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計算機程式設計藝術》經過的片斷回憶
蘇運霖　

       那是在1973年至1974年期間，為了在吉林大學開設有關軟體的課程，我被吉林大學派往中科院數學所進修，同時和數學所、中山大學和貴州大學的同志一起協作，從事XR(系列軟體)專案的某個子課題的研究。當時，國內對於計算機軟體的重要性才剛剛有所認識，因此對於程式設計、作業系統等，以中關村及北大、清華為中心，掀起了一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熱潮。就在這期間的一個週日，我來到五道口的外文書店，猛然發現了醒目的“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的3卷大部頭新書，心緒為之一動，通過流覽書的目錄和部分章節，感到這是極有價值的書，在決心認真閱讀學習的同時，心裡也產生了把它們譯成中文的念頭。

       當然，這樣的重頭書，不會只引起我一個人的注意。計算所和數學所的許多同行也都傳開了有這本新書的訊息。人們自然也都感到，把它譯出，很有價值。
不久之後，我就回到了吉林大學。長春的外文書店，也都有了這套書，我向當時在一起工作的管紀文先生介紹了這套書，並把我想把它們譯出的想法告訴了他。當然我們也告訴了當時任系主任的中科院學部委員，我們的老師王湘浩教授，他對我們這一重大舉動，也深表支援。於是，我們也就這樣開始幹起來。
       但是，那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雖然已經不是隻抓革命，不搞生產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特別是在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階段，學校已開始了招生和教學。然而，壓倒一切的還是革命，後來又搞起批林批孔，矛頭所指，直接針對周總理，後來又再次搞起批鄧。當時，我白天時間，全在挖防空洞中消耗掉了，所以，我只能在晚上和清晨進行翻譯工作。我和管紀文先生的分工是：我全部負責翻譯，再由他謄清我的譯文，並做一些潤飾工作。整個3卷，我們都是這樣乾的。我們的翻譯工作，真正地做起來，是在1975年底才開始的。

       在我們開始從事這一工作時，當然受到人們的注意。一種人認為，我們幹不了，這也有一點道理，因此在此之前，我們都還沒有幹過這樣重大的翻譯工作，特別是，這個領域對我們來說，完全是新的。但是，實際上，我們並非毫無基礎，在此之前，我已經翻譯過由當時計算所所長許孔時訪問美、加帶回的一本《作業系統》教材(多倫多大學)，並且全文刊登在由當時的1015所出版的《計算機參考資料》上，當時這一譯文，就倍受讀者稱讚，認為譯文精確、流暢，可讀性強；此外，我還譯過當時著名的《課程表68》這一ACM制定的教學大綱。所以，只能說以前的工作，在其工作量上、難度上，沒有現在的工作這麼大而已，但是，有了以前的基礎，我們怎麼就幹不了呢!所以對於這種人和他們的責難，我們毫不理會。

       另一種人，則站在“革命者”的角度，說我們又在搞崇洋媚外的一套，說我們宣揚西方的文明，宣揚西方的生活方式，不知怎麼回事，當時竟傳出，這本書是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我曾為了翻譯《課程表68》而受過批判和指責，所以，對於現在的責難，我也就不當一回事。我們堅信，這是一本高質量的科技著作，它在國外引起重視，在國內，也應得到同樣的重視，才有利於我國的科技發展。在我們開始進行翻譯時，我們並沒有聯絡出版社討論出版事宜。只是到了我們把整個第1卷都已翻譯完時，我們才開始找出版社。而關於我們進行這套書的翻譯的訊息，不脛而走。在北京的很多同行中，許多人早已知道此事。當我們把第1卷的翻譯稿帶到北京後，許多朋友也都主動熱心地幫我們聯絡此事。在這方面，給了我們很大幫助的是北京1015所的王壽鬆、樑大同、嚴友淳等同志，還有數學所的陸汝鈐院士、周龍驤教授等，以及曾經到過斯坦福大學的軟體所董韞美院士等。他們幫我們聯絡了國防工業出版社(為什麼沒有聯絡科學出版社，我們也不大清楚，可能1015所同國防工業出版社更密切些，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吧)，最後，我們得到的答覆是，我們的書有望在國防工業出版社出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就開始同國防工業出版社的四編室的同志們打交道，當時四編室主任是周先珂同志，編輯室裡有張均武、徐德霆、周烈強等同志，而負責從事本書編輯工作的，最初就是徐德霆同志。

       然而，事情卻決非這麼容易，因為儘管我們在下邊已開始操作，但此事成與不成，仍須經過上頭的同意。據說，國防工業出版社的總編也無權批准，所以，儘管我們把書稿交給了出版社，但後來卻遲遲沒有下文。我們當然很著急，想知道事情的真相。然而我們又沒有任何瞭解真相的渠道。後來，聽了1015所同志們的介紹，我們才知道阻力來自於上頭。我們也才知道，所謂此書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宣揚西方文明等，實乃空穴來風，正是上頭有人在這麼說。而且，也才知道，許多國內當時的專家，如計算所閻沛霖、羅沛霖，15所總工陳力為等，都以他們政治上的大無畏精神和業務上的遠見卓識，給了我們支援，他們力薦這套書的出版，最後才使上邊為我們出書開了綠燈，也才使後來的工作，順利地進行下去。這段使我們的工作險些胎死腹中的時間，有兩三個月之久。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要在本書的新譯本的前言中，回憶此事，並對那些曾經幫助過我們的領導和專家致以深深謝意和敬意的原因。當然，說起來，最根本的是，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科教興國的思想，使中國不再是閉關鎖國，夜郎自大，這才有我們在該書譯者前言中提到的祖國科學的春天。
       

       這裡還要提到本書作者D. E. Knuth的訪華之行。1977年，Knuth攜夫人和兩個當時尚未成年的女兒訪問中國，為時3周。陪同他訪問的是加州聖地亞哥大學的華裔教授胡德強先生，胡先生是北京籍人，但在臺灣受教育和成長，講一口流利的北京話。Knuth來華訪問的訊息，由科學院數學所的陸汝鈐教授等通知我和管紀文先生，並請我們也從長春前去北京，參加同Knuth的會見和聽取他的報告、同他座談等活動，這使我們有幸同本書作者認識。他當時還未滿40歲，然而已經學富五車，蜚聲四海，並榮獲計算機界最高獎——圖靈獎。但見他高大健壯，風流倜儻，而又彬彬有禮，極富學者風度。他在北京的講話，談到了演算法和演算法分析的重要性以及一些他認為甚有價值的問題。也談到了後來成為他的重大成果的計算機印刷和排版技術——METAFONT和TEX。

       胡先生向我們講述了他的一些生平。他是在加州理工學院接受的高等教育，由於他聰明過人，又十分勤勉發奮，因此在大學階段就已經做出了令業界矚目的成就。後來，他沒有通過碩士階段，就直接讀博士學位。他在CACM雜誌社曾經工作過一段時間，審查和研究了許多演算法，從而為他成為演算法設計和分析的先驅打下了基礎。他不僅在電腦科學領域有極高造詣，而且興趣廣泛。他酷愛文學，對莎士比亞戲劇深有研究，而且他本人就出版過小說。他還熱愛音樂，對音樂也很有研究。後來，還寫過用計算機譜曲的文章。他生活很有規律，每天都有固定安排，如週一是閱讀和處理檔案的時間，週二是接待學生和客人來訪時間，週三爬山，週四上課，然後其它是研究工作時間。他有過人的精力，每天可以不離書案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還講到他的夫人，她是學過中文的。大概就是由於這點吧，使他們對中國很友好。他在來中國之前，要他的學生姚儲風為他取了中國名字——高德納。當他得知我和管先生是他的著作的中文譯者後，對我們表示了鼓勵和支援，後為當我們請他為中文版寫序時，他欣然答應，並且很快就寄來了。但是遺憾的是，後來該書第1次印刷時，該序未被收入其中，使我覺得很難向他作解釋。然而在第2次印刷時，還是收進來了。這次，在我們出版新版本時，他又一次為中文字寫序，足見他對於此書在中國出版的支援，而且信中充滿了作者對中國讀者的殷切期望。信中提到要用他的中國名字，這大概也是因為當初我們沒有用他的中文名的一點不滿而發吧。
       這裡我還想透露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在80年代，中國開始大規模公派留學生出國，我當時也屬於政府考慮選派的物件，因此曾經去信給他，表示希望他幫助安排到斯坦福大學進修。他回信表示進修不可能，但他可以讓我攻讀他的博士學位。由於不知道博士學位是由對方提供資助的，我竟由於感到經濟上沒有保證而沒有接受。這成為日後的一大遺憾，我把這當成一生中最大的失誤。
        在第1卷出版的過程中，我們繼續進行第2卷和第3卷的翻譯工作，而且所有3卷書，在我於1980年調到暨南大學之後不久，都全部完成了。但是3卷的出版順序，卻並非按照1，2，3的自然順序，這是因為當時有些專家認為第3卷比第2卷更急需，要我們先把第3卷搞好。於是造成了歷史上這一個事實——第3卷先於第2卷出版。而且，由於書價的劇烈浮動，使書的印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第1卷頭一次印了30 000冊，第2次又印了10 000冊；但第3卷則僅印了10 000冊；第2卷，差不多推遲10年出版，和第1卷定價相差達10倍，因此印量僅3000冊。
       第2卷的推遲，還有一個原因，即原書作者在該書出版不久，即出了新版，新版大概是1984年或1985年出版的，因此出版社自然希望我們重新按新版本譯出。此時我已經在紐西蘭，而譯稿交給陸汝鈐院士校閱。那時他把譯稿放在他的辦公室裡，辦公室裡是七八個人一起辦公(可見當時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何其艱苦)，結果，有一年，在他出訪而所內搞迎新大掃除時，把譯稿當成廢紙扔掉了。所以在1986年，我從紐西蘭回國之後，在出版社找我要稿子時，陸教授才發現稿子丟失了。還好，並未全部扔掉，大概丟了三分之一多一些。他為此深感抱歉，我也無話可說，只好重新翻譯。在這期間，又不知什麼原因，一直使該書的出版拖延良久，直到1992年才終於出版了。
       以上這些事情，不覺之間，已經距今20餘年，至少也有10餘年了。在我重操舊業翻譯該書新版時，回憶它們，感觸良深。寫下它，作為永遠銘記的一段人生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