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不及知道怎麼做有錢人 中國富人存在精神缺位

中國日報網站訊息：“中國人富得太快了，現在的社會給了很多人一夜暴富的機會，從大雜院一下子進入高級別墅，很多人還來不及知道怎麼做富人。他們的精神還停留在筒子樓、大雜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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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楓家園的一座歐式住宅樓裡，北野指著樓道里一扇極不雅觀的大鐵門說：“這種大鐵門只有在筒子樓裡才能看到。鄰居們見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他們做了沉默的大多數，像我這樣開口的人只是絕少數。”

　　北野是銀楓家園裡的500住戶之一。他介紹說，這裡的房價都在7000至15000元一平方米，旁邊的銀湖別墅有全北京最貴的別墅，一千萬元一棟。即使是在銀楓家園買一個房子最起碼也要花一百多萬。稍微做一下裝修，再買一輛上點檔次的汽車，就遠不止這個數字了。也就是說，要想在這裡生活起碼是個百萬富翁。

　　這裡居住的人基本上都是高階白領、私企老闆、留學歸國人員、外國使館工作人員等等，還有很多中國演藝界響噹噹的腕級人物。然而，這樣一個富人、名人居住地，所謂的高檔社群裡的生活卻高尚不起來。北野給我們講了一些發生在這個富人社群裡的故事。

　　首先是關於那個大鐵門的事兒。那個大鐵門至今還屹立在主人家的門口，在這個很現代化的住宅樓裡顯得很扎眼，把整個樓道佔去了一半。大鐵門剛立起來時，北野就看不下去，寫了一封信勸主人把那扇佔用了公共空間的大鐵門拿掉。

　　然而，這封善意的信換來的是人家的恐嚇：“告訴北野，不要捱了打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據說這家主人是曾經留過洋的大律師。

　　贏思強企業發展研究中心首席資本運營顧問周奇鳳也住在類似的富人區裡，他對此也深有感觸：“如果住戶是在自家‘領地’裡搞‘工程’，那是人家的自由，我們沒有權利去管。但是如果你侵犯了公共領地，危害了公眾的利益，就沒道理了。”

　　他同意北野的看法，在中國現階段，物質的富有與精神道德的富有基本上是零相關。

　　北野從事文明學研究。英國有句話：一夜之間可以造就一個百萬富翁，但是要培養一個貴族卻要三代人的努力。北野認為，作為紳士，只有金錢是不夠的，他們把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要，他們懂得怎麼尊重別人，懂得怎樣尊重為自己服務的人。

　　同樣是對待為自己服務的人，北野就很看不慣銀楓家園裡一些人的做法。他經常聽見有些富人對小區裡的保安大罵“你他媽給我開門”之類的話。

　　類似的舉止還有：開著大奔、揹著高爾夫球杆的，突然往路上吐了一口痰；開著車突然從車窗裡扔出來一個易拉罐；鋪著高階地毯的樓道里，門口堆放的卻是一堆空酒瓶、髒鞋襪之類的垃圾；為了自己的一點私利，可以拿500住戶墊背，因為自己和物業的糾紛能夠讓整個小區交通陷入癱瘓，小區內外100多輛車無法進出。而對於權勢和黑惡勢力呢，他們卻不敢吭一聲，但另一方面卻膨脹得可以，等等。

　　“我們在道德上對富人寄託這樣高的期望，那是託錯了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郭星華副教授認為，“你要求所有的富人都能在道德品質上做得很好，都能成為慈善家，都能拿出幾十萬來賙濟窮人，這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富人群體中發生緋聞、吸毒、犯罪等現象的比例要比普通人高得多，富人階層的道德水準甚至還達不到社會的平均水平。”

　　一位和富人打交道頗多的攝影師說，你看很多人表面上很風光，骨子裡依舊是農民本性。這位攝影師發現多半成功的人或者說是富人都來自小城鎮，他們懂得吃苦，懂得往上爬，但他們精神蒼白得很，做事時想盡各種手段少花錢多掙臉面。

　　而且在很多富裕起來的“海龜”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對待錢的態度到了張狂的地步，他們的錢袋鼓了，墨鏡也戴了，西裝也穿了，好車也開上了，都是世界名牌，臉上總是掛著謙和的笑，談話間不時冒出一串洋文，倒也不乏溫文爾雅，但時間一久，他們的為人處事總讓人覺得彆扭。

　　郭星華教授認為如何看待富人涉及一個社會楷模的問題。郭教授的意思是富人在金錢上是富有的，可以成為這個社會的經濟精英，我們可以在經濟上學習他們如何致富、學習他們如何幫助國家增加GDP、學習他們如何為國家的稅收事業做貢獻等等。但是，他們卻不一定能在文化上、技術上、道德上引導人們的行為。現在我們把各種高階白領、富人群落當作精英來模仿，其實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因為現在的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不可能有哪個階層的人能做所有階層的楷模。郭星華強調，“我們沒有必要在這點上對富人有太多的苛求。”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越有錢的人，越是名人，越是留過洋的那些極少數人，道德越有問題，越不講道理，越缺少寬容心。”北野覺得這是一種悲哀。

　　北野的一位朋友這樣評價：“北野像個鬥士，孤軍奮戰的鬥士。”即便是最開始沒人理解，還有人說他是“多管閒事”，但北野堅持和這些不良行為戰鬥。“現在的人太缺少正義感，大家都做沉默的大多數，就等於給做壞事的人得逞的機會。中國人自己做了錯事，沒有人制止，現在連外國人也開始效仿了。”

　　怎麼辦？北野認為從根源上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現在的教育有問題，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都在搞技能教育，缺少有效的道德教育。二是法律上有漏洞，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使得好人吃虧，於是沒有人再願意做好人。

　　中國富人精神缺位

　　我很少去富人的場所，比如特別豪華的酒店。一天我去那等一個人，幾個胡亂穿著名牌的生意人斜躺亂坐在我旁邊，高門大嗓，吐痰抽菸，一會兒高笑，一會密語……就是這些人創造了中國的高速度，又腐蝕著某種氛圍。

　　大陸的富人確實在道德上或者說在明面上的那種禮儀、教養和表面上對人的公平上，比起西方富人要低很多。富人精神道德上的欠缺，使中華民族一直沒有創造出當代的上層文化大廈。

　　從中外文化史看，真正高雅的文化是人民中的一小撮，富人階層或稱有閒階級創造的。人類中只有那樣一些人，他們衣食不愁，成長出充分發達的鑑賞力，有強烈的主導意識和精神渴求統領藝術家，而且有強大的經濟基礎，才能創造出一個時代的不朽的藝術。不管是以宋徽宗的極為雅緻的花鳥畫和書法為代表的宋元古字畫，還是以康熙時代江南大地主以及模仿他們的清宮的喜好為準燒製的青花和粉彩，都標榜了一種有錢階層的光彩，進而成為了中華民族偉大文明的代表之一。

　　歐洲的文化歷史更證明了這一點，沒有藝術也就沒有科學，它們是產生於有錢階層的土壤上的並蒂蓮。更別提羅浮宮的繁華，彼得堡的雅貴，威尼斯的綺旎……那就是一個富人和宗教和藝術家結盟的歷史，更準確地說，是富人中有鑑賞力的那部分，皈依宗教和藝術，使整個社會精神有序化———這也使更孱弱的人可以苟延殘喘，不至於在更加殘暴的血酬叢林裡了無生路———富人發善，社會和人生都得到了好處。

　　富人和貴族為了修整或者哪怕暫時昇華利益爭奪中粗暴和庸俗化了的靈魂，創造了高雅文化。

　　西方富人有一個好的傳統：即暴發戶永遠是被嘲笑的物件，於是一種強大的附庸風雅的傳統催動著富人向紳士風度、藝術鑑賞者和宗教生活的層面滾動，兩代之後，粗俗的、偷羊賣肉的暴發戶竟也會成為園林古堡中做派有度、有著家族傳承一樣的富人。歐洲的文化歷史或者說風情史實際就是由這種精雅訴求推動的歷史。如果一個民族僅僅滿足於暴發生涯，而沒有這種內心訴求，那就是一個在文化上、思想上、在精神層面上沒有自我地位、沒有內在衝動、因而註定要被別人啟發和帶領的民族。

　　中國富人在精神上集體缺席，我們有富人而沒有富人的精神提升———精神貴族。

　　審視過去的兩百年，我們確實沒有在精神上給予這個世界任何貢獻。我們以為我們貢獻的都是些悲哀和錯亂，而人家貢獻給我們的我們也把它改造成相同的了。我們現在口頭上津津樂道的一切時髦或不時髦的，都是來自外人。

　　反觀我們的富人在二十年中創造了什麼？其實用不著為他們開脫，二十年的時間不短了，足夠兩代人成長。事實是，中國的文化似乎與本應大有作為的富人沒什麼關係。這些被媒體鼓動起來的富人僅收購了一些為了賺更多錢的字畫，他們不懂室內樂，不懂歌劇，也不屑埋藏在中國廣大山河中的民間藝術。他們缺乏信仰，因而沒有連帶出聖潔的那部分藝術，他們沒有正視社會弊端的勇氣。

　　他們中的很多人“錢沒有好來處”，或是在道德上不太站得住腳，因而消失得極快，中國的富翁們創造出了一個致富極快而又迅速消失的紀錄，讓富裕的西方世界瞠目結舌。

　　中國在福布斯上榜的富人每年有百分之二十到四十原地蒸發，其空缺為其他聞所未聞的新富們頂上。每年上榜的前十位又是被有關方面逮捕的最好人選，攫取、鑽營、恐慌、防範、隱藏、說謊、緊張……中國的富人確實沒有閒暇和精力顧及文化和藝術，更別談科學了。

　　那麼多的富人不敢露富，不敢買房，不敢投資，不敢做慈善事業，甚至不敢風雅……最順手的例子是那個販賣國家演出資源的趙安，多少人替他憋屈，那麼多錢，光懶得搭理、散亂堆放的鈔票就有一千多萬，汽車六部他三輩子也使不完……可他除了像土財主一樣每天晚上數票子還能幹什麼？連太豪華的宅子都不敢買———在各種場合各種人物面前怎麼說也得裝得稍微樸素一點。許多人都惋惜，那麼多錢，創造出什麼來了，把文藝風尚弄得粗俗不堪，弄壞了一代風氣。可惜左右中國文化界的人很有一些是像他一樣的土財主。

　　富人的悲劇也就是民族的悲劇。沒有富人的改良，這個民族沒有前途。富人不創造文化，是民族資源的一大損失。

　　中國有更大量的準富人或是說中產階層，與上述暴富流是有區別的。他們在大城市中更多的是高階白領，在離資本入侵更遠的地方是中小企業主，他們形成了一個當今年收入十五萬以上的廣大階層。他們模仿了一種文化，但也沒創造出文化。他們一般都受過良好教育，有許多是出國歸來。在當今西方話語佔絕對優勢的世界裡，受高等教育就等於洋化過程，他們在心底默認了西方價值，並不是全部預設，他們給社會帶來一種經他們消化修正的西方文化。

　　他們沒有創造，他們販賣了文化：比如聖誕節、洋快餐、一夜情、性伴侶、同居、AA制、喝紅酒、揹包旅行、汽車旅行、別墅熱、野外聚會、雷打不動的雙休日休息、洋家教、送子女海外讀中小學、海外觀球、駕波羅和寶來、裝修出專門的餐廳……

　　比之中國文化中固有的殘酷和狡詰那一部分，他們給社會帶來了一種甜膩。這種東西是社會執行的一種潤滑劑，是中產階級社會的磚石。他們沒有時間，他們思想平庸，他們深信外國……他們帶來的這種“小康”如果實現亦是中國人民的幸事了，畢竟生存和平安是我們最大渴求。

　　創造文化的事只能指望另兩個階層：比較貧窮的思想者、藝術家、作家和有數代積累的有閒暇的富人，這兩個階層的結盟或許能創造出能照亮一個民族的偉大的思想傑作和藝術品。

　　應該說，中華民族正在等待穩定、溫馨、守法而精神上又孜孜以求的富人階層的出現，我們可以稱他們為新精神貴族，他們將給社會帶來寧靜、慈善、雅緻和深深的心靈感動。(來源：青年時訊/馮志新 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