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蒂姆 · 哈福德，深受讀者追捧的著名的臥底經濟學家，被譽為“當前幽默的生活經濟學大師”。他主筆的“親愛的經濟學家”專欄已成為《金融時報》關注度極高的專欄之一，在專欄中，他用前沿的經濟學理論為讀者五花八門的疑問和牢騷提供輕鬆詼諧的經濟學解讀。

“我周圍的一切都必須乾淨、整齊。我無法忍受絲毫的混亂。”

破窗效應和胃潰瘍告訴我們：將整潔奉為信仰是錯誤且危險的。

如果你試圖通過壓制、簡化等方式控制一個複雜的系統，到頭來可能發現，這些看似微不足道、被簡化的部分，實際上對整個系統的運作至關重要。

混雜能夠使自然存在的系統（比如森林，或者人類的身體）更加健康、更具多樣性，那麼對於人為製造的系統，如我們的居住區、城市和國家，是否同樣有益呢？

作家兼城市規劃大師簡 · 雅各布斯（Jane Jacobs）曾在其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Cities）一書中指出，我們生活的地方應該具有多樣性。雅各布斯在書中描寫了位於紐約西區格林尼治村的哈得孫街，這也是她生活的地方，她將街上居民的生活比喻成芭蕾舞。

“這裡的生活像是一支芭蕾舞，它構成了城市的一道亮麗風景，”雅各布斯寫道，“我說的可不是那種集體芭蕾，每一個人都在同一秒踢腿、旋轉或跳躍。我說的是那種比較複雜的芭蕾舞，每一位舞者的舞姿都各有特色，卻又彼此呼應。”

辦公室、商店和工廠的共同存在是讓街道告別單調的方法之一。雅各布斯提出還有一種塑造街道多樣性的方法——融合新老建築。還記得麻省理工學院的 20 號樓嗎？它周圍全是巨集偉壯麗的高樓大廈，然而20號樓誕生的奇蹟卻足以讓它們羞愧。

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雅各布斯就對伯明翰讚不絕口，但當時的讀者都不理解，在他們眼裡，伯明翰亂糟糟的，毫無吸引力。

1994年，雅各布斯提出這一觀點的30年後，經濟和政治學家安娜利 · 薩克森寧（AnnaLee Saxenian）對比分析了兩個著名的技術叢集，矽谷和波士頓的“128公路”高新技術區。128 公路一度被譽為世界領先的高新技術中心，卻逐漸被後起之秀矽谷全方位碾壓，現在的它只不過是一條碎石瀝青公路罷了。

薩克森寧發現 128 公路沿線的科技公司，如王安計算機公司、雷神公司和太陽微系統公司，雖然在業內數一數二，但是整體研發範圍還是比較狹窄。矽谷則不一樣，它更像一個大雜燴。結構單一的 128 公路在發展之初相當成功，就好比德國的“科學造林”。但是隨著技術的日新月異，128 公沿線路的公司難以適應，要麼倒閉，要麼在矽谷的陰影之下舉步維艱。

越來越多的資料表明經濟的多元化對健康的經濟體來說至關重要。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物理學教授塞薩爾 · 伊達爾戈（Cesar Hidalgo）繪製了一套地圖，揭示了隱藏在不同經濟體之下的產業結構。由於能夠蒐集到的城市層面的資料有限，所以這些地圖是有關整個經濟體的。

伊達爾戈的地圖看上去像一張蜘蛛網，連線著不同產品叢集和它們的子叢集。通過這些地圖，我們可以判斷哪些產品需要的技術是相似的，如手提包和皮鞋，哪些產品需要的技術是不同的，比如時鐘和醫療裝置。

伊達爾戈發現多元化的經濟體、複雜的經濟體和富裕的經濟體之間聯絡緊密。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出口高技術含量的複雜產品，那麼它的產業結構一般都比較多元化，也就是說它也能夠出口一些技術含量不高的簡單產品。如果一個國家能夠製造的簡單產品種類繁多，一般來說，這個國家也能生產一些高精尖產品。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出口的產品種類本來就少，這些產品的技術含量一般就比較低了。

多元化和複雜性往往是攜手並行的。就拿荷蘭來說，作為一個複雜的經濟體，阿根廷能生產的東西荷蘭基本都能生產——根據伊達爾戈提供的最新資料，阿根廷出口產品中的 94% 都能在荷蘭買到同類的，從精煉石油到發動機零件再到鮮花，不一而足。而荷蘭出口的很多產品阿根廷卻無法複製，如計算機。

近幾十年，經濟學家終於開始醒悟，傳統的理論可能行不通了。俗話說，“通百藝即無一長”，導致我們以為與其什麼都嘗試，不如選擇一兩個領域爭取達到精通，只有將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發揮到極致，才能取得更高成就。這話用在個人身上也許還行得通，但是萬萬不可用來指導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的發展。多元化的經濟體才更有可能在其涉足的多個產業中做到優秀。在這個不可預測的世界裡，只有多元化的經濟體才能形成韌性，實現長久而穩定的繁榮。

雅各布斯的遠見吸引了無數粉絲，專業化和多元化之爭，後者似乎已經取得了勝利。但是正如雅各布斯所言，一個國家在通向多元化的道路上面臨兩大障礙。

第一大障礙和人類天性有關。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們都喜歡和自己相似的人打交道，這一天性很難磨滅。1976年吉米 · 卡特（Jimmy Carter）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住在出現“壓倒性選票”的縣郡（要麼以超過20%的優勢獲勝，要麼以同比例落敗）。換句話說，這些縣郡的居民們政見趨於一致。而到了2012年總統選舉期間，居住在此類縣郡的美國人超過了總人口的50%。

第二大障礙來自官僚主義，它比第一個障礙好對付。從政府出臺的城市規劃的相關法律法規就可以看出，官僚主義明顯更偏愛整齊的城市，最好每個區域之間互不干擾。

過度的城市規劃還會造成社會分裂。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協會的喬納森 · 羅思韋爾（Jonathan Rothwell）表示，如果政府機關不允許在高檔住宅區附近修建經濟適用房，將會進一步加劇已經存在的種族和社會不平等現象。

但是，這種近乎偏執的審美對生活和工作在這個城市的人來說卻是一個災難。在魅力四射的城市，新老建築必定相得益彰，居民區、辦公區和商鋪相互交織，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大家都和諧地居住在一起。正是這種表面的混雜讓一個城市充滿創意，更重要的是，經受住歲月的洗禮。

當然，並不是每一種混亂都是可愛的。2010年春，荷蘭烏得勒支火車站的清潔工集體罷工。這個火車站的客流量很高，沒有了清潔工，這裡很快變成了一個大型垃圾堆，地上到處都是報紙、食品包裝盒等垃圾。也許這種髒亂對城市生活有某種積極影響，但至少目前還沒人說得清。有趣的是，我們總是本能地高估一個乾淨、整齊的環境對我們的積極影響。

混亂會引誘我們給這個世界和生活在這裡的人貼上狹隘的標籤，它讓我們變成可怕的種族主義者。斯塔佩爾和林登伯格提出應對措施：“要阻止這一惡果，我們必須及時發現環境當中的混亂，及時清理恢復整潔。”聽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很有趣的樣子。混亂好像真的對我們不利，它讓我們對陌生人充滿不信任，把我們變成種族主義者。於是我們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環境乾淨整潔，這樣我們就能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不是所有的混亂都是可愛的，整潔的車站肯定比又髒又亂的車站更舒服，清潔工的存在必不可少，但是一個整潔的火車站絕對不會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

1982年，犯罪學家喬治 · 凱林（George Kelling）以及政治科學家詹姆士 · 威爾遜（James Q.Wilson）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破窗效應”這一理論。威爾遜和凱林認為，如果一個住宅區開始顯示混亂的跡象而居民卻聽之任之，那麼這個住宅區會越來越糟糕，最終淪為犯罪的溫床。此理論的誕生也是因為人類高估了一個整潔的環境的作用。

凱林和威爾遜的分析似乎頭頭是道，“破窗效應”成功引起了紐約警察局的重視，於是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紐約警察特別留意公共場所中那些混亂、異常的跡象。也是在同一年代，紐約的犯罪率下降了。不過，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引起了巨大爭議。

其實，“破窗效應”只是表面看上去有理，它存在一個漏洞。事實上，一旦我們深入研究“破窗效應”所謂的事實依據，就會發現這些依據非常脆弱。過於高估“破窗效應”還會帶來其他問題。如果我們發現自己居住的區域出現了混亂，我們便會主觀放大這種混亂。

如果我們想判斷一個地方的居民是否對其居住環境滿意，與其看那裡的街道是否整潔乾淨，還不如去分析此地居民的種族和收入狀況。人們總是主觀地認為富有的白人社群就是比貧窮的黑人社群整潔，儘管事實往往並非如此。

我們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德國修建了很多集中營迫害猶太人。然而，在戰前，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就已經開始了，只不過方式不一樣：猶太人不斷被德國的反猶太人士攻擊、羞辱。凡是有猶太血統的學者的事業都毀於一旦。他們當中比較優秀的逃到了包容性更強的英國和美國。隨著優秀學者的出逃，德國的科學發展受到了沉重打擊。儘管德國有強大的工業基礎，它依然無法跟上美國和英國科技進步的步伐。德國在迫害猶太人的時候，其實也是在迫害整個國家。

最近，經濟學家費邊 · 瓦爾丁格（Fabian Waldinger）研究了種族虐殺給德國造成的影響。當時不同大學、不同院系遭受人才損失的程度不一樣，以希爾伯特所在的哥廷根大學為例，其數學系失去的猶太裔研究人員佔整個部門的60%，而化學系幾乎沒有人才流失。通過對比分析，瓦爾丁格便能夠計算人才流失（比如，10%或50%的人才流失）對一個院系的影響。不僅如此，瓦爾丁格還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炸彈轟炸教學辦公室和實驗室等對大學發展的影響，結果他發現，猶太裔人才流失對學科發展的影響比炸彈更嚴重、更深遠。納粹黨對血統的追求以及對猶太人的迫害給德國在讀博士的科研工作帶來了永久性的傷害，因為這些學生失去了最優秀的導師。沒有了種族的多樣性，德國的大學再也無法重現昔日輝煌。

希特勒曾雲淡風輕地說：“接下來幾年，別指望德國的科學研究有任何進步，我們不想接受也得接受。”希特勒沒有意識到科研停滯不前會給德國造成多麼深遠的影響。無論在哪個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也好，21世紀也好，科技對一個國家都非常重要。

納粹的大清洗政策已被證明無異於自我毀滅，現代社會則以一種更精細、複雜的方式調和著社會對於異族的恐懼。

具有現代思維的人早已明白多樣性是韌性和適應能力的基礎。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清楚，單一和純粹並不是一件好事，對德國的“科學造林”也會嗤之以鼻，也明白並不是所有細菌都是身體的敵人。但是，雖然道理都明白，但是做起事來卻總是犯渾。當醫生告訴我們，我們的身體輕微感染了細菌需要服用抗生素時，我們基本不會告訴醫生“如果不是很嚴重，我不想服用抗生素”。相反，很多感染病毒的病人會主動要求醫生給自己開抗生素，這樣他們才能心安，殊不知抗生素是治療細菌而不是病毒的。如果城市規劃部門拒絕我們擴建自住房的要求，我們會滿腹牢騷，但是我們卻不能容忍住宅區及附近存在店鋪、餐廳、辦公室或輕型工業區。

不僅如此，我們還懼怕外來人口。許多發達國家的移民政策都比較保守，這些國家拒絕移民的理由僅僅是因為他們出生在世界上的另一個地方，而這裡的居民居然還為這種政策感到欣慰，他們認為寬鬆的移民政策會給自己的國家帶來太多麻煩，會讓局面失去控制。這種想法很常見，但絕對是錯誤的。還記得凱瑟琳 · 菲利普斯的實驗嗎？她發現學生在討論誰是凶手的時候，不喜歡陌生人在場，即使有陌生人在場的小組找到凶手的成功率更高。我們總是輕易忽視移民對自己國家的貢獻，而放大內心對種族多樣性的恐懼。我們必須克服這種心理：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都需要移民，他們能夠帶來新的思想和觀點，他們能為當地注入新鮮的血液。

這些故事不只關係到多樣性，還揭示了我們對多樣性的態度和反應。今天，無論是公司、政黨、市場還是個人，我們不斷享受著井然有序為生活帶來的便利和短期利益，卻沒有注意到，它同時也為這些體系埋下了脆弱易毀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