濤暘區新生還未發榜，此外加上青年軍讀讀生，以及抗戰有功將士的子女和其它政府分發來校的，總計大概要超過四千名，比起聯大來還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從前抱殘守缺地只設文法理三院，現在加醫農工三個學院，這局面實在很大，(記者紛紛上前攝影)我們覺得責任和前途也正很大。希望不必說得太高，理想也不要成為夢想，今天我們覺得困難還很多，可是我們的財產，精神的財產，物質的財產都不少，精神上有蔡蔣二位先生的傳統，三十年來蔡先生的儀風，自由講爭獨立研究的精神，加上抗戰八年之中吃苦耐勞的精神，我們更不要忘記教員在淪陷期間的奮鬥，如軍事教官白雄給敵人捉去重刑拷打而不屈不撓，敵人亦無可如何，的確是北大精神的表現，我現在代表北大來謝謝白先生(白先生起立，在大家鼓掌聲中坐下)。還有孟心史先生、馬幼漁先生、錢玄同先生皆在淪陷期間替中國保全了清白和忠貞而逝世了。還有許多職員冒種種困難替學校保留財產。有一位同人抱了蔡先生的油畫像回來說，他在多年困難中收藏了這張像片，我看了不禁流淚。還有一位祕書冒極大的危險將研究所有的古物帶到上海香港轉運美國。又如沈兼士在輔仁大學作地下工作，後來隱藏不住冒險到內地。這是八年中的吃苦和堅忍的精神遺產。至於物質遺產，北大在國立和私立大學之中是最有點基礎的。這裡第四院的十一萬冊圖書，一本都沒有損失，北大圖書館五十萬卷國書亦未毀壞。儀器方面，雖毀去一些，但大體上還很有基礎。農學院是新設的，醫學院我在這裡可以替北大登登廣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說，在全國不說第一，至少佔第二，人才方面都選全國最好的人才擔任，裝置方面在國內恐怕只有上海醫學院和中大醫學院差可相比。憑這種人才和裝置，我們應不悲觀，我們可以鼓勵作小小的夢想。
“我希望大家把學堂當作學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使先生學生在學術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貢獻吾人最大的貢獻。這樣的理想不能算誇大，不能算夢想。
“至於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學府，我想有兩方面，可以提供給先生批評，給同學考慮。
一、提倡學術研究：望先生攜學生多做研究，做獨立的創見，做Independent 0rinal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對此精神作高深的學術研究。
二、對於學生，希培養成能夠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夠獨立的研究、獨立的思想。這一方面是研究學問，另一面是做人。外面貼著歡迎我的標語，這‘自由思想，自由學術’，為什麼不說‘獨立思想’呢？我用‘獨立’，因為獨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向來的傳統是如此，思想當然自由，學術也當然自由，不用再說，而獨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自由是對外界束縛的，北大三十年的傳統，並沒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學士的研究，自由當作當然的信守。什麼是獨立呢？‘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這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傍門戶，不依賴別人，不用別人耳朵為耳朵，不以別人的腦子為腦子，不用別人的眼睛為眼睛，這就是獨立的精神。學校當然給你們自由，然獨立是靠你們自己去爭取的。
“最後，對同學們說，我是無黨無派的人，希望學校也成無黨無派的。這意思不是說個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樣，我們可以信耶穌，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學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參加政府黨的左派右派甚至其餘各黨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說學校只承認各人是學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絕不因學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視，但同時希望個個學生教授把學校當作學校，當作你們的母校，求學問和研究學問，求知做人和訓練做事的機關，不要使得學校慚愧，這是老生常談；我再說句老生常談的話，古人說活到老學到老。我五十六歲才覺得這話意義真深刻，我們若忘了自己是學生，我們會把事情把問題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評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這是武斷，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八十五六歲了還在做學生，當初學農，後來學文學、哲學以及政治、經濟、教育，文學史和歷史，但今天我還是學生。我說對政治不感興趣，昨天安徽同鄉問我安徽主席是誰教育廳長是誰，我皆的確不知道，的確我還未曾學到。人家說我作一年半載小學生是逃避發表意見嗎？是客氣嗎？在我的確希望對政治問題和其它一切問題上永遠保持學生的態度。我送諸君八個字，這是與朱子同時的哲學家文學家，作《東萊博議》的呂祖謙先生說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資格把這八個大字，送給諸位。”(掌聲四起)
胡先生請臺上各位師長髮言，大家都辭謝了，這時先生已經說了一個多鐘頭的話，因向同學道歉，並宣告開學典禮告成。(掌聲)
大家在禮堂外面，排成圓形攝影留念。
於是各位教授乘著汽車出了北大四院的鐵門，臨大補習班的同學也紛紛在取腳踏車，有些聚集在柳蔭下讀牆報。[4]
D胡適1948年3月20曰晨，一生思想精髓：容忍與自由(3574字)
胡適1948年：容忍與自由
文|胡適，選自劉紹唐主編《胡適選集·雜文》２２７-２３３頁，知識簡化20180909Sun
十七、八年前，我最後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耐兒大學的史學大師布林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我們談到英國文學大師阿克頓(Lord Acton)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寫成他就死了。布林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林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我十七歲的時候(一九Ｏ八)曾在《競業旬報》上發表幾條《無鬼叢話》，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西遊記》和《封神榜》的，我說：
《王制》有之：“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排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
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道”態度。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無神論者，所以發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要實行《王制》(《禮記》的一篇)的“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一條經典!
我在那時候當然沒有夢想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後(一九二三)會很熱心的給《西遊記》作兩萬字的考證!我在那時候當然更沒有想到那個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後還時時留心搜求可以考證《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想《王制》那句話的歷史意義。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這樣的：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沒有懂得這一段話的“誅”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學術、新信仰、新藝術的經典的根據。我在那時候抱著“破除迷信”的熱心，所以擁護那“四誅”之中的第四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我當時完全沒有夢到第四誅的“假於鬼神……以疑眾”和第一誅的“執左道以亂政”的兩條罪名都可以用來摧殘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當時也完全沒有注意到鄭玄注裡用了公輸般作“奇技異器”的例子；更沒有注意到孔穎達《正義》裡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故第二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故第三誅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誅，要“殺”《西遊記》《封神榜》的作者。那時候我當然沒有想到十年之後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就有一些同樣“衛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誅，要“殺”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年我要“殺”人，後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一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敘述五十年前主張“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故事，為的是要說明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我到今天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我不信有一個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靈魂不朽的說法。但我的無神論與共產黨的無神論有一點根本的不同。我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夠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共產黨自己主張無神論，就要消滅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絕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態度了。
我自己總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能容忍我在國內和國外自由發表我的無神論的思想，從沒有人因此用石頭擲我，把我關在監獄裡，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燒死。我在這個世界裡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與自由。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我的容忍度量是可愛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總覺得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誠心的諒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誠心的容忍並且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
* * *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個宗教團體總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錯的，必定是異端，邪教。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試看歐洲的宗教革新運動的歷史。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約翰高爾文(John Calvin)等人起來革新宗教，本來是因為他們不滿意於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種種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歐北歐勝利之後，新教的領袖們又都漸漸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許別人起來批評他們的新教條了。高爾文在日內瓦掌握了宗教大權，居然會把一個敢獨立思想，敢批評高爾文的教條的學者塞維圖斯(Servetus)定了“異端邪說”的罪名，把他用鐵鏈鎖在木樁上，堆起柴來，慢慢的活燒死。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這個殉道者塞維圖斯的慘史，最值得人們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運動原來的目標是要爭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爾文和他的信徒們居然會把一位獨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燒死呢？何以高爾文的門徒(後來繼任高爾文為日內瓦的宗教獨裁者)柏時(deBeze)竟會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條”呢?
基本的原因還是那一點深信我自己是“不會錯的”的心理。像高爾文那樣虔誠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確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筆確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見還會錯嗎？他還有錯誤的可能嗎？在塞維圖斯被燒死之後，高爾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一五五四年，高爾文發表一篇文字為他自己辯護，他毫不遲疑的說：“嚴厲懲治邪說者的權威是無可疑的，因為這就是上帝自己說話。……這工作是為上帝的光榮戰鬥。”
上帝自己說話，還會錯嗎？為上帝的光榮作戰，還會錯嗎？這一點“我不會錯”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沒有錯誤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見就是“正義”，反對我的人當然都是“邪說”了。我的意見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對我的人的意見當然都是“魔鬼的教條”了。
* * *
這是宗教自由史給我們的教訓：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同樣的感覺到不容忍是常見的，而容忍總是很稀有的。我試舉一個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們在《新青年》雜誌上開始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我曾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我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當時看了就覺得這是很武斷的態度。現在在四十多年之後，我還忘不了獨秀這一句話，我還覺得這種“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態度是很不容忍的態度，是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我曾說過，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著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四八、三、十二晨(劉紹唐主編：《胡適選集·雜文》２２７-２３３頁，傳記文學社印行，臺灣，１９７０年８月版)[5]
E胡適、蔡蔣、孔孟、老聃之思想精髓：容忍並問道(701字)
秦隴紀2018年：胡適、蔡蔣、孔孟、老聃之思想精髓：容忍並問道
文|秦隴紀，知識簡化20180909Sun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文化名人層出不窮，存世作品百讀不厭、富有教育啟迪作用。弊以為胡適、蔡蔣、孔孟、老聃之思想精髓，可概括為“容忍並問道”，他們是一脈相承的。容忍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特徵，對生存、生活，對侵略、敵人，對統治、壓榨，都始終在容忍，這是一種偉大民族才有的優良品質，保證了可以緩衝小人、統治者、敵人帶來的短暫影響。但也有弊端，容忍使得社會文明程序不會很快，始終是漸進發展的，有很強的穩定性。
這些歷史名流，他們不但懂得這個道理，更加知道在生存之外，還需“問道”——追尋文明進步、啟迪民眾前進。這往往是教育者的責任，但往往不會是商賈和官府的所愛，他們一個追求錢財、一個追求管治。時間過去了幾千年，大體上，還是推進文明發展的人極少，混日子的人居多。
現在學子們依然如故
現在的學子們和教師，平時腦袋裡都是課程，對現實問題缺乏關注。教育體系有的只是課堂課本，並無現實自然生活時事科技之討論和研究。學生上學就被圍牆完全圍住，以為全世界只有課本上寫的和老師講的那些學問，每天雲裡霧裡，海闊天空，對人間的東西都看不慣，弄得一個個好端端的孩子，畢業後一副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出門見了大爺都不知道打招呼。因此，一談到現實問題，他們就照本宣科，讓人覺得循規蹈矩，僵化教條，這就是“左”。甚至於參加工作，多數工作單位亦是如此，很多情形都是教條、粗暴、無情、簡單辦事，沒有應該有的擔當和做法。
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是背誦和掌握書本知識就夠了嗎？值得深思。
-END-
參考文獻(818字)
1. 愛思想．胡適．[EB/OL]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zhuanti/132.html，訪問日期2018-09-09．
2.胡適．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載1919年7月20日《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二)．[EB/OL]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84.html，2004-08-20．
3.胡適．胡適：1932年6月給北京大學畢業生的講話(選自《胡適文存》第4集第4卷)．[EB/OL]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725.html，2010-05-18．
4.胡適．胡適：在北京大學1946年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這是北京大學1946年開學典禮的通訊報導。原在杭州《浙江日報》1946年11月1日、2曰、3曰連載。其中記錄了胡適校長在北京大學1946年復員後10月10曰在北平的開學典禮上的講話。)．[EB/OL]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86830.html，2015-04-18．
5.胡適．胡適：容忍與自由(四八、三、十二晨，劉紹唐主編：《胡適選集·雜文》２２７-２３３頁，傳記文學社印行，臺灣，１９７０年８月版)．[EB/OL]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94.html，2004-08-22．
x.秦隴紀．資料簡化社群Python官網Web框架概述；資料簡化社群2018年全球資料庫總結及18種主流資料庫介紹；資料科學與大資料技術專業概論；人工智慧研究現狀及教育應用；資訊社會的資料資源概論；純文字資料溯源與簡化之神經網路訓練；大資料簡化之技術體系．[EB/OL]資料簡化DataSimp(微信公眾號)，http://www.datasimp.org，2017-06-06．
胡適1919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北大32年46年典禮48年容忍與自由 (公號回覆“胡適1919”下載PDF資料，歡迎轉發、讚賞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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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胡適1919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北大32年46年典禮48年容忍與自由。(公號回覆“胡適1919”、文末“閱讀原文”可下載3圖19k字12頁PDF)藍色連結“知識簡化”關注後下方選單項有文章分類頁。作者：胡適。來源：胡適文存等書、資料簡化社群秦隴紀微信群聊公眾號，引文出處請看參考文獻。主編譯者：秦隴紀，資料簡化社群、科學Sciences、知識簡化新媒體創立者，資料簡化OS架構師、C/Java/Python/Prolog程式設計師，IT教師。每天大量中英文閱讀/設計開發除錯/文章匯譯編簡化，時間精力人力有限，歡迎轉發/讚賞/加入支援社群。版權宣告：科普文章僅供學習研究，公開資料©版權歸原作者，請勿用於商業非法目的。秦隴紀2018資料簡化DataSimp綜合匯譯編，投稿合作，或出處有誤、侵權、錯誤或疏漏(包括原文錯誤)等，請聯絡[email protected]溝通、指正、授權、刪除等。歡迎轉發：“資料簡化DataSimp、科學Sciences、知識簡化”新媒體聚集專業領域一線研究員；研究技術時也傳播知識、專業視角解釋和普及科學現象和原理，展現自然社會生活之科學麵。秦隴紀發起未覆蓋各領域，期待您參與~~ 強烈譴責超市銀行、學校醫院、政府公司肆意收集、濫用、倒賣公民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單位家庭住址、生物資訊等隱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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