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人工智慧需要什麼

      “人機對戰”這樣的主題總是能夠吸引大眾的眼光。過去的2018年，我們始終將目光放在機器“挑戰”人類帶來的恐慌和膜拜，但忽略了更本質的東西。當我們理解AI in All的時候，往往把範圍限定在產業領域。為了解決產業領域的人工智慧問題，人工智慧需要一群“公民資料科學家”，他們需要了解資料科學，瞭解人工智慧的思維方式，是出色的研究人才，而當我們將範圍擴充套件到整個社會的時候，人工智慧最本質的東西就開始浮現——基於人工智慧的新社會結構。這個結構需要一群“理性思考技術中性的思想領袖”去搭建，他們需要融匯技術和倫理，需要研究和發展經濟和法律理論，他們既是新秩序的構建者，又是技術異化的批判者，同時還是科技文明的佈道者。

       相似的故事在不同的時代都會發生。人類天生會對未知的事物產生無法控制的恐懼。19世紀，當機動車首次出現在倫敦街頭時，沿街的民眾一片譁然。1865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機動車法案》，立法規定汽車必須由三個人共同駕駛，且不得超過手舉紅旗之人的行走速度。很多評論家認為它限制了英國汽車業的發展，最終將發展機遇拱手讓給了美國。這部法案也被嘲笑為《紅旗法案》。其實，限制了行業發展的，並不在於這部法律，而是其背後對於超出社會認知範圍的科技力量的恐懼。100多年後，無人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第一次奪去無辜行人的生命。要解決這個問題，光有恐懼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做的，是因應新的社會結構創設新的社會制度。

      前人已經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多的思想。有一些人類思想的引領者始終在拓展著人類和機器的邊界。例如艾倫•圖靈從理論上奠定了計算機與智慧的基礎，打開了機器智慧與人類互動的大門。也有科學家始終保持著理性與批判，例如美國科學家休伯特•的雷福斯反思《計算機不能做什麼：人工智慧的極限》。現在，歷史的方向盤交到我們手裡，如何有效地利用前人的智力遺產，如何融合行業發展的現狀，考驗著我們的智慧。

     Iphone4降世時，雖然號稱世界上首部智慧手機（smart phone），但是並不擁有嚴格意義上的智慧（Intelligence）。而在人類工程師不到十年的辛勤開發之下，其智慧程度不斷迭代提升。現如今，我對著最新款的Iphone說：嘿siri，你是不是人工智慧時，它會回答：差不多吧。

（轉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