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絕罰中興之後，美國再次三司會審華為。華為是否會遭遇中興那樣的滅頂之災？這要看美國能否找到華為的“罪證”，但這一調查更可能是中美下週貿易談判之前的施壓手段。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訊息報道，美國三大政府機構司法部、財政部和商務部正對華為展開調查，調查後者是否違反了美國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華為已經收到來自美國商務部和司法部的行政傳票。如果找到華為違法出口的不利證據，美國政府可能會對華為進行行政處罰和商業制裁。不過，目前媒體還不清楚調查的具體範圍和推進情況。華為目前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中興被罰證據確鑿

　　這是繼上週絕罰中興之後，美國對中國科技行業巨頭策劃的又一次重擊。美國商務部上週宣佈，由於中興沒有遵守此前達成的和解協議以及虛假陳述誤導調查人員，將對中興實施為期七年的禁售令；中興將無法購買來自美國的軟體、硬體、技術和服務。鑑於中興諸多核心部件都來自美國合作伙伴，暫時無法找到替代方案，這意味著中興對供應鏈將全面陷入癱瘓。用中興自己的話說，公司將陷入休克狀態。

　　不到一年之前，中興剛剛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和解協議；承認此前違反美國製裁令，私下向伊朗與朝鮮出口通訊裝置，並且多次拒絕配合調查和誤導聯邦調查人員，並同意向美國政府繳納高達12億美元的罰金（先繳納8.9億美元），從而換取美國政府解除禁售令。但此次美國政府再次處罰中興的原因是，中興只解僱了五名相關的高層人士，沒有按照承諾處罰35名相關員工。

　　雖然中興在美國政府二度絕罰之後，依然表示絕不能接受，但在超級大國政府面前，任何一家企業都顯得脆弱無助，何況美國政府在2016年3月拿到了一份中興高層簽字的、涉及向伊朗出口的內部機密檔案，抓了個證據確鑿。關於那份關鍵證據的洩露過程，故事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中興高層在美國被查獲電腦，一個是中興美國的律師舉報。但過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份證據讓中興被抓了個“人贓俱獲”，只能低頭認罪受罰。

　　美國政府調查華為對伊朗出口同樣源於中興那份機密檔案。中興在檔案中提到的友商“F7”（普遍認為是華為代稱），把華為推到了風口浪尖。在2016年正式調查中興之後，美國商務部和財政部同樣向華為發出行政傳票，要求華為提供過去五年向朝鮮、伊朗、敘利亞、古巴和蘇丹的通訊技術出口所有資訊，調查華為是否違反美國禁運令，把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賣給這些國家。

　　此後，美國政府一直沒有放鬆對華為的違規調查。2017年年初，美國司法部旗下的聯邦調查局（FBI）和財政部旗下的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再次對華為進行相關調查。不過，上訴調查迄今似乎還沒有找到不利於華為的致命證據，否則也不會在本週重啟調查。因為但凡抓到有力的證據，美國政府必然會抓住這大好良機公開整治華為，而不會像過去一年那樣，只能施壓國內公司拒絕與華為合作，逼迫華為退出美國市場。

　 華為是戰略威脅

　　相對於原本就在美國運營多年、手機業務蓬勃增長的中興而言，華為才是美國政府最為忌諱的中國通訊巨頭。華為是全球最大的網路裝置提供商和第三大手機廠商，更是最有可能挑戰美國在5G通訊時代技術話語權的中國通訊巨頭。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正在聯合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等盟友，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華為在這些國家的業務擴張。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政府否決了博通斥資1200億美元收購美國通訊與晶片巨頭高通的交易，同樣是擔心交易可能影響高通未來的研發投入，給華為帶來在5G通訊時代的技術趕超契機。

　　長期以來，美國官方都給華為公開掛上“與中國政府存在關係，可能替中國政府竊取資訊”的標籤。雖然華為多次公開表示，自己是一家員工持股的私人公司，與中國政府並沒有隸屬關係，也不可能替政府監控竊取資訊，更在2012年主動邀請美國國會來深圳進行實地考察。但對美國政府而言，華為的這種努力顯然是徒勞的。

　　從2008年華為正式拓展美國市場迄今，美國政府叫停了華為的四次重大收購交易，否決了第三大運營商Sprint給華為的60億美元網路裝置訂單，阻止了美國主要運營商與華為之間的業務合作。今年以來，美國六大情報機構和國會調查報告連續數次提到，華為與中興可能替中國政府竊密，建議美國運營商和消費者遠離這兩家中國廠商。在這種政策壓力氛圍下，美國第二大運營商AT&T和電子產品零售商百思買先後放棄銷售華為手機的合作。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上週也通過決議，禁止美國小運營商採購華為裝置。美國電信裝置市場每年規模高達300億美元，愛立信和諾基亞這兩大北歐通訊巨頭各自佔據48%的股份，而華為的市場份額不到1%，只能接到一些偏遠山區地區運營商的採購單。華為在全球通訊裝置市場的份額為27%，高於愛立信與諾基亞。據埃森哲統計，美國各大運營商將在未來七年時間投入2750億美元鋪設5G通訊網路；而這個巨大的市場當然與華為絕緣。

　　在美國市場連續受挫之後，華為輪值CEO徐直軍上週公開表示，“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輕鬆……中美之間的問題不是我能說清楚，可以解決的”。與此同時，華為駐美國首都華盛頓辦公室負責人、負責政府關係的副總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也在效力華為近八年之後黯然離職。這或許說明華為已經暫時放棄了美國市場的拓展計劃。

　 貿易大戰一觸即發

　　無論是中外主流媒體還是行業分析機構，在剖析美國政府第二次處罰中興時，都會提到目前中美緊張的經貿關係和一觸即發的貿易大戰。在這個敏感的時間點，再次絕罰中興和三司會審華為，對中國科技行業的兩大戰略支柱企業下手，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這是美國在雙方貿易談判之前的下馬威和攻心戰。

　　中美經貿關係目前正處於一個極度敏感的時期。崇尚里根總統單邊遏制主義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大選期間就多次宣稱要大幅提高關稅，來解決中美鉅額貿易逆差問題。今年3月初，他正式提出要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500億美元的懲罰性關稅，並禁止中國企業在美國併購投資，希望將美中貿易逆差縮小1000億美元。但特朗普一邊宣佈要大打貿易戰，一邊又多次主動暗示要和中國進行貿易談判。

　　去年美國官方統計的貿易逆差高達5660億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美貿易（3752億美元）。但中國海關的資料統計，這一貿易順差僅為2758億美元，比美國資料少了近1000億美元。雙方的統計分析就在於出口的定義標準；按照美國的統計方法，只要在中國組裝的商品，都屬於中國對美出口。舉例來說，美國把中國組裝的蘋果iPhone手機都定義為中國出口產品，但實際上iPhone絕大多數的價值都屬於蘋果和供應鏈企業，而中國組裝廠商只能拿到不到4個百分點。

　　在中國4月初回以500億美元的報復性關稅之後，特朗普又通過媒體放風，宣稱考慮再對中國商品徵收價值1000億美元的進口關稅。這顯然是在直接試探中國政府的心理底線。如果特朗普加大貿易戰施壓籌碼的話，中國已經無法給予同樣規模的貿易回擊。

　　去年美國對中國出口總額為1304億美元，僅佔美國出口總額的9%；而同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為5056億美元，卻佔美國進口總額的21%。而且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商品——傢俱玩具紡織品，都有著來自墨西哥和越南等國家的替代產品。中國官方資料統計，去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是19%。

談判之前威嚇施壓

　　一連串看似暴風驟雨的組合拳之下，特朗普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是和中國兩敗俱傷嗎？顯然不是，這會直接威脅他尋求連任的選民基礎，重創共和黨的中期選舉形勢。特朗普對中國施壓的具體步驟，顯然都打過精明的算盤。例如，在他提出的首批500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名單中，並沒有涉及到美國民眾日常生活購買的廉價中國商品。

　　這個看似言行舉止瘋狂的地產商總統實際上是一個談判桌上的冒險家。他不惜拿美國企業的出口利益和民眾的生活成本來冒險，押注出口導向的中國經濟無法承受全面貿易戰的慘烈結果，最終會被迫屈服接受美國的條件，向美國商品和公司全面開放中國市場。這才是特朗普的真正目的。

　　而為了施壓達到這一目的，他會和當年的里根政府一樣，通過系列看似瘋狂的“暴力重手”來影響談判桌上的心理平衡。中國近期承諾降低汽車進口關稅與合資企業限制，是向美國發出的一個談判示好訊號，但這還遠遠不能滿足特朗普的要求。上週傳出美國政府準備遏制阿里雲在美國擴充套件的訊息，也是意在施壓中國政府對美國雲端計算巨頭進一步開放市場。

　　當然，特朗普也在承受著巨大的風險。為了施壓中國作出讓步，他會不可避免衝擊到美國企業的利益，遭致諸多跨國巨頭的反對。中國對美國農業實施貿易報復，則可能會威脅到共和黨在這些傳統選區的支援度。這些都是他在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之前需要仔細評估的風險。

　　就在今天，特朗普在白宮私下會見了蘋果公司CEO庫克——這是在業務生態和市場營收方面，都極為重視中國的美國巨無霸企業。媒體猜測，特朗普可能會詢問和評估中美貿易戰對蘋果的損傷程度，以及蘋果轉移製造鏈，甚至迴流美國市場的可能性。

里根主義如出一轍

　　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貿易戰中的強硬態度，與當年里根政府的遏制立場如出一轍。1985年，為了解決美日鉅額貿易逆差，提升美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美國誘使當時的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簽下《廣場協議》，同意日元大幅升值。現在特朗普政府的首席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正是當年里根政府的副貿易代表，是美國與日本貿易談判的直接經手人。

　　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前，里根政府同樣是恩威並用，對日本政府大打心理戰。美國多次對日本進口產品啟動“超級301條款”的貿易制裁；美國國會擬定草案，準備對日本進口產品全面實施關稅制裁；美國貿易代表甚至以退出談判作為威脅。而當時日本出口導向的經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對美國出口佔據了日本總額的近30%。作出讓步保住美國市場，是日本政府自願簽下《廣場協議》的主要原因。

　　特朗普是一名走過殘酷市場競爭，甚至受過破產打擊的成功地產商，他比誰都清楚商場上的談判技巧。在成為美國總統之後，他的治國風格既有此前電視娛樂明顯的浮誇囂張，更有骨子裡的商人本性——注重實利、瞭解風險、兵不厭詐與虛張聲勢。這在他1987年的暢銷書《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Deal）有過詳細闡述。這本書是當年最暢銷商業書籍之一。（當然他只用口述，無需自己組織成文。）

　　這場看似一觸即發、兩敗俱傷的中美貿易戰，最終的解決方案或許還是在談判桌上。就在昨天，特朗普在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時再次公開放出訊號，“有很好的機會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如果不能達成協議，那麼美國會按照原計劃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5月15日）。”美國財政部長努欽下週就將訪問中國，他的此行目的不言而喻。

　 會審華為意在震懾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也希望遏制中國經濟和科技實力的迅猛崛起，避免威脅到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遏制華為這樣中國科技巨頭的全球業務和技術儲備，就是這一戰略的直接體現。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審查委員會上週釋出報告，大肆渲染華為、中興與聯想幫助中國政府竊取祕密，更明確提到“中國不是美國的盟友，短期也不可能是”。

　　中興高層此前的一連串愚蠢錯誤和確鑿證據，讓自己成為了美國政府在貿易戰之前名正言順拿來震懾的最好祭品。作為中國的第二大通訊巨頭，中興在美國的制裁令頓時陷入癱瘓。這不僅讓中國政府意識到了科技產業依然依賴美國的殘酷現實，也讓美國看到了可以進一步震懾和威脅中國的更多手段。

　　一方面擺出架勢要打一場千億美元的殘酷貿易戰，一方面又不斷暗示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既有恐嚇威脅，但更注重實際利益。在中美進行實際貿易談判的敏感時間段，傳出美國“三司會審華為”的訊息，顯然有著更多的心理戰涵義。

　　即便是實力更為強大的華為，在全球科技行業產業分工的當下，也無法徹底斷絕與美國合作伙伴的業務往來。但對中國的國家戰略而言，華為是一個無法取代的支柱型企業。美國對華為的任何懲罰，都可能會導致中國政府的堅決回擊，影響到中美貿易談判的最後結果。此次美國政府三司會審華為，能否找到華為的“罪證”，未來是否實施制裁，都是一個未知數。上週絕罰中興之後，美國再次三司會審華為。華為是否會遭遇中興那樣的滅頂之災？這要看美國能否找到華為的“罪證”，但這一調查更可能是中美下週貿易談判之前的施壓手段。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訊息報道，美國三大政府機構司法部、財政部和商務部正對華為展開調查，調查後者是否違反了美國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華為已經收到來自美國商務部和司法部的行政傳票。如果找到華為違法出口的不利證據，美國政府可能會對華為進行行政處罰和商業制裁。不過，目前媒體還不清楚調查的具體範圍和推進情況。華為目前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中興被罰證據確鑿

　　這是繼上週絕罰中興之後，美國對中國科技行業巨頭策劃的又一次重擊。美國商務部上週宣佈，由於中興沒有遵守此前達成的和解協議以及虛假陳述誤導調查人員，將對中興實施為期七年的禁售令；中興將無法購買來自美國的軟體、硬體、技術和服務。鑑於中興諸多核心部件都來自美國合作伙伴，暫時無法找到替代方案，這意味著中興對供應鏈將全面陷入癱瘓。用中興自己的話說，公司將陷入休克狀態。 　　不到一年之前，中興剛剛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和解協議；承認此前違反美國製裁令，私下向伊朗與朝鮮出口通訊裝置，並且多次拒絕配合調查和誤導聯邦調查人員，並同意向美國政府繳納高達12億美元的罰金（先繳納8.9億美元），從而換取美國政府解除禁售令。但此次美國政府再次處罰中興的原因是，中興只解僱了五名相關的高層人士，沒有按照承諾處罰35名相關員工。 　　雖然中興在美國政府二度絕罰之後，依然表示絕不能接受，但在超級大國政府面前，任何一家企業都顯得脆弱無助，何況美國政府在2016年3月拿到了一份中興高層簽字的、涉及向伊朗出口的內部機密檔案，抓了個證據確鑿。關於那份關鍵證據的洩露過程，故事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中興高層在美國被查獲電腦，一個是中興美國的律師舉報。但過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份證據讓中興被抓了個“人贓俱獲”，只能低頭認罪受罰。 　　美國政府調查華為對伊朗出口同樣源於中興那份機密檔案。中興在檔案中提到的友商“F7”（普遍認為是華為代稱），把華為推到了風口浪尖。在2016年正式調查中興之後，美國商務部和財政部同樣向華為發出行政傳票，要求華為提供過去五年向朝鮮、伊朗、敘利亞、古巴和蘇丹的通訊技術出口所有資訊，調查華為是否違反美國禁運令，把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賣給這些國家。 　　此後，美國政府一直沒有放鬆對華為的違規調查。2017年年初，美國司法部旗下的聯邦調查局（FBI）和財政部旗下的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再次對華為進行相關調查。不過，上訴調查迄今似乎還沒有找到不利於華為的致命證據，否則也不會在本週重啟調查。因為但凡抓到有力的證據，美國政府必然會抓住這大好良機公開整治華為，而不會像過去一年那樣，只能施壓國內公司拒絕與華為合作，逼迫華為退出美國市場。 　 華為是戰略威脅

　　相對於原本就在美國運營多年、手機業務蓬勃增長的中興而言，華為才是美國政府最為忌諱的中國通訊巨頭。華為是全球最大的網路裝置提供商和第三大手機廠商，更是最有可能挑戰美國在5G通訊時代技術話語權的中國通訊巨頭。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正在聯合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等盟友，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華為在這些國家的業務擴張。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政府否決了博通斥資1200億美元收購美國通訊與晶片巨頭高通的交易，同樣是擔心交易可能影響高通未來的研發投入，給華為帶來在5G通訊時代的技術趕超契機。 　　長期以來，美國官方都給華為公開掛上“與中國政府存在關係，可能替中國政府竊取資訊”的標籤。雖然華為多次公開表示，自己是一家員工持股的私人公司，與中國政府並沒有隸屬關係，也不可能替政府監控竊取資訊，更在2012年主動邀請美國國會來深圳進行實地考察。但對美國政府而言，華為的這種努力顯然是徒勞的。 　　從2008年華為正式拓展美國市場迄今，美國政府叫停了華為的四次重大收購交易，否決了第三大運營商Sprint給華為的60億美元網路裝置訂單，阻止了美國主要運營商與華為之間的業務合作。今年以來，美國六大情報機構和國會調查報告連續數次提到，華為與中興可能替中國政府竊密，建議美國運營商和消費者遠離這兩家中國廠商。在這種政策壓力氛圍下，美國第二大運營商AT&T和電子產品零售商百思買先後放棄銷售華為手機的合作。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上週也通過決議，禁止美國小運營商採購華為裝置。美國電信裝置市場每年規模高達300億美元，愛立信和諾基亞這兩大北歐通訊巨頭各自佔據48%的股份，而華為的市場份額不到1%，只能接到一些偏遠山區地區運營商的採購單。華為在全球通訊裝置市場的份額為27%，高於愛立信與諾基亞。據埃森哲統計，美國各大運營商將在未來七年時間投入2750億美元鋪設5G通訊網路；而這個巨大的市場當然與華為絕緣。 　　在美國市場連續受挫之後，華為輪值CEO徐直軍上週公開表示，“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輕鬆……中美之間的問題不是我能說清楚，可以解決的”。與此同時，華為駐美國首都華盛頓辦公室負責人、負責政府關係的副總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也在效力華為近八年之後黯然離職。這或許說明華為已經暫時放棄了美國市場的拓展計劃。

貿易大戰一觸即發

　　無論是中外主流媒體還是行業分析機構，在剖析美國政府第二次處罰中興時，都會提到目前中美緊張的經貿關係和一觸即發的貿易大戰。在這個敏感的時間點，再次絕罰中興和三司會審華為，對中國科技行業的兩大戰略支柱企業下手，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這是美國在雙方貿易談判之前的下馬威和攻心戰。 　　中美經貿關係目前正處於一個極度敏感的時期。崇尚里根總統單邊遏制主義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大選期間就多次宣稱要大幅提高關稅，來解決中美鉅額貿易逆差問題。今年3月初，他正式提出要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500億美元的懲罰性關稅，並禁止中國企業在美國併購投資，希望將美中貿易逆差縮小1000億美元。但特朗普一邊宣佈要大打貿易戰，一邊又多次主動暗示要和中國進行貿易談判。 　　去年美國官方統計的貿易逆差高達5660億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美貿易（3752億美元）。但中國海關的資料統計，這一貿易順差僅為2758億美元，比美國資料少了近1000億美元。雙方的統計分析就在於出口的定義標準；按照美國的統計方法，只要在中國組裝的商品，都屬於中國對美出口。舉例來說，美國把中國組裝的蘋果iPhone手機都定義為中國出口產品，但實際上iPhone絕大多數的價值都屬於蘋果和供應鏈企業，而中國組裝廠商只能拿到不到4個百分點。 　　在中國4月初回以500億美元的報復性關稅之後，特朗普又通過媒體放風，宣稱考慮再對中國商品徵收價值1000億美元的進口關稅。這顯然是在直接試探中國政府的心理底線。如果特朗普加大貿易戰施壓籌碼的話，中國已經無法給予同樣規模的貿易回擊。 　　去年美國對中國出口總額為1304億美元，僅佔美國出口總額的9%；而同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為5056億美元，卻佔美國進口總額的21%。而且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商品——傢俱玩具紡織品，都有著來自墨西哥和越南等國家的替代產品。中國官方資料統計，去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是19%。

談判之前威嚇施壓 　　

一連串看似暴風驟雨的組合拳之下，特朗普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是和中國兩敗俱傷嗎？顯然不是，這會直接威脅他尋求連任的選民基礎，重創共和黨的中期選舉形勢。特朗普對中國施壓的具體步驟，顯然都打過精明的算盤。例如，在他提出的首批500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名單中，並沒有涉及到美國民眾日常生活購買的廉價中國商品。 　　這個看似言行舉止瘋狂的地產商總統實際上是一個談判桌上的冒險家。他不惜拿美國企業的出口利益和民眾的生活成本來冒險，押注出口導向的中國經濟無法承受全面貿易戰的慘烈結果，最終會被迫屈服接受美國的條件，向美國商品和公司全面開放中國市場。這才是特朗普的真正目的。 　　而為了施壓達到這一目的，他會和當年的里根政府一樣，通過系列看似瘋狂的“暴力重手”來影響談判桌上的心理平衡。中國近期承諾降低汽車進口關稅與合資企業限制，是向美國發出的一個談判示好訊號，但這還遠遠不能滿足特朗普的要求。上週傳出美國政府準備遏制阿里雲在美國擴充套件的訊息，也是意在施壓中國政府對美國雲端計算巨頭進一步開放市場。 　　當然，特朗普也在承受著巨大的風險。為了施壓中國作出讓步，他會不可避免衝擊到美國企業的利益，遭致諸多跨國巨頭的反對。中國對美國農業實施貿易報復，則可能會威脅到共和黨在這些傳統選區的支援度。這些都是他在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之前需要仔細評估的風險。 　　就在今天，特朗普在白宮私下會見了蘋果公司CEO庫克——這是在業務生態和市場營收方面，都極為重視中國的美國巨無霸企業。媒體猜測，特朗普可能會詢問和評估中美貿易戰對蘋果的損傷程度，以及蘋果轉移製造鏈，甚至迴流美國市場的可能性。

里根主義如出一轍 　　

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貿易戰中的強硬態度，與當年里根政府的遏制立場如出一轍。1985年，為了解決美日鉅額貿易逆差，提升美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美國誘使當時的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簽下《廣場協議》，同意日元大幅升值。現在特朗普政府的首席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正是當年里根政府的副貿易代表，是美國與日本貿易談判的直接經手人。 　　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前，里根政府同樣是恩威並用，對日本政府大打心理戰。美國多次對日本進口產品啟動“超級301條款”的貿易制裁；美國國會擬定草案，準備對日本進口產品全面實施關稅制裁；美國貿易代表甚至以退出談判作為威脅。而當時日本出口導向的經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對美國出口佔據了日本總額的近30%。作出讓步保住美國市場，是日本政府自願簽下《廣場協議》的主要原因。 　　特朗普是一名走過殘酷市場競爭，甚至受過破產打擊的成功地產商，他比誰都清楚商場上的談判技巧。在成為美國總統之後，他的治國風格既有此前電視娛樂明顯的浮誇囂張，更有骨子裡的商人本性——注重實利、瞭解風險、兵不厭詐與虛張聲勢。這在他1987年的暢銷書《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Deal）有過詳細闡述。這本書是當年最暢銷商業書籍之一。（當然他只用口述，無需自己組織成文。） 　　這場看似一觸即發、兩敗俱傷的中美貿易戰，最終的解決方案或許還是在談判桌上。就在昨天，特朗普在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時再次公開放出訊號，“有很好的機會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如果不能達成協議，那麼美國會按照原計劃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5月15日）。”美國財政部長努欽下週就將訪問中國，他的此行目的不言而喻。

　 會審華為意在震懾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也希望遏制中國經濟和科技實力的迅猛崛起，避免威脅到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遏制華為這樣中國科技巨頭的全球業務和技術儲備，就是這一戰略的直接體現。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審查委員會上週釋出報告，大肆渲染華為、中興與聯想幫助中國政府竊取祕密，更明確提到“中國不是美國的盟友，短期也不可能是”。 　　中興高層此前的一連串愚蠢錯誤和確鑿證據，讓自己成為了美國政府在貿易戰之前名正言順拿來震懾的最好祭品。作為中國的第二大通訊巨頭，中興在美國的制裁令頓時陷入癱瘓。這不僅讓中國政府意識到了科技產業依然依賴美國的殘酷現實，也讓美國看到了可以進一步震懾和威脅中國的更多手段。 　　一方面擺出架勢要打一場千億美元的殘酷貿易戰，一方面又不斷暗示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既有恐嚇威脅，但更注重實際利益。在中美進行實際貿易談判的敏感時間段，傳出美國“三司會審華為”的訊息，顯然有著更多的心理戰涵義。

　　即便是實力更為強大的華為，在全球科技行業產業分工的當下，也無法徹底斷絕與美國合作伙伴的業務往來。但對中國的國家戰略而言，華為是一個無法取代的支柱型企業。美國對華為的任何懲罰，都可能會導致中國政府的堅決回擊，影響到中美貿易談判的最後結果。此次美國政府三司會審華為，能否找到華為的“罪證”，未來是否實施制裁，都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