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者和經理人之外，中關村或者說中國計算機業界還活躍著另一類人，他們過著另外一種人生——程式人生。     程式是這些人生活的全部重心，他們有天分，愛程式設計，能吃苦，甘於寂寞。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不被人所知，像WPS求伯君、KV300王江民、CCDOS嚴援朝、五筆字型王永民、2.13吳曉軍、四通利方王志東、CCED朱崇君、UCDOS鮑嶽橋這些成名的程式設計師十幾年來也只才產生了十來位。有才華的程式設計師絕不只這些，但他們沒有機會。有時候，他們覺得機會就在眼前，伸手可及，但當他們撲上去將要和機會撞個滿懷的時候，卻每每撲了個空。在苦幹了若干年之後的某一天早晨，從睡夢中醒來，他們突然發現自己除了程式設計能力提高之外，什麼都沒有改變，所寫的程式是“職務作品”，所掙的工資僅能“餬口”，他們會突然感到寫什麼程式都沒有意思。但如果不寫程式，又能去做什麼呢？     程式人生是智慧的人生，但我們也想描述一下這些智者心底的酸甜苦辣以及困惑不平棗自己寫出的產品為公司掙了1個億，為什麼自己還是不名一文？技術入股到底是除了智慧什麼都沒有的程式設計師的出路？還是陷阱？優秀程式設計師成名之後，想名利雙收，是不是必須不寫程式，去做管理？都說個人英雄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那麼，新一代程式設計師還可以做笑傲江湖的英雄夢嗎？……     王江民用他的傳奇告訴後來者還有機會。王江民初中畢業，38歲才開始學習計算機，兩三年之內成為中國最出色的反病毒專家之一；45歲隻身一人獨闖中關村辦公司，產品很快佔據反病毒市場的80％以上；沒學過市場營銷，卻使KV系列反病毒軟體正版使用者接近100萬，創中國正版軟體銷售量之最。     都說個人英雄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都說中關村不再相信傳奇，傳奇已為資本運營所代替，但王江民的傳奇就發生在現在，就發生在我們身邊，而且還在繼續。無論這個時代多麼地依賴和提倡集體協作，但個性的張揚永遠不會泯滅，永遠值得擊節叫好，人格的魅力也永遠讓人激動不已，因為它代表著個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個人也許就是為了突破各種不可能，實現各種不可思議而存在的。充盈著理想和力量的人在受到挫折的時候，可能會嘆息自己身上的力量是“無能的力量”，但當每日的朝陽再次照耀在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會再一次地被髮動起來。如果說，創業者和經理人體現的是雄才偉略，那麼，程式設計師體現的則是一種激情，這種激情有可能會在真實的現實面前被擊得粉碎，但如果個人或者說中關村缺少了這種激情，那它也就毫無魅力可言了。讓求伯君去和比爾·蓋茨“扳手腕”論實力卻是太難為求伯君了，但WPS97在Word的重壓之下，還是出乎很多人意外地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日前，聯想注資金山，更是讓求伯君豪情萬丈，他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把地球撬起。”中國軟體業需要這種激情。CCDOS嚴援朝嚴援朝，1951年10月26日生，畢業於華中工學院，高階工程師。CCDOS的作者，MSOA的作者，長城0520CH微機的主要設計者。曾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968年9月，在呼倫貝爾盟莫力達瓦旗插隊；1972年10月，在河南平頂山市姚孟電廠做工人；1973年9月，在武漢市華中工學院電機系學習；1976年9月，在畢業回姚孟電廠任技術員；1979年3月，在北京低壓電器廠做工人；1980年1月，在第四機械工業部第六研究所任技術員；1986年，任中國計算機發展公司崑崙電子印刷裝置公司副總工程師；1988年9月，任保利電子技術公司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1992年1月，任整合電子技術公司董事長兼總工程師；1993年8月至今，任四通集團公司總工程師，四通利方總工程師。    這個標題想來不會太稱嚴援朝的意，一個CCDOS怎能把整個嚴援朝概括！CCDOS之外，嚴援朝還做過許多有意義的事：比方說，主持開發使長城0520成為0520CH的CH顯示卡，讓漢字能像西文一樣實現25行快速顯示；再比方說，主持設計的人民大會堂電子錶決系統，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子錶決系統。然而，不管這些成就有多麼了不起，也無論嚴援朝在它上面花了多少心血，卻總也無法和他那個只花了5個月時間寫就的    CCDOS相提並論。CCDOS實在是太耀眼了，它對中國人使用PC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人們可以不知道嚴援朝，但無論如何無法越過CCDOS談論中國PC事業的起始。    另外，將CCDOS和嚴援朝並列，雖說可以就此把嚴援朝定義為中國第一代最著名的程式設計師，但CCDOS畢竟意味著過去，意味著15年以前，嚴援朝在被人尊稱為老前輩的同時，也被人劃歸到只會用匯編的過時人物。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1985年，當別人在用Debug改他的CCDOS的時候，嚴援朝已經開始用C語言寫字處理軟體XE了。當我們稱讚他用C語言很早時，嚴援朝大聲說：“還早啊，都1985年了。”用完C＋＋，他現在馬上又要改用Java了。    作為四通和四通利方的雙料總工程師，在這個以技術立業的公司裡，嚴援朝要求自己做到凡是公司涉及的新技術他都得會。“作為總工，我不敢說樣樣精通，但至少要懂，而且，在出現問題的時候，能馬上接得上手。要是我真的不行了，那麼，也就到了我該隱退的時候了。”    今年已經47歲的嚴援朝現在負責利方多元系統支撐環境的設計工作，為手下寫的程式“扒”Bug，實在缺人的時候，他還要挽起袖子自己寫程式。所以，《嚴援朝沒老》可能更適合本文，但這樣的標題能吸引幾個讀者的注意？讀者關心的是—— CCDOS的誕生    1983年，國家計算機工業總局在京召開全國計算機協調工作會議，會議把生產IBM PC相容機定為中國計算機發展的方向。生產IBM相容PC，硬體廠商沒有問題，關鍵在軟體，在於PC上一定要有漢字系統，但那個時候做漢字系統，是一非件常困難的事。此前為了讓ZD2000漢字終端能處理漢字，花了好多年時間。所以，與會專家大都認為，想讓PC在5個月內具備處理漢字的能力幾乎沒有可能，全國100多家大學、研究所沒有一家願意承擔開發漢字系統的任務。    當時已經32歲的嚴援朝在第四機械工業部第六研究所工作，工農兵學員的出身使他連參加這個會議的資格都沒有，是嚴援朝的一個同事會下和嚴援朝講了此事，嚴援朝對他的這位同事說：其實讓PC處理漢字很容易。“因為我前一段做了把電視機改裝成終端的工作。不就是出兩個漢字圖形嗎？很容易！”    嚴援朝沒想到這位同事會把他的話帶回會上去。當時國家計算機工業總局這個專案的負責人俞正聲找到嚴援朝，問他是不是真的能做，嚴援朝斬釘截鐵地說：“能做。”其實，嚴援朝心裡並沒有譜，“我是硬著頭皮接了此事，幸好也就幹成了。當時膽也大，現在想起來都有些後怕，但人被壓抑到一定份上，就什麼都無所謂了。那時精力好，年青好勝，就覺得天下沒有我做不出來的事。”嚴援朝決定“膽大包天”一下的內在原因是，他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工農兵學員在研究所地位很低。攬下這個課題，我就可以當課題組長了，從一個普通助理工程師一下升為課題組長，是一個很大的飛躍，是破格提拔。”    嚴援朝接下任務後，開始爭取全所唯一的一臺IBM PC，當時嚴援朝每星期只有一次上機機會，一次兩個小時。嚴援朝提出要想課題如期完成，“這個機器必須歸我使。”有時候要做事，不爭取條件不行。嚴援朝爭取到的這臺IBM原裝PC配置是128K記憶體、CGA顯示、一個160K軟碟機，沒硬碟。嚴援朝和新分來的大學生歡天喜地把機器搬回來後，大學生忙著插電源，結果把110伏的電源插在了220伏的電源上。“我當時就想跳樓。我好容易當上了課題組長，我好容易把設計方案拿了出來，我好容易把機器要了回來，我好容易有了這麼一個機會，但是……”俞正聲得知此事後二話沒說，讓香港商人送來了新電源。 條件都滿足了嚴援朝，也該輪到嚴援朝顯示一下自己實力的時候了。1983年3月彙報，為了向專家們證明用軟體方案能在IBM PC上顯示漢字，嚴援朝用BASIC寫了一個程式，在顯示器上畫出了一屏“甲”，第二屏顯示的全是“田”。在此之前，漢字在計算機上顯示都是通過硬體實現的，誰也沒有用純軟體的方法顯示過漢字。    4月份，嚴援朝拿出總體方案。跟著，他著手把原來漢字終端上的GB7663個漢字字模通過程式拿下來，供CCDOS使用。嚴援朝是學摩托羅拉晶片出身，會的是68系列的組合語言，Intel的彙編指令他從來沒接觸過，嚴援朝拿著IBM PC隨機帶的手冊，從頭學Intel彙編。    6月24日，嚴援朝正式動手寫CCDOS，6月30日寫完，一共寫了一萬多行。CCDOS原始碼中，有一句是“6月24日”，別人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在改進CCDOS的時候都沒有刪。寫CCDOS那段時間，嚴援朝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一天吃一頓飯，一個人在一個很大的機房裡面，不停地寫，來不及吃飯，也忘記了時間。    CCDOS遇到過很多技術難題：當時顯示卡只能支援到320×200解析度。這樣的解析度用來顯示西文沒有問題，一個西文字元用7條線就可以顯示清楚，所以，可以支援25行顯示而一個漢字要15條線才能顯示清楚，所以，最多隻能支援10行漢字，一行提示，但CCDOS又必須支援25行的西文軟體。這下可把嚴援朝難壞了。嚴援朝費了15天時間想出來做一個“虛屏”，用自動判斷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這樣一來，CCDOS就能支援25行的BASIC、EDIT、WordStar、dBASEⅡ等西文軟體了。雖然支援得不夠完美，但不管怎麼說，“能出來就是好傢伙”。    嚴援朝讓分給他的4個大學生做輸入法，“我定義結構和規則，讓他們創造性發揮。漢字終端上有首尾碼，我也沒有看人家的編碼規則，不就是一個漢字頭、一個漢字尾嗎，讓學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定就行了。”    軟體做完總要起個名，CCDOS是為中國第一臺PC長城機做的，ChangCheng，取漢語拼音的字頭，就成了CCDOS。CCDOS的含意並不是後來外人猜測的，是“中國字元”的縮寫。    等嚴援朝讓PC第一次顯示出GB第一個字“啊”，等嚴援朝把CCDOS做完，眾人才明白原來做漢字系統這麼容易，輸入、顯示漢字這麼簡單。“很快，在1984年、1985年滿大街盡是各種各樣的DOS。我的原始碼誰都可以COPY，誰都可以分析，我是國家工作人員，如果這東西對大家有用，我幹嘛護著不給大家。”    嚴援朝沒有在CCDOS上署名。“CCDOS是國家‘六五’專案。再說，我們家也沒有這個傳統。直到現在，我寫程式從來不署名。”    1983年8月，CCDOS在北京展覽館亮相，轟動一時，嚴援朝因此第一次出國，去了趟瑞士參加展覽。長城0520CH的那塊卡     在8088只有4．77M的CPU上用軟體方法處理漢字，想速度快，顯示漂亮是不可能的事。在做CCDOS之初，嚴援朝就提出另外一套硬方案：把漢字做到顯示卡里面。    1984年8月，嚴援朝隨六所、738廠和清華大學開赴香港，為長城PC開發配套的圖形漢字顯示卡。漢字顯示卡做了出來，實現了25行漢字顯示，但漢字顯示速度還是太慢，一行一行地滾屏。現在的長城集團總裁王之看了，不是太滿意，嚴援朝就說他還有一個方案，可以解決速度慢的問題。    這樣，由嚴援朝帶隊一行10個人第二次來到香港重新做。“香港一個工程師配合我，主意我出，活他幹，我們一塊除錯，一個多月，就把新卡做了出來。”    嚴援朝的實現方法是，在顯示卡里面做了一個漢字字元發生器，要顯示漢字時，只需把漢字的程式碼送到顯示卡，再由顯示卡里的字元發生器負責把漢字程式碼解釋成漢字圖形在螢幕上顯示出來。CCDOS實現漢字顯示的方法是用軟體在螢幕上畫圖，所以很慢；在香港做的第一個方案由於向顯示卡傳輸的不是精簡過的漢字程式碼而是漢字圖形，CPU負擔過重，所以也快不起來。    1985年，長城0520CH生產出來，拿到美國COMDEX展覽，其640×480的解析度、25行顯示漢字的能力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日本人趴在那，拼命畫我們的電路圖，想搞清楚我們是怎麼做出來的。”    長城0520CH的出現，使IBM專為中國設計的IBM550在國內賣不下去。“我們把所有的漢字全放在了顯示卡里，IBM550只放了一部分，用的時候需要置換；我們的機器漢字是漢字，圖形是圖形，還可以往一塊疊，IBM550不行；另外550要用專門的軟體，我們用通用軟體。”    從香港回來，開發組的每個人獲得了一臺18英寸彩電的獎勵。1986年，CCDOS被評為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嚴援朝拿到了2000元獎金。除去這點獎勵，嚴援朝做再多的工作，都是按月拿固定的幾百元工資。嚴援朝不在意這些，也不在意別人修改他的軟體掙了大錢，他的快樂在於：“我覺得我能夠左右世界。那個時候，PC處在起步階段，我做成什麼樣子，人家就用成什麼樣子。我手下有那麼多清華的老師，我要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我說你把這個軟體做成這個樣子，他就把軟體做成這個樣子，我說你把硬體設計成這樣，他就把硬體設計成這樣。最後，拿出來的機器，都是我腦子裡原先都想好的藍圖。一年之前想好的藍圖，一年以後，就創造了出來，心裡特別高興。人家給不給錢是一回事，但這東西是我想出來的，而且很多人都挺喜歡用，這就足夠了。”被迫學新東西    嚴援朝是那種知道激流勇退道理的人，做事情做到一定程度，當他發現再做下去的條件不具備了，他就會主動退下來，換別的事情做。這樣做雖然可以避免自己受傷害，但也逼著他要不斷學新東西。“我搞什麼，都不允許我搞到底。做微處理器時，軟體硬體一起上，出現了搞漢字的機會，衝上去做漢字系統；做到一定程度，又得退下來，寫真正的應用軟體，和人家拼，那沒辦法只得學C語言；用C寫完字處理、排版軟體，又要去搞應用；搞應用，不用C＋＋寫不了應用軟體，現在又該用Java了。”嚴援朝把學新東西歸結為“一切都是生活所迫”。    1985年，嚴援朝離開了中國計算機發展公司。“我本來還有機會去做創造性的事情，但是條件沒了。”離開時，單位覺得嚴援朝做出了很大貢獻，給他提了高工。嚴援朝來到崑崙電子印刷裝置公司。“不讓我做系統工作了，我就做軟體，我寫軟體也一定能做得挺好的。”煩悶之中嚴援朝想到這，嘻嘻笑了一下，隨手在計算機上打了個XE（嘻）。XE就成了嚴援朝寫的第一個字處理軟體的名字。後來，別人為XE找了一個很好的解釋：X表示任何未知數，E表示easy，合起來，就是Anythingeasy(任何事物都容易)。這個解釋很符合嚴援朝的性格，“不知道，沒關係，只要讓我做，肯定能做。”    XE花了嚴援朝近一年的時間。XE是一個用來取代WordStar的字處理軟體，它利用了長城0520CH的特點，顯示速度很快，能同時開四個視窗，編輯四個檔案。“CH是我設計的，我當然知道CH裡面所有的祕密、所有的特性。”XE只能在長城PC上用，所有使用者也就一兩萬。嚴援朝認為長城機在處理漢字技術遠遠領先的情況下沒能佔領大部分市場，是不肯單賣CH顯示卡的緣故。做完XE，嚴援朝又寫了一個命令列的排版軟體，有點像現在的WPS，但也沒賣開。早在1984年的時候，嚴援朝就提出過做文書處理機，但沒有機會做。    1988年，離開崑崙公司的嚴援朝特別想去國家資訊中心搞大型機，搞真正的計算機研究。但有朋友極力勸他去做保利電子公司，這樣嚴援朝就成了保利電子公司的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在那裡，嚴援朝用9個月時間主持設計完成了人民大會堂第一套電子錶決系統。“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子錶決系統，有1700多個席位，電纜用了50多公里，幾百人負責施工，部隊派了好幾千人幫助測試。”    1992年，嚴援朝離開保利電子公司的時候，終於想到自己開公司，可是後來，“我發現我辦不了公司。第一、我賣東西肯定要賠，我老懷疑自己賣給使用者的東西值不值；第二、人事方面的事情糾纏在一起的時候，對我來說，就變得非常難。”儘管嚴援朝辦的整合電子公司有一個不錯的產品——MSOA視覺化的排版，也承建過北京市公安局的戶籍系統。但嚴援朝發現自己不適合辦公司後，果斷把公司委託給了一個朋友。“現在人家幹得挺好，比我在的時候辦得好。” 作者: NoName     時間: 2005-1-9 09:55    標題: 程式人生嚴援朝與王志東    嚴援朝、王志東走的是相同的路：寫程式成名，然後自己開公司。王志東自己為自己做主，掌起四通利方帥印，在總經理的位置上越坐越有感覺；嚴援朝自己開公司做董事長，雖然手裡也有不錯的產品，但公司卻總是做不起來，最後甩手而去，把公司交給自己的朋友打點，小公司竟越滾越大，生意越做越紅火。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不是每一個成功的程式設計師開公司都能成功，也不是每一個成功的程式設計師開公司都不能成功。關鍵要看自己是不是適合開公司做總經理。怎樣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適合？沒別的辦法，只能試。王志東一試，覺得很適合，繼續做；嚴援朝一試，發現不行，調回頭繼續做他的程式設計師，當他的總工。在我們看來，這兩種結果都非常正常，都非常自然，絕對不能說王志東試成功了，很有意義，嚴援朝沒試成功，就是白費時間。生命貴在迎接未知的挑戰，本可以一試，因為怯懦，到最後連自己都無法搞清楚自己究竟是不是適合做某事的境遇，才值得惋惜呢。    一個人在某方面取得了一定高度的成就或者有了既得利益之後，就很難否定自己，很難鳳凰涅磐，尋求新的突破，然而“總是走在老路上”的生命有何意義？尼采說，“錯誤不是盲目，錯誤是膽怯……任何成就，任何進步都源自勇氣，源自對自己的強硬態度，源自針對自己的整飭。”成功的人一定是勇敢的人。　1993年，微軟請國內大公司幫助推廣Windows，讓國內公司出人巡迴講課。四通的王傑找到嚴援朝，請他代表四通講面向物件的設計。從此，嚴援朝和王志東走到了一起。我太適合做計算機了    嚴援朝經歷坎坷，但嚴援朝很幸運，他最終找到了最適合他做的計算機工作。    1968年，17歲的嚴援朝去呼倫貝爾盟莫力達瓦旗插隊。4年後，靠父親的朋友幫忙，他來到河南平頂山姚孟電廠做工人，當時的想法是做工人總比插隊做農民強。1976年，從華中工學院畢業，回廠做技術員。1979年，為了回北京，嚴援朝求廠長把他降格為工人，因為幹部不許對調回京。進北京低壓電器廠焊了一年板子的嚴援朝很苦悶，他哥哥把他推薦給了當時在四機部六所工作的俞正聲，通過俞正聲介紹進了六所。    報到第一天，室主任問嚴援朝：你會計算機嗎？見都沒見過計算機的嚴援朝說，我會！“我幹嘛說我不會。我說，我什麼都懂，我都會。只不過沒有機會接觸，但我都知道。”嚴援朝當時知道的僅限於曾經聽說過“8”什麼，他連8008處理器都說不全。    室主任給了嚴援朝三本講微處理器的書，嚴援朝看了三個月。三個月後，室主任問嚴援朝看得怎麼樣，嚴援朝說，我什麼都會了。“真沒有什麼難的，80年代，計算機剛剛起步相對來說，都比較簡單。”室主任就讓嚴援朝改造一個進口的單板機，加記憶體，改軟體，添外設，嚴援朝用了一個多月就完成了。看到嚴援朝真行，室裡面就讓他正式參加課題組參與設計摩托羅拉系列的計算機。    有人說，嚴援朝沒有任何基礎，能做計算機，而且做得很出色，是個天才；嚴援朝卻認為，所有人的智商都差不多，最主要的事情是，有沒有一個很好的機遇，找到最適合自己做的事。他的幸運僅在於，在各種各樣的組合條件下，找到了最適合他做的事情。“一進六所，看完三本書，我就覺得，計算機這東西對我來說，絕對不神祕，太容易了。一份從來沒接觸過的工作，一接觸就明顯地比別人高一籌，這就是最適合你的工作。比如，做買賣，一做就明白做買賣是怎麼回事，那你肯定適合做買賣，你就不要再想別的事了。而一個工作你學了十年，整天抱著書看，感覺特別痛苦，還很難，這事你乾脆放棄算了。”    嚴援朝認為自己看問題的方法和思維方式，特別適合計算機“說一不二”的原則。“對就是對，錯就是錯，計算機從不蒙人。”“我這個人記性很差，計算機倒也簡單，就是0和1，只要記住基本的兩三條規律就行。既然我在記憶方面不如別人，那我在別的方面肯定比別人強，我在兩三條規律的靈活應用方面、拓展應用方面能力就很強。資料結構，我沒學過，我看了五天，我覺得我腦子裡原來就是這樣想的。”在嚴援朝眼裡，寫軟體的過程就是弄清楚自己將要寫的軟體“是什麼”的過程，“把軟體的目標一直分解下去，分解到許多個最簡單的“是什麼”，分解完了，這個軟體也就設計完了。”“做軟體就是在不斷地明確目標，就是搞清楚你的GO是什麼，所有的軟體都逃不出那三句話——IF、THEN、ELSE。棒的程式設計師很快能夠知道自己的GO是什麼，老沒長進的程式設計師老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幹嘛，所以永遠處在學習過程中，手裡永遠拿著一本書，永遠在學，永遠也學不會。我也看計算機書，但看書的方法不一樣，我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書裡最關鍵的幾句話，然後把書扔了。”    “我希望做軟體工作的人，都是適宜做軟體工作的。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能夠知道自己最適宜做什麼是很難的，有些人可能一輩子在做他不適宜的事，沒有機會啊，假如沒有CCDOS的機會，我也不會去做軟體。”因此，嚴援朝清醒地知道，大型的軟體不能依賴像他這種人，而是要依賴一大批普通的、有紮紮實實基礎的工程師。“我們這些人可以出主意，可以做系統分析，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感覺，但我們這樣的人畢竟太少。”所以，嚴援朝特別強調程式設計師之間的合作。“這個時代和我們那個時代不同了。我們那個時代個人行為太多，因為那個時候，畢竟簡單，軟體也小，因此，門外漢可以做軟體；但現在比較難，現在要做大軟體，只有大型的、完善的軟體才能有商業價值。因此，大家要遵守共同的規則，設計時定下來的結構、通訊方法、修正方法大家都要遵守，別老異想天開。你的領導安排你做什麼事，你就老老實實做，不要急於表現自己的發明創造。現在程式設計師第一個任務不是表現你的程式技巧有多好，而是你充分理解領導交給你的任務是什麼。”自己是一種人，但能明白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很不容易。****採訪手記1996年秋天，曾經跟著嚴援朝在長城乾的程式設計師姚志軍在中關村自己開的聞捷公司裡面給我講嚴援朝的故事的時候，我就萌生了寫嚴援朝，寫一寫中關村傳奇故事的念頭。我想，在中關村雜亂林立的小公司後面，隱藏著的無數個不眠之夜和無數個成功的喜悅和失敗的心酸，才是中關村真正能打動人心的好題材。1997年，下決心寫《影響中關村的50個人》，有嚴援朝這樣的人值得寫是一個重要原因。嚴援朝極少拋頭露面，為了約上採訪，我們請嚴援朝的“老闆”王志東幫助做“思想工作”。王志東怕嚴援朝的“脾氣”讓我們不舒服，採訪那天親自出面為我們張羅介紹，意思是說，這是我們的朋友，別慢待了人家。其實，嚴援朝並不是那種特別難以接近的人，他只是沒有什麼城府，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從不掩飾而已，而且他說話聲音特別大，採訪時，也沒關門。熟悉嚴援朝的人喊他老頑童，王志東說嚴援朝生理年齡47歲，心理年齡只有20歲。雖然，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很真誠，但不分場合地坦誠，也會無端地得罪一些人，壞了一些事。這一點嚴援朝清楚，但他不想改。“我特討厭別人玩虛的，最要命的是浪費我的時間，還逼著我去聽，沒意思。”嚴援朝覺得自己青少年時期趕上“文革”，沒過好，他想重過青少年，因此嚴援朝總能和十幾歲、二十幾歲的人玩到一塊，喜歡跑到網咖裡面幹Game(遊戲)。嚴援朝出生在一個多子女的家庭，他排行中間。嚴援朝說，他小時候頭就特別大，重得擡不起來，老是耷拉著腦袋，不受人重視。因此“我這人比較安分，從不幻想有什麼東西會掉到我頭上來，所有的東西都要靠自己努力才會有機會。”嚴援朝最喜歡巴金的《家》，因為他的母親也出身在武漢像《家》一樣的封建大家庭。嚴援朝印象深刻的另一部小說是巴爾扎克的《邦斯舅舅》，邦斯舅舅是一個心無城府的總招人算計的古董專家。我們問嚴援朝，喜歡這部小說是不是因為他自己也常招人算計，嚴援朝回答，那倒也不是，就是印象深刻。嚴援朝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用40分鐘時間跑到每一個他管的程式設計師面前，問“工作都怎麼樣了，你做得怎麼樣了，有什麼進展，有什麼困難？”然後，躲進自己的辦公室裡做昨天晚上睡覺前想好的事。47歲的嚴援朝還在跟蹤最新的技術，一方面是因為他覺得新東西很好，不學新東西會“死掉”；另一方面是為了帶新人。“怎樣教新人最快？那就是用最新的技術來教他們。現在很難設想問一個新人會不會8080的彙編，會不會6800的彙編，用不著會。”第一線的嚴援朝說，他最多再幹10年，說這話時，嚴援朝的表情讓人覺得彷佛10年不長似的。“退休之後，不是說不寫程式了，而是我寫的程式將不再會影響公司，不會再作為公司的產品了，那時完全是玩，沒準我會去做個黑客。”嚴援朝最高興的時刻在軟體完成之時，但高興之餘就失落。“這個軟體完成了，我還做點啥，沒勁。”最多也就高興一天、半天。“我想法特別多，我想做的事也特別多。現在只要有人在做我想做的事，我就高興。我現在歲數大了，我知道我一個人做不過來許多事。”1985年、1986年的時候，嚴援朝特別想去做機器人，“我當過鉗工，當過電工，搞過硬體，會寫軟體，我很喜歡數學。”只是沒有機會。所以，嚴援朝明白個人的能力再強都沒有用，是時代推著個人走。1981年，大家剛剛把一臺機器調出來，嚴援朝一個開關扳錯了，整個機器燒了，課題組幾個月的心血沒了。當時的課題組長劉德貴說，沒事。嚴援朝從此學會了寬容，懂得了幹什麼事情都要領導支援。如果一件事情領導不支援了，他也就不想再做了。求伯君長青知識英雄——影響中關村的50個人求伯君長青求伯君，1964年11月26日出生於浙江新昌縣。1984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後分配到河北省徐水縣石油部物探局的一個儀器廠；1986年，從儀器廠辭職，加盟北京四通公司，1987年，調深圳四通公司；1988年，加入香港金山公司在深圳從事軟體開發；1989年轉到珠海，開發成功國內第一套文書處理軟體WPS；1994年，在珠海獨立成立珠海金山電腦公司，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在CCDOS嚴援朝、五筆字型王永民、2．13吳曉軍、CCED朱崇君相繼從前臺漸漸隱去的日子裡，求伯君卻似一棵長青樹，不斷地為我們演繹出為人傳誦的故事與傳奇──1994年盤古元件失敗，1995年中國第一個遊戲軟體《中關村啟示錄》誕生，1996年為繼續開發WPS 97賣掉別墅，1997年重鑄WPS輝煌。求伯君十年不倒，原因在於他一直在走著一條和一般程式設計師不同的路。大多數優秀程式設計師大都選擇了自己創業或者合夥創業的道路，而求伯君則一出道就碾轉於四通、 金山、方正這樣的大公司，在這些公司的經歷使求伯君具備了大公司的眼界和胸懷。這是求伯君高於同時代程式設計師的本質原因。出道11年前，促使求伯君走出河北徐水縣城的是深圳大學來他們單位實習的一位女學生。和這位女學生談上戀愛的求伯君，在1986年10月去了一趟深圳。求伯君把此次深圳之行稱為此生逢上的第二次不可錯過的機遇。“我突然發現深圳的世界真漂亮，什麼都新鮮。在深圳，我第一次聽到‘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我喜歡這種快節奏。”百廢待興、熱火朝天的深圳對22歲的求伯君來說，是那麼的有號召力。這種號召力促使求伯君決定立刻從原單位辭職。“單位不讓辭職，我也管不上許多了。為了儘快出去，戶口、檔案全拋在了腦後，不要這些了又怎麼樣！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出去再說。”去深圳沿途，求伯君在河北涿縣和北京的逗留延遲了他去深圳的步伐。在涿縣幫助同鄉解決計算機列印問題的過程中，求伯君萌生了把原來只有自己能用的24點陣列印驅動程式，改進成了一個通用的、支援多種印表機的西山文字列印驅動程式。在同鄉的機房裡，求伯君用9個晚上，沿著原來的思路，全部重寫了原來的列印驅動程式。9天后，懷揣8張西山列印驅動程式軟盤的求伯君趕到了北京，打算從那裡趕往深圳。求伯君在臨行之前，在同學的慫恿下，先去四通把自己的列印驅動程式給他們看了看。四通當時正好在推OKI8320印表機，正缺少一個好的驅動程式。這樣西山列印驅動程式就以2000元、分10個月付清的價格賣給了四通，而“四通500百元一套，賣了好幾百套。”感覺到求伯君是個人才，四通開始挽留求伯君，“來我們這裡幹吧，明年成立深圳四通，一定調你過去。”就這樣求伯君留在了四通，他是四通招收的第一個在北京沒有住房的外地員工，四通為他在頤賓樓租了一個床位。在四通，求伯君結識了他成長過程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人——香港金山老闆張旋龍。當時張旋龍正在和四通合作推SUPER機，一批機器的BIOS有問題，啟動不起來，求伯君花了一個晚上就把它改好了。“這個問題香港都解決不了。從此，張旋龍開始挖我。”深圳四通成立，北京四通不同意放求伯君，而求伯君建議在PC上做和MS2401類似的文書處理軟體的計劃又被否決了。於是，求伯君就給當時的四通總裁萬潤南寫了一封辭職信，萬潤南很快批示：“公司初創，人才難得，建議沈國鈞與王玉鈐協商調深圳。”求伯君終於來到了嚮往已久的深圳了，剛到深圳時，四通讓他負責公司的一個經營部。與他對口做生意的，恰巧是張旋龍的弟弟張小龍。即使同好朋友做生意，求伯君也賺不了錢。若干年後，求伯君和張小龍閒聊中提到那段商人生涯，張小龍透露那些生意他賺了多少多少。求伯君大笑，“難怪我賺不到錢，錢都被你賺去了。”讓求伯君經商，猶如緣木求魚，而給他一個環境，讓他潛心開發軟體，則是如魚得水。正在這時，香港金山公司答應提供條件讓他專心致志地開發WPS。“不用優薪高職，這已足夠了。”求伯君決定大幹了。他目標很明確，做一張漢卡裝字型檔，寫一個字處理系統，能夠取代WordStar，這個目標就是後來的WPS。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從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求伯君把自己關在張旋龍為他在深圳包的一個房間裡，只要是醒著，就不停地寫。什麼時候困了，就睡一會兒，餓了就吃方便麵。在這樣的一年零四個月中，求伯君生了三次病，第一次肝炎，第二次肝炎復發，第三次又復發，每次住院一個月到兩個月。第二次肝炎復發正是軟體開發最緊要的關頭，求伯君把電腦搬到病房裡繼續寫。開發之苦不是病魔纏身，不是身心憔悴，而是孤獨。“有了難題，不知道問誰，解決了難題，也沒人分享喜悅。”求伯君在這孤獨中，寫下了十幾萬行的WPS，在寫完最後一行程式的時候，求伯君沒有任何感覺，“任何一個產品，做成功以後，不會有什麼感想，所謂感想都是後來總結出來的。”作為作者的求伯君麻木了，而還在上大學的雷軍一看到WPS就感到震驚，“我不相信中國還會有這麼好的軟體，當時覺得這個軟體一定是在香港做的。”WPS沒有做廣告，也沒有去評什麼獎，僅僅憑著口碑，就火了起來。求伯君對原因的解釋很樸素——“市場上奇缺這種東西。後來的王碼480、巨人6402都是WPS的模仿之作。”雷軍的解釋是，“WPS定位很準，就是字處理，不是排版。那時候，搞一個排版太複雜了，使用者根本接受不了。” 十年不倒WPS開始掙錢了，每年3萬多套，每套批發價2200多元。“但這是公司賺錢，對我來說，沒賺什麼錢，我只是一個打工的。開發之初，既沒和公司談提成，也沒和公司談股份，什麼都沒有。是老闆好，給了我一點獎金。”“如果從開始就想著怎樣賺錢，我也不會有今天。事業和金錢無關。當你全身心投入開發的時候，不給你錢你也要幹。開發時，根本沒有心思考慮報酬。只有先成就了事業，才有資格談報酬。”一路高唱凱歌的WPS，在1993年，遇到了Word的挑戰。求伯君主動迎接挑戰，做了一個類似於Office套件的產品，叫作盤古元件，裡面有WPS、電子錶和字典。求伯君今天把盤古元件失利的原因歸納為四點：一、盤古力量分散，沒有發揮WPS當時在字處理領域的領先優勢；二、沒有沿用WPS這個很有號召力的名稱；三、盤古自身不夠完善，沒有做到“所見即所得”，完全是DOS版的照搬；四、剛剛獨立的珠海金山公司沒有銷售經驗。“我們本來只是一個開發部，盤古出來，銷售、宣傳、策劃，什麼都要自己做，一時應付不過來。”盤古是香港金山被方正合並後，求伯君脫離方正，自己獨立自主做的第一個軟體。很不幸，它賠掉了張旋龍給求伯君的“獎金”。是否還要做下去？“不做又做什麼去呢？WPS裡面有我的感情。感情用事，當然不理智，但很多決策，在理智狀態下，就做不出來了。很理智的人不會創造什麼奇蹟。”盤古失敗的時候，有人勸求伯君利用已有的名氣，搞系統整合，做一些專案。“你名氣大，拉專案相對容易。”但求伯君堅持WPS不能放棄。1995年，微軟挖廖恆毅之前，先向求伯君丟擲了繡球。求伯君拒絕的原因是：“第一、微軟的態度比較傲氣，給我的感覺是，要仰起頭才能看到他們，他們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好好幹，到我們這裡有前途。’使我難以接受；第二、好多朋友勸我，你這杆大旗可不能倒。”支撐求伯君做下去的原因是，他堅信“Word能夠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讓求伯君沒想到的是，WPS97的開發時間會拖這麼長，“Windows有很多新東西，我們還沒有熟悉過來，微軟又升級了。很多技術資料，也很難找到。微軟掌握著Windows，而我們什麼都要靠自己從頭做起，這導致了WPS97難產。如果WPS97能在1995年推出，直接和Word6．0競爭，Word6．0肯定沒戲。”時間拖久了，資金和信心都會成問題。“做到1996年下半年，是最困難的時候，資金開始緊張，信心也不足了，前途感覺到比較渺茫。當時，我們猛宣傳遊戲軟體，試探另外的市場，但我們估計到了遊戲賺不了什麼錢。現在，我仍然覺得做遊戲不賺錢。國外遊戲賺錢，因為它的主要市場在國外，在國內沒有什麼投入，所以可以賺錢。我們還試探了別的市場只是沒有成功，沒有說而已。”1996年，苦悶的求伯君沒有像1989年在深圳旅館裡那樣孤獨，他找到了一個發洩情感的地方——BBS，他一天給站友寫300多封信。“互相之間打氣很重要，我為手下打氣，也為自己打氣。”“我們一直沒有大的收入，遊戲是杯水車薪。那時候，用WPS這個專案去吸引資金，誰都不會有信心。”此時此刻，求伯君對WPS的一往情深起了關鍵作用，正是在這種感情的驅使下，求伯君覺得自己再住別墅是一種浪費，200萬元把別墅賣了，使WPS97開發維持了下去。正是這種感情驅使求伯君帶領開發組四年如一日，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年工作365天，從來都沒有停過。“Word可以由200多人做，我們只有不到10個人，沒有辦法，只有比別人多付好幾倍的勞動和汗水。”　英雄時代的過去有一個笑話說，王永民一次正在賓館吃飯，突然有人走上來問他，是不是王碼？王永民說：“我就是王永民”，那人連聲道歉，“對不起，我認錯人了。”1994年以前，在中國IT行業最出名的不是聯想、方正、長城的總裁，更不是IBM、HP、Compaq的CEO，而是寫在程式封面上的程式設計師的大名——求伯君、吳曉軍、鮑嶽橋、王志東、王江民等等。成千上萬的使用者每天啟動使用這些“署名文章”的時候，對這些程式設計師也充滿了仰慕之情。那是一個英雄的時代，一個程式設計師憑著自己武林密笈一樣的源程式，就可以創辦公司，成就自己的事業與聲名。直到今天，有些程式設計師還保留著每天開發結束，便把硬碟從機器上卸下來帶回家去的習慣。在他們看來，源程式是自己的一切。但此時程式設計師帶回家去的源程式已經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單個程式設計師單槍匹馬闖天下的英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中國不可能再產生第二個求伯君，因為已經不存在產生程式英雄的客觀條件了。今天的軟體如此地龐大，需要大批程式設計師通力合作方可完成。如果要在Word上署名，幾百個名字，一個整屏也寫不完。用今天的眼光看，個人橫溢的才華之於組織精良的軟體工廠，就像騎瘦馬挺長搶向風車發起衝鋒的堂·吉柯德一樣悲壯。在個人能力所及的“小軟體”上，個人的傳奇也直面著窮途末路。因為Internet時代，再小的軟體也必須經過全球的競爭，才能贏得中國的使用者。現在的中國使用者已經不是當年給什麼用什麼的時候了，他們對每一個要裝進硬碟的軟體都持懷疑否定的目光。另外，在這個講究包裝、企劃的時代裡，同樣功能的軟體，一個走紅市場，一個門前冷落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精於迴圈語句的程式設計師哪懂“賣點”與“炒作”。在英雄註定成為過去的時代裡，新一代程式設計師註定不能渴望傳奇。但即使沒了聲名的誘惑，真正酷愛程式的人還是會對程式設計一往情深，不必擔心會沒有人再願意做程式設計師。天匯的作者陳江寧1996年傷心地離開北京的時候，可能沒想過再回北京，但今年10月，他終於耐不住湖北孝感的寂寞又回到了北京，儘管陳江寧知道名聲大噪的機會可能不會再有了，但他還是又回來了……WPS97推出僅兩個多月，就銷出了一萬三千套，這樣好的勢頭連求伯君也始料未及。“WPS97確實有很多民族特色的地方。另外，WPS97小巧簡單，Word那麼龐大，對非計算機專業人員來說太難了。我不反對你用Word，但也請你試一下WPS97。”“WPS97為市場所接受，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WPS有著2000萬的使用者基礎，WPS原來的每一個功能鍵都是它的財富，F8是模擬顯示，你就用不著費事用滑鼠。2000萬的使用者基礎，不僅僅是一個使用者習慣的優勢，也是一種感情優勢，很多使用者來信說，‘我就是靠WPS起來的，對它也有一種感情；我學電腦就是從WPS開始的，我的畢業論文就是用WPS打的；我的老婆就是我在培訓WPS的過程中認識的。’等等。”現在，求伯君的目標像他當年寫WPS1．0時一樣明確——市場份額超過Word，求伯君知道實現這個目標會很艱苦：“我們和微軟的競爭是在區域性的中國市場的競爭，它在中國市場不賺錢也無所謂，而對我們來說，一定要賺錢，不賺錢就活不下去。” 作者: NoName     時間: 2005-1-9 09:55    標題: 程式人生中國第一程式設計師在中國，程式比求伯君寫得好的，應該說有的是，但我們還是願意把求伯君看作是中國第一程式設計師。因為：第一，作為一個程式設計師，誰也沒有求伯君影響大。在中國知道求伯君名字的人，可能比知道蓋茨名字的人還多。以至於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要在蓋茨來中國的當天把求伯君請去，“面對面”地談民族軟體以及WPS97如何抗擊Word。在很多人眼裡，求伯君是民族軟體的一種象徵。第二，WPS是中國迄今使用者量最大的軟體之一。只要你用電腦超過3年以上，你幾乎沒有可能沒用過WPS。求伯君自己認為：程式之間，沒有什麼好比的，殊途同歸，各種功能最後大家都能實現。成者為王。“程式有兩種風格，一種寫得規範，大家都看得懂；一種不規範，短小精悍，幾條指令就能完成一個應用，講究速度。”求伯君認為自己屬於後一種。在求伯君看來，優秀的程式設計師至少要具有以下品性：第一，要能吃苦。熬夜，加班，吃方便麵是一種苦；另一種苦是，在中國做程式設計師工資不會很高，“沒法高，高了養不起。”第二，要有天賦。“在中國，有天賦的程式設計師很多。”第三，是信念。“失敗時要能堅持。像我就寫了很多失敗的軟體。”第四，要愛這一行。“不給錢都願意寫。”第五，是團結。“現在程式都很龐大，以光碟為單位。沒有合作精神，一個人做不出什麼好軟體。我們當時單槍匹馬可以成英雄，現在已經不行了。”第六，要逢上機遇。“我是趕上了電腦剛進入中國，一切都是空白的機會。”對照這幾條，求伯君是怎樣修煉成中國第一程式設計師的？求伯君高考數學成績滿分，所以班主任給他報了國防科技大學的系統工程與數學系，1980年，只招系統工程專業，系統工程要大量地使用電腦，求伯君從此和電腦結下了不解之緣。求伯君把這個高考志願稱為他之所以有今天的第一個不可錯過的機遇。求伯君一接觸計算機就表現出了在這方面的天賦。1983年，求伯君為國防科技大學圖書館做了一個借還書管理系統。這個系統由一臺Honeywell－DPS6小型機和幾十個終端組成從設計到開發，求伯君一個人利用兩三個月的業餘時間就完成了。一家全國性的報紙刊登了“一個學生求伯君研製成功國防科大圖書館管理系統”的新聞。但求伯君沒有記住那是一份什麼報紙，“當時沒有去在意這種事情。”圖書館程式是求伯君寫的第一個能用的程式，這個程式讓求伯君掙了40多塊錢。1986年，求伯君開始研究當時的漢字系統CCDOS，把它的缺點找出來，用Ｄｅｂｕｇ做一些小改動。那時候，ＣＣＤＯＳ拼音輸入法輸入一個字母，顯示一行待選漢字，連續輸入拼音時，必須等上一行完了，才顯示下一行，速度極慢。求伯君對ＣＣＤＯＳ的第一個改動是：連續輸入拼音時，第一個拼音字母對應的待選漢字即使沒有顯示完，如果這時接收到了下一拼音字母，上一屏待選字行將不再顯示。這是求伯君第一次深入地接觸ＰＣ，對ＣＣＤＯＳ的分析為他以後寫ＷＰＳ的低層ＳＰＤＯＳ奠定了基礎。自身是程式設計師的求伯君認為程式設計師最難管，他的經驗之談是：銷售人員，給點高工資，多給些獎金，一切都比較好辦。對程式設計師不僅僅是錢的問題。第一，你要尊重人家，知識分子都有一種“臭脾氣”；第二，要給程式設計師一個能夠發揮的環境。不能卡得太死。開發程式，屬於創造，你不能強迫人家一定要在多少天內完成。寫程式和寫文章一樣，思路打開了，一天都用不了；沒有靈感，一個月也不一定能寫出來。“我們在摸索一些經驗，不能照搬國外的，因為國外可以利用先進的軟體工程方法，一個產品投入幾百人。而我們不行，投不起，經常是一個人做幾個人的活，有的東西沒有辦法，只有精簡。”求伯君有資格談程式設計師管理，因為珠海金山的程式設計師隊伍比較穩定，做ＷＰＳ９７的核心人員，四年下來，沒有動過。盜版是對程式設計師的搶劫。求伯君認為，對中國軟體發展影響最大的就是盜版。“我們國家對資訊產業制訂了很多優惠政策，但這些對軟體企業無關痛癢。只要盜版問題解決了，其他所有的問題都不成問題了。ＷＰＳ賣１套正版有１０套盜版。假設１０套裡面，少盜一套，１比１０變成２比９，對盜版來說，少了一套，對我來說，則是收入增長了一倍。我如果有了一倍的增長，根本不需要免什麼稅。”****採訪手記蓋茨１１號來北京這天，求伯君被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請進了演播室，在《面對面》欄目中暢談為什麼要做ＷＰＳ９７以及如何同Ｗｏｒｄ抗爭。求伯君儼然成了可以和蓋茨抗衡的人物。求伯君從珠海到北京下了飛機，沒吃飯直奔中央電視臺，５分鐘的節目，採訪花了５個小時。ＷＰＳ９７粉墨登場，在友誼賓館開新聞釋出會的時候，求伯君蓄起了鬍子。當時他正在尋求大部委的支援，免不了要和相信“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的官員們打交道。這次上電視，求伯君穿了一身在上海定做的特別合身的中山裝，顯得很中國味。貴州電視劇製作中心也正在籌劃拍攝求伯君傳奇的電視劇。求伯君要求他們的劇本刻劃出他自強、智慧、堅定的性格。按照雷軍的觀點，寫求伯君的文章雖然很多，但令人滿意的還沒有。雷軍這樣說，可能是因為雷軍覺得自己的文章就寫得不錯，但雷軍又說，他也無法寫好求伯君，因為他太熟悉求伯君了。雷軍的理論是，要寫好一個人，既不能不熟悉他，也不能太熟悉他。不熟悉，寫不深；太熟悉，熟視無睹，感覺沒什麼好寫。我的採訪從晚上八點開始，晚上和求伯君、雷軍同住在燕山酒店，因為第二天要早起看７∶２０的《東方時空》，另外，早餐時他還要接受《中國日報》記者的採訪，因此，聊到凌晨３點，我們就倒頭睡了。在我們眼中，求伯君身上程式設計師的色彩要遠遠大於經理人的理念。求伯君獨自掌管金山公司已經有些時日了。張旋龍從１９８７年開始教求伯君怎樣進入所謂的上層社會”也已經十年了，關於禮節、習慣，甚至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求伯君早已心領神會。比如，他知道在各地演講時，要穿中山裝；知道來北京要住燕山大酒店，也克服了演講時，臉紅得講不出話來的怯場，現在是就怕人少，講起來沒勁。但骨子裡面求伯君仍是一個程式設計師，直到今天他還沒有停止過寫程式。當他遇到能用程式實現的某個應用時，他不會像大多數使用者那樣四處去找現成的軟體，而是自己寫一個。“四處去找，多麼麻煩！還不如寫一個。”求伯君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彙編的，他在機器上不加思索寫彙編的神速，讓他的手下佩服不已。求伯君認為用匯編寫的程式很好看。求伯君自己喜歡玩遊戲，所以，儘管《中關村啟示錄》、《中國民航》、《劍俠情緣》都沒有掙到什麼錢，但求伯君還是要堅持做遊戲軟體，並將在今年年底推出《抗日》。這不是生意人做企業的方式，而是程式設計師做企業的方式。能把彙編用得出神入化的求伯君不會用Ｗｏｒｄ，他覺得文書處理需要完成的功能ＷＰＳ裡面都能實現，“假設哪個功能實現不了，我會提議，加上這個功能。”求伯君像愛護他的雙胞胎兒女那樣愛著ＷＰＳ，你要是當著面說ＷＰＳ壞話，求伯君肯定會很生氣地質問你，“ＷＰＳ哪裡不好？”，你說出的理由絕對沒有求伯君反駁你的理由充分。求伯君第一次知道有人盜他的版時，和所有的程式設計師一樣，很高興有人在用自己的東西。求伯君樂觀地估計，ＷＰＳ有２０００萬個使用者。求伯君自豪的是，ＷＰＳ養活一批書商，一批搞培訓辦班的人，一批打字小姐，並且推動了電腦的普及。求伯君認為，很多和他同時代的程式設計師沒有適時地轉到Ｗｉｎｄｏｗｓ上，並不是他們抱殘守缺，而是在Ｗｉｎｄｏｗｓ上開發程式不是一個人能做得了的事。“投入要比ＤＯＳ上大很多。具備這種轉向實力的，並不是很多。”求伯君愛看武俠書、歷史書和社會紀實作品，唯獨對外國文學不感興趣。“國外名著，包括電影、音樂，都沒有共同感，無法引起共鳴。我是個傳統的民族主義者，喜歡中國的民族音樂，比如古箏和古琴。”四通利方總經理——王志東王志東，四通利方總經理。1967年生，廣東省東莞市人。198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1989年5月，特邀進入北京大學計算機技術研究所，研製“中文多視窗圖形支撐環境”1990年6月，轉入北大方正負責產品二次開發與新產品研製工作；1991年6月，獨立研製並推出國內第一個實用化Windows中文環境——BDWin3．0；1992年4月，創辦新天地電子資訊科技研究所，任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1993年12月，創辦四通利方資訊科技有限公司，任總經理；1997年，被評為北京市第三屆“科技之光”優秀企業家。人們熟知和佩服的王志東是第一個寫出Windows中文平臺的程式設計師。BDWin、中文之星、RichWin使只正經寫過五年程式的王志東成為繼嚴援朝之後中國笫二代程式設計師的象徵。但是，在1994年RichWin第一版寫完之後，王志東就放下了往昔賴以安身立命的C語言，執掌了四通利方總經理的帥印。在新天地摔的那個大跟頭，使王志東明白，營造一個好的軟體開發環境比創造一個好產品更加困難。“我曾經一廂情願地想為自己找一個好的環境，使自己能夠兩耳不聞窗外事，專心致志寫程式，但是國內缺的就是這種環境，國內搞技術出身的人倒楣的很多，就是因為他們不懂怎麼經營，怎麼管理，怎麼把握方向。”王志東在找了幾次也沒有為自己找到一個好環境後，就下決心自己為自己營造一個。作為四通利方總經理的王志東，現在要考慮的不再是怎樣精簡程式指令，而是——外合作。“我要考慮，和誰做朋友，和誰打對手。做朋友做到什麼時候，就應該改變身份，千萬不能站錯隊。”政府關係。“RichWin現在列入了國家‘火炬計劃’、863計劃、科技成果計劃、‘九五’技改計劃。”市場策略。“針對中國軟體市場非常不成熟的現實，我們選擇了捆綁和做大使用者的市場策略，這個策略現在看來非常成功。”讓王志東總經理整天牽腸掛肚的遠不止這些事，“程式是人和人智力上的較量，不用去考慮許多非邏輯的因素，而軟體公司卻要求考慮到方方面面，哪一個方面出了問題，整個公司都不會成功。技術好，還要產品好；產品好，市場還要好，關係還要好，內部機制更要好。”所有這些給了王志東很大的壓力，但身為公司總經理的王志東“想推也推不掉”。按照王志東的性格，他“最不喜歡跟誰聊天，誇誇其談，練嘴皮子。最不喜歡看人打架，自己去勸架”。從程式設計師到總經理，“要做出很痛苦的犧牲，要擺脫原來個人英雄主義的狀態。可能要摔過跤才能下決心完成這個轉變，而且還要有很好的機遇，組織管理和聰明完全是兩回事。”“五年多的程式設計師生涯，我感覺實在沒過夠癮，挺遺憾才只有五年，其實直到現在，我經常還有回去寫程式的衝動。我現在的情形就像老鼠踩飛輪，越踩越快，其實都是自己給自己加的力，我現在已經踩上去了，想停都停不住。也許三五年之後，四通利方做出來了，我聘一個總經理，自己再去寫程式。”看看王志東的經歷，就能明白王志東做了總經理為什麼還想回去做程式設計師。上街1987年，王志東在北京大學無線電系讀完大三，感覺學分掙得差不多了，就進了中關村。剛出道的王志東在一家不到10人的小公司攢機器、倒機器、前臺銷售機器，忙裡偷閒玩一些西文軟體的漢化，在沒有原始碼的情況下，他漢化了AutoCAD的一個版本，開發過IBM5550上的漢字系統。就這樣一晃一年過去了。是使用者的一個需求改變了王志東發展的軌跡。這個使用者買了北大方正排版系統，又買了四通4S系統，但兩個排版軟體對硬體配置要求不一樣，不能裝到同一臺機器上用，商家告訴他非要買兩臺PC才行，使用者為這事很頭疼，在街上逛的時候，碰到了王志東，問王志東能不能幫他一把，王志東答應試試看。方正排版系統和4S系統對顯示卡、印表機要求都不一樣，王志東的方案是以4S為原型，把北大方正系統移植到新機器上，這樣就必須改動方正底層的驅動程式。方正產品是加密的，王志東先解密，然後反編譯，再修改。一個月後，王志東把兩個系統裝到了一臺PC上。這個使用者很興奮，跑到方正說：“你們說不能做的事，我找人完成了。”方正的人不信，這個客戶就把機器拿去給他們演示。方正的人看了演示，一定要追問到底是誰做的，客戶就把王志東供了出來。從此，王選記住了王志東的名字。幾個月之後，一家大報社向方正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方正就找王志東把問題解決了。發現王志東很能幹，方正的人就對王志東說：“知道你上了‘街’，收入很豐厚，不好意思叫你過來，但你可以考慮來做客座研究員。”進方正把上街看成“下基層”的王志東通過一年多的鍛鍊，覺得中關村自己大致瞭解得差不多了，正想到一個正規化公司修煉一下。於是，就順著這個臺階，進了方正。1989年，進方正的王志東像個消防隊員，主要任務是解決方正系統的硬體相容和軟體特殊要求問題。方正對程式原始碼控制得非常嚴格，王志東要在沒有原始碼的情況下，先反編譯方正的軟體，然後，再為方正軟體解決相容性問題。“加密對我不起作用，我能把原來的加密方法改了，然後，再用自己的方法給它加上密。”方正的維思系統決定在Windows上開發，但當時Windows不能處理中文，找微軟，微軟還沒做Windows中文版的計劃。王選曾安排過一個學生做Windows漢化，做了半年，這個學生去了加拿大。王選想到了王志東：“你能不能把Windows漢化了？”任務很艱鉅，要在三個月內拿出東西。“Windows我從來沒摸過，再說，我對C還不是特別熟，我以前多是用匯編和Debug一點點改。但我一拍腦袋，就答應下來。我說，行，我試試看。王選說，別試試看，立個軍令狀。我當時想，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又能怎麼樣。”就這樣，王志東正式到了王選的研究所。王志東開始躲進自己屋裡，什麼人都不見，專心寫自己的程式，各種設計的紙鋪了一地。兩個多月後，王志東寫出了漢化Windows1．0。王志東活幹得太快，實在不好管。於是他一口氣做了幾個漢化Windows版本後，就從研究所又回到方正公司。外掛直接在西文Windows上改，版權上有問題，工作量很大，又不能改得很完整，只能夠湊合用。王志東突然想到能不能用外掛的方法解決Windows處理中文的問題。王志東用了一個多星期的業餘時間，把外掛的方法驗證了。此時，王志東興奮了，“這是全球第一個Windows外掛系統。原來寫了一萬行的程式，外掛方式一千行全解決了。後來，這個程式越寫越少，而且原來英文Windows的所有API都能用了，所有的印表機和顯示器都支援。”王志東的外掛思想是：假設自己設計一箇中文的Windows，每個API都可以自己定義，但自己又不可能寫一個完整的中文Windows，於是只好寄生在英文Windows之上，只要英文Windows能做的，就都讓英文Windows去做，它做不了的中文部分，才自己做。實現的方法是，把自己的程式碼嵌進英文Windows去，動態地塞到它裡面去。這樣對於應用軟體和使用者來說，好像是在一箇中文作業系統上工作了。外掛系統有兩個核心概念，一個是程式陷阱，另一個是作動態定義。“這樣一來系統穩定了，我只需要做我自己要的中文部分，其他部分全部動態定義，全都利用它原有的系統。原則上一個外掛產品，所有Windows都能用，這樣就解決了Windows中文處理的完備性和可移植性問題。我原來在研究所做的核心漢化方式，後來證明是行不通的。臺灣資策會也做核心漢化，但後來微軟不給授權，它就不能做了，而外掛是獨立的。”程式寫完了，王志東沒有把它太當回事，反正是業餘作品，該到方正工作照樣工作，“因為我還沒有完全想好，這東西到底會有怎麼樣的影響。但是到了1990年底的時候，Windows3．0全球火爆，國內也開始炒Windows。臺灣的漢化Windows已經出來了，國內也有長青、保利、長城等五六個版本的Windows出來，但都大同小異，和我在方正做的那套核心漢化方案一樣。而我的外掛新方案卻一直沒有人能用，我很著急。11月份，我找了方正領導，方正才知道我有這個東西，但我說錯了一句話，我說我的東西能排版。”1991年6月6日，首屆全國Windows研討會在福州召開，王志東對單位領導說我想參加，後來又說我要參加。為了參加這個會，王志東花了一個多星期時間忙活產品化、測試樣張宣傳材料，做完以後，王志東給它起名BDWin。BDWin拿到會議上，把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震動了，CCDOS發明人、這次會議的策劃人嚴援朝自己開發了一箇中文視窗，叫做保利視窗，但是他一看到王志東的BDWin，就說，“我的東西不推了，推你的，我的東西不行。”後來，嚴援朝給王志東做了總工程師。福州會議回來以後，BDWin連加密卡做了幾百套，兩個月時間全賣出去了。BDWin年終被評為方正1991年的七大成果之一。中文之星1991年10月，王志東認為自己在方正該學的都學得差不多了，就想走出方正再學點別的。“大學畢業，我不讀研究生，是因為我覺得學校的東西，我都學得差不多了，研究生三年等於白耗時間。對我來說，兩三年是一個週期，一個週期我要學一樣東西，學完就得改學別的。”離開方正的王志東面臨三條路：一是，自己辦公司；二是，出國；三是，去外企。這其中，到新加坡做EDI和多媒體開發，因為技術比較新穎對王志東吸引力最大。“我想去學一學國外企業管理，學幾年，再回來自己幹，同時練練英語。”利用在家等出國手續的機會，王志東又埋頭做了一個全新的中文之星1．0版。不久，他碰到了一個一起上街的北大同學，同學看到王志東寫的這個新玩藝，建議他一起辦公司。“北大的同學在一起特別務虛，說我的軟體是中國軟體產業的一面旗幟，我們說起大道理來沒完沒了，但特別投機。”出國包吃包住，什麼都有，但王志東覺得不刺激，雖然新加坡給的是技術移民名額，並且為王志東簽證延期了三次，但王志東此時已經醉心於合夥投資辦公司了。1992年4月底，新天地成立，王志東出任總工程師和副總經理。“當時看來，這樣的分工很自然，我是搞技術的，公司有管理和技術兩攤事，我只能管技術，我不管技術，沒有人管技術，我也懶得管財務和人。”5月21日，中文之星1．1版首次在京交會上亮相的展臺還是蹭來的。當時王志東他們沒有錢租展位，也來不及，就以參觀者的身份擠了進去，看到有空展臺，就把資料往那兒一放，向人宣傳，展臺的主人一來就跑。後來，找到一個展位，是一個學校的，王志東他們正向別人講解得起勁，來了一個老者，王志東他們就給他介紹，把資料發給他，這位老者也不理會，看看展位，問王志東他們：“你是哪的？”王志東說：“我們是新天地的啊”。老者就樂了：“這是我們的展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王志東自己拯救了自己。雖然他說“當總經理是被人推到水裡去的”，但王志東如果當時不當總經理，他是否還會有今天？求伯君、王江民、朱崇君哪一個不是因為自己為自己做主，才有了今天讓人羨慕的結果。周志農從超想出來，自己開辦公司當總經理。鮑嶽橋、簡晶離開希望最可能的結果也是自己開公司。簡晶說，經營以前我們不懂，但可以學，至少要試試看能不能學會。王志東說得很對，從一個程式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