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版「恐怖遊輪」:把新冠病毒帶到全球
數百名感染病毒的紅寶石公主號遊輪乘客究竟是如何被允許從悉尼下船,然後從塔斯馬尼亞回到佛羅里達的呢?
(圖 1:乘客下船後,紅寶石公主號於 3 月 19 日離開悉尼。)
3 月 19 日凌晨 6 點左右,已退休的澳大利亞抵押貸款經紀人威廉 · 懷特在醒來時稍感不適。他有點咳嗽,還不停流鼻涕,只不過看上去倒也不是很嚴重。但不管怎樣,現在也沒時間賴床了。懷特和他的妻子露西婭剛剛結束了他們的十天紐西蘭遊輪之旅,現在遊輪正停靠在悉尼。這是由嘉年華公司旗下的公主郵輪經營的一艘長 950 英尺、有 1542 個艙船的遊輪,名叫 “紅寶石公主號”的遊輪。懷特夫婦的離船時間是上午 8:05。所以,他們很快地收拾好行李,吃了早餐,然後按時來到探險者酒吧,等待與同一時間離船的遊客集合,一起下船。
遊輪卸客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有延誤也很常見。但懷特夫婦只等待了片刻,便被告知可以離開。他們穿過走廊,經過的船員向他們揮手、擊掌告別。通過悉尼的海外旅客航站碼頭僅用了幾分鐘時間。儘管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經在加速蔓延,但澳大利亞的官員仍未加限制地便允許紅寶石公主號上乘客下船。下來的乘客都不需要出示護照,更不用說測量體溫了。唯一要求出示的檔案就是入境表格。邊境工作人員也只是掃一眼表格,就放乘客通過了。
(圖 2:乘客在悉尼離開紅寶石公主號遊輪。)
8:30 的時候,懷特夫婦已經走在悉尼大街上。其他 2600 多名乘客也早已四處散開,有的坐上計程車、有的乘通勤火車、有的上了擁擠的機場巴士。“我經常乘飛機和遊輪出國旅行,”懷特之後在給調查人員的一份宣告中說,“但沒經歷過這麼短暫的旅行。”
恐怖遊輪
允許紅寶石公主號在悉尼靠岸的決定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事實證明,這艘船是澳大利亞冠狀病毒的最重要載體,曾有一度佔該國確診病例的 10% 以上。在塔斯馬尼亞,兩名遊輪乘客或導致嚴重的疫情爆發,致使一家大醫院關閉。其他受感染的乘客則飛往美國,有些人甚至最終不治身亡。與此同時,船上的船員被困在紅寶石公主號上,宛如囚犯,有些甚至數月難以回家。
儘管疫情初期,多艘遊輪出現大量確診病例,但紅寶石公主號卻很不一樣。不僅因為船上 28 人死於新冠病毒病——是所有遊輪中最多的。另外兩艘臭名昭著的嘉年華遊輪——在日本碼頭封閉數週的鑽石公主號和在南美洲西海岸無奈流浪尋找一個國家允許其靠岸的贊丹號,都不曾讓乘客下船。但紅寶石公主號卻恰恰相反。只有當乘客上岸後,人們才發現這是一個毀滅性疫情爆發的孵化器。
在一封電子郵件宣告中,紅寶石公主號說:“我們的最高責任和我們的首要任務始終是客人、船員和所到之處社群人員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並在旅途中完全遵守公共衛生指南。“全球衛生機構提供了新的資訊之後,我們會不斷更新調整我們的政策和協議,以反應和新冠疫情有關的最新動態。”當紅寶石公主號最初起航時,該公司稱:“彼時未見冠狀病毒在澳大利亞社群內傳播。”
遊輪靠岸後,情況發生劇變。那時候,澳大利亞憑藉其孤立的地理位置和健全的醫療體系,似乎已經準備好逃離這場最嚴重的大流行。隨後的慘敗促使政府採取一系列努力,試圖找出問題所在以及該追責的人員。新南威爾士政府組織了一次高調的公開調查,警方也在凶案偵探的帶領下開展調查。乘客的訴訟一個接一個。每個人都在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在世界各地政府都無比警惕的時候,數百名受感染的乘客究竟是如何從遊輪上下來又走向悉尼中心地帶的?
(圖 3:羅西 · 基爾與紅寶石公主號的合影。)
提前返港
環形碼頭可能是世界上開啟海上旅行最棒的地方。坐落在悉尼金融區的山腳,一側是岩石文化區——該大陸最早的歐洲人定居點之一。除此之外,還有海港大橋高聳入雲的拱門,以及好似將要揚帆起航的著名悉尼歌劇院。
3 月 8 日,數千名乘客從環形碼頭的遊輪港口登上紅寶石公主號。日益嚴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似乎未能阻擋乘客們的熱情。儘管澳洲人也有恐慌——悉尼的商店裡洗手液和罐頭食品開始售罄,來自中國、伊朗和韓國的人員也被禁止入境,但澳洲國內確診數還相當少。在這 13 天遊輪之旅的目的地紐西蘭,確診人數更少。
斯蒂芬和羅西 · 基爾是來自塔斯馬尼亞的兩名退休人員。他們於下午 12:30 來到港口,準備用海上之旅來慶祝羅西的七十歲生日。到達航站碼頭後不久,紅寶石公主號宣佈:登船將推遲到下午晚些時候。“我們然後去了環形碼頭,找了一家不錯的小酒吧,”斯蒂芬回憶說,“然後我們討論的都是這個病毒。不幸的是,我們當時老想著‘這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感染率又不高’。”羅西站在遊輪前拍了一張照片;斯蒂芬想把船名編輯一下,改成 “羅西公主”。
他們不知道的是,就在那天凌晨,遊輪從上一次航行中歸來後,一位名叫凱利 - 安妮 · 雷斯勒的政府流行病學家和另外七名工作人員曾登上過船。他們帶著裝滿口罩、手套和測試棉籤的手提箱。新南威爾士州衛生局希望可以篩查那些可能攜帶新冠病毒的抵達乘客,無論是因為他們報告了呼吸道症狀還是最近去過疫情國家。雷斯勒對餐廳裡聚集的人數感到十分震驚——總數超過 300 人。她和她的團隊分發了口罩,測量體溫,又詢問大家的旅行史。他們決定對九個人進行病毒檢測,然後讓其他人離船。一名醫生告訴船員,結果出來之前,不能讓新乘客上船。
下午 5:30,檢測結果出來了:都是陰性。紅寶石公主號可以為下一次航行出發。登船開始進行,遊輪於深夜離開泊位,緩緩駛過歌劇院並駛離港口。有些客人從露臺上看著城市的燈光漸漸消失。
來自佛羅里達德拉海灘的旅行代理人黛安 · 菲什本可以心滿意足地在接下來兩天前往紐西蘭的途中美美地睡上一覺。自 2 月下旬以來,她一直在旅途中奔波,帶領一群遊客在澳大利亞遊玩。但是乘船遊覽也是旅行的一部分,所以她只好再次肩負起導遊和社交負責人的職責,檢視船上的娛樂活動、確保每個人都玩得開心。
來自海外的壞訊息越來越多。義大利已經從 3 月 9 日開始實行全國封鎖,很快特朗普總統又釋出前所未有的禁令,禁止歐洲來的人員進入美國。菲什還沒有那麼緊張,覺得自己離這一切都很遙遠。“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其實我們在哪都不安全,”她說。但是她還是讓一位同事做好準備,如果遊輪停在紐西蘭的話,就幫她重新安排旅行團的行程。
穿越塔斯曼海的途中,有很多活動可以讓乘客消遣。紅寶石公主號於 2008 年下水,雖然不是公主郵輪的最新或最大的遊輪,但仍舊十分壯觀。紅寶石公主號有 19 個甲板、4 個泳池,以及數十家餐廳和娛樂場所,其中大多圍繞在被稱為 “Piazza”的中庭周圍。紅寶石公主號的船長是一個義大利人,叫喬吉奧 · 波馬塔。
抵達紐西蘭後,遊輪先經過西南端的峽灣地區菲奧德蘭,然後停靠在達尼丁。紅寶石公主號向北部前進,最後一站是島嶼灣,計劃於 3 月 18 日到達。
3 月 15 日,遊輪停靠在位於北島的葡萄酒之鄉邊陲的納皮爾,成群的遊客湧入小鎮,走進紀念品商店,坐上旅遊巴士。同一天,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 · 莫里森宣佈,該國正加大力度控制冠狀病毒。每個人,無論從何處來,只要來自海外,就需要在抵達後隔離 14 天。從午夜起,從國外港口駛來的遊輪將被禁止靠岸。
在嘉年華公司的地區辦事處,沒有人知道這個公告對紅寶石公主號這些船隻意味著什麼,這些遊輪上載有大量澳洲乘客。但是那天晚上,紅寶石公主號的公共廣播系統釋出了一條公告:遊輪將直接返回悉尼。
老水手斯蒂芬 · 基爾一直在網上跟蹤紅寶石公主號的行程。他很快發現,駕駛臺船員正在加速行駛,以 24 節或 25 節的速度、而不是 18 節的速度,向紐西蘭航行。繼鑽石公主號之後,嘉年華公司的經理們都十分清楚,延誤對遊輪來說意味著什麼。“我們不希望你們困在任何地方或在港口遭到抗議,”一位在悉尼的高管寫信給船長波馬塔說。
與此同時,乘客體驗基本保持不變。由於除了中國之外,社交疏離仍是一個相對新穎的概念,船上的餐廳、酒吧和其他娛樂地點仍然正常開放。而且,人擠人的聖帕特里克節慶祝活動也照常進行。
三例確診
在悉尼,官員們正在評估是否以及如何讓紅寶石公主號靠岸。州政府認定一艘遊輪是否攜帶病毒的標準基於船上乘客的旅行史,當前旅行的地點以及最重要的,他們中有多少人報告了 “類似流感的疾病”(ILI)——通常理解就是發熱或呼吸道症狀。如果報告的人數超過乘客和船員總數的 1%,以及船上的流感病毒檢測可以證明症狀非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話,這艘船就會被認為具有較高風險,每個人都需要待在船上,直到測試拭子可以在陸地實驗室進行檢測。紅寶石公主號在 3 月 8 日的停靠為中等風險靠岸,部分原因是一些遊客曾到過新加坡。而低風險靠岸的話,乘客可以正常下船。
3 月 18 日早上,也就是紅寶石公主號即將到岸的前一天,政府流行病學家雷斯勒複製了一封來自遊輪上高階醫生馮 · 瓦茲多夫的郵件。郵件回答了一系列問題,關於乘客的旅行史和狀況,並指出醫務人員已經為 “少數幾例有發熱症狀但流感檢測為陰性”的個人收集了拭子。馮 · 瓦茲多夫還附上了要求的表格,列出有流感症狀的乘客姓名、狀況和體溫。
但是如何處理紅寶石公主號這件事由不得雷斯勒做主,做決定的是獨立的公共衛生專家小組。他們並不覺得這個數字值得警惕。很多患者在歸途中前去醫務室就診,但這也可能是因為公告提醒乘客如果有咳嗽或其他呼吸道問題時及時就診,因為病毒正在傳播。沒有乘客近期去過高風險國家,ILI 的比例也略低於 1%,但有相當多人的流感檢測為陽性。隨後,專家小組認為,紅寶石公主號為低風險,但建議對部分有症狀的乘客做新冠病毒檢測,以防萬一。
而在船上,事情變得越發奇怪。當遊輪快靠岸時,來自昆士蘭州的 75 歲男子珀西 · 安德森走進電梯,發現一個穿著連帽衫的強壯男子,衣服拉鍊拉得緊緊的,嚴嚴實實地擋住嘴巴和鼻子。和他一起的女性也帶著外科口罩,兩人看上去似乎都有點呼吸困難。安德森後來告訴調查人員說,他和妻子艾斯特 “交換了一下眼神,但什麼都沒說”。另一名乘客保羅 · 裡德回憶說,自己因為咳嗽和喉嚨痛去了診所,他說醫生擦了擦他的鼻子,然後馬上告訴他 “你沒有感染冠狀病毒”。裡德以為,這就代表他的冠狀病毒檢測為陰性,但實際上船上的醫療團隊並沒有做病毒檢測的能力。
菲什仍希望可以放鬆一下。她預訂了一趟水療護理,打算回到佛羅里達後好好享受一下。之後,她感到有些不對勁——肌肉痠痛、渾身乏力,“第二天都不想下床”。她以為是旅行太勞累才會這樣。
3 月 18 日晚些時候,負責管理悉尼港口交通的辦公室船舶交通服務(VTS)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國家救護車服務的人,要求瞭解紅寶石公主號的最新情況。一名港口經理卡梅倫 · 布查特覺得電話有蹊蹺。遊輪靠岸時,為防止老年人突發不適,救護車通常會被派往港口,但一般不會提前通知。於是,布查特又打了回去,想了解更多。“我們接到嘉年華澳大利亞公司為下午 2:30 抵港的遊輪預訂兩輛救護車,船上有兩名疑似新冠病毒患者,”救護車協調員告訴他,“我們想知道這艘船是否真的會駛進港口,以及乘客是否可以離船。”救護車官員說,他們試圖與嘉年華公司取得聯絡,但沒有迴應。
警惕之餘,布查特結束通話了電話,開始聯絡嘉年華公司。但沒有人應答。他給同事發了郵件,告訴他阻止紅寶石公主號靠岸。“告訴遊輪他們的靠岸被拒絕了,”他寫道,“讓他們的代理聯絡人立即聯絡悉尼船舶交通服務辦公室。”
港口工作人員最終聯絡上了嘉年華工作人員。根據調查檔案,嘉年華工作人員稱,他們的確為一名患有嚴重腿疾的乘客和另一位患有心臟病的乘客叫了兩輛救護車,但不是因為疑似冠狀病毒感染。考慮到這一點以及衛生機構的決定,港口當局同意讓紅寶石公主號靠岸。凌晨 2:30,遊輪停靠在環形碼頭。清晨,乘客將陸續離船。
等到上午九點,航站碼頭外的人行道上都是剛下船的乘客。安德森和他的妻子當天要趕航班飛回布里斯班,因此他們上了一輛公車去悉尼機場。排隊的時候,他們發現身後有騷動:一個女人倒在地上。安德森立即認出她和跪在她身邊的男人。他在遊輪的電梯裡見過這對呼吸略顯吃力的夫婦。醫護人員很快帶著擔架出現了。
菲什和其他乘客一起登上了前往機場的巴士。“我坐了下來,留了一些空間,”她說,“然後我聽到前面的女士在咳嗽。兩秒後,後面的男人也咳嗽了。然後我右邊的也開始咳嗽。我跟丈夫說,‘這輛車上的人都生病了。’”
與此同時,雷斯勒正在等待紅寶石公主號的病毒檢測結果,儘管船上大多數乘客已經四下散開。當天下午,她登入了實驗室的網站,檢視檢測結果有沒有出來。但是沒有。甚至,樣本都沒有在系統裡註冊。她給實驗室打了電話,對方說會盡快測試。
第二天早上,她再次登入網站,看到三個拭子的檢測結果為陽性。其中一個拭子來自船上的工作人員。另一個來自塔斯馬尼亞的乘客。第三個來自一個叫萊斯利 · 培根的女人,她是那個患有腿疾被救護車帶走的人。(馮 · 瓦茲多夫曾告訴衛生部門,這兩位乘客都有呼吸道症狀。)
一切為時已晚
紅寶石公主號壓根不是什麼低風險,只是雷斯勒知道得太晚。州政府匆忙部署接觸追蹤人員,同時政府官員也開始召開電話會議試圖找出哪個環節出了岔子。但時間越來越緊迫。
那一天快結束的時候,雷斯勒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些接受冠狀病毒檢測的人並不在 3 月 18 日傳送的那份有症狀的乘客和工作人員名單上。等到這時候,已有四人檢測結果為陽性。雷斯勒聯絡到馮 · 瓦茲多夫,問:“你有更新後的 ARI 名單嗎?”(ARI:急性呼吸系統疾病)“有些檢測過的人不在我拿到的這份名單上。在傳送了名單之後,你有沒有新增過新的患者?”
六分鐘後,馮 · 瓦茲多夫發來回覆。“我現在就發給你。實在抱歉,最新的名單是最後一天早晨的,但我忘記了。這太瘋狂了。”更新後的名單人數並沒有大幅增加,但這個變化卻是非常關鍵的:更新後的 ILI 比例達到了 1.3%,超過了暗示具有較高風險的閥值 1%。紅寶石公主號也在另一個政府平臺上更新乘客患病資訊,一直到 3 月 18 日清晨為止。但雷斯勒後來作證說,她並不知道有這些資料。
“我一直在問自己,如果我再多做些什麼,是不是就可以更好地保護大家,”馮 · 瓦茲多夫那晚告訴雷斯勒說。
(圖 4:紅寶石公主號停靠在環形碼頭,3 月 19 日。)
船上的乘客此時已經分散在澳大利亞以及世界各地,有些人在國際邊境關閉之前趕上了最後一班航班。嘉年華公司向政府官員提供了乘客的聯絡方式清單,但細節並不準確。有些乘客壓根不接電話。等到 3 月 20 日,接觸追蹤人員僅聯絡到 44 名國際遊客,剩下 526 名國際遊客杳無音信。那個週末,澳洲航空彙報說,有 170 名 “來自紅寶石公主號的密切接觸者”在 3 月 21 日飛往美國。政府又晚了一步。制定第二天晚上,澳洲邊境署才將紅寶石公主號上的乘客列入特殊名單——在登記時會發出 “勿登記”提醒。
3 月 19 日,登上飛往美國的航班時,菲什還不知道確診病例的事情。她在舊金山轉機的時候,才意識情況有變。她的旅行團裡有些人接到了接觸追蹤電話。碰巧的是,她開始感到不舒服,非常地不舒服。機場幾乎空無一人,她找了一張空長凳,準備躺下睡一會。“我知道自己在發燒。所以我找了個遠離人的地方坐著,我想盡快做檢測,”她說。
回家後,菲什一睡就睡了 12 個小時。醒來後,她找到了附近的一個可以做檢測的緊急護理中心。檢測結果證實了她的懷疑:陽性。她的丈夫也是陽性。
來自紅寶石公主號的確診病例在澳洲也陸續出現。前抵押貸款經紀人懷特剛回到悉尼南部家中時,還以為自己只是得了感冒。兩天後,一個也乘坐同一艘遊輪的朋友打電話來說,她的丈夫因新冠病毒併發症被送去了醫院。隨後,懷特夫婦也去做了檢測,都為陽性。如今,他們已經康復。
另外兩名乘客——72 歲的越南退伍老兵葛萊姆 · 雷克和妻子卡拉,在布里斯班附近的家中自我隔離。他們在 3 月 20 日聽說船上有人確診。雖然沒什麼特殊症狀,夫婦兩人還是去醫院做了檢測。雷克因為沒有症狀,醫生沒給他做檢測;但他的妻子因為乾咳和發熱,留在醫院等待檢測結果。
第二天早晨,卡拉打電話告訴丈夫,自己確診了。很快,雷克自己也感到不舒服。一週後,一輛救護車把雷克拉去了醫院。他也確診了。他被送到和自己的妻子一個病房。沒過多久,卡拉進了重症監護室。雷克也陪在她身旁。3 月 29 日凌晨,他發現卡拉沒了呼吸聲。他在妻子病床前站了一會,又回到自己病床上,不知道接下來做什麼。“看著自己妻子死去,而自己卻什麼都做不了,”他說。
在霍巴特,塔斯馬尼亞的退休人員基爾的病毒檢測也為陽性。回家一天後,他就被送去了醫院,進了重症監護室。
在霍巴特,塔斯馬尼亞的退休人員基爾的病毒檢測也為陽性。回家一天後,他就被送去了醫院,進了重症監護室。他的妻子羅西和女兒差點以為他不行了,穿著防護服前往醫院見他 “最後一面”。幸運的是,11 天后,基爾終於恢復了。幾個月後,他還是覺得渾身不得勁。“同行的六個人中,我覺得自己是身體最好的那一個,”他說,“但結果卻是我生病了。”
五星級移動監獄
在紅寶石公主號上,只有一群人從一開始就被視為病毒的潛在攜帶者。那就是船上的 1000 多名工作人員。他們中多數來自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國,未被允許在悉尼下船,而是被要求回到始發港。但是對嘉年華這樣一家財務上比較複雜的公司而言,這就比較難辦。紅寶石公主號名義上的母港是百慕大。眼下,在公司還不確定船可以去哪裡之前,船員只能繼續在船上待著。
乘客離開後,船上工作人員開始了自己的狂歡。3 月 19 日晚,他們在泳池邊舉辦了一個 “風帆派對”。但下一次的啟程卻是一趟沒有目的地的航行。而船上的醫務人員則發現越來越多人有呼吸道症狀。一名要求匿名的菲律賓船員說,越來越多同事被送到客艙隔離。只有病重的人員才被允許回悉尼治療。
隨著持反對意見的政客以及工會對紅寶石公主號上的情況感到越來越不安,澳洲官員在 4 月初終於允許該遊輪靠岸——但不是環形碼頭。遊輪最終停靠在偏僻的坎布拉港。在那裡,遊輪真正成為 “一個五星級的移動監獄”。幾乎所有人都只能在自己宿舍內活動,只被允許開門領食物或接受治療。警察和士兵駐守在碼頭。
州政府迫切希望解決這一問題。但是讓充滿新冠病毒患者的船隻繼續回海上流浪顯然也是不合理的。等到 4 月中旬,已經有超過 10% 的船員確診。一直到 4 月末,人們才想出解決方案。船上每個人都進行病毒檢測,結果為陰性的可以乘飛機離開。
(圖 5:4 月 23 日,紅寶石公主號離開坎布拉港。)
來自較貧窮國家的船員處境更加艱難。儘管富有同情心的組織認為澳大利亞應該幫助他們歸國,但仍有約 500 多名來自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組織遣返工作的能力有限)的船員滯留在紅寶石公主號上,一路航行到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菲律賓船員相對幸運一些,4 月 23 日得以下船;其他船員在海上航行了兩週到菲律賓後,仍要再等待數週才能獲准上岸。
(圖 6:紅寶石公主號(左側),與其他船隻停靠在馬尼拉灣,5 月 7 日。)
現在,紅寶石公主號停靠在馬來西亞海岸附近。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會有人為船上所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總體上,至少有 663 名乘客和 191 名船上工作人員感染新冠病毒。28 名逝者中,20 人在澳大利亞、8 人在美國——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是鑽石公主號上的兩倍。紅寶石公主號上也因此醞釀了一場 “最致命的海上疫情”。
天降災禍
新南威爾士州警察局仍在進行長期調查,而澳洲和加州的訴訟仍處於早期階段。悉尼著名律師主導的公開調查於 8 月 14 日釋出了他們的報告。報告結果顯示,嘉年華公司和紅寶石公主號上的醫務人員均遵守了公共衛生要求。但報告也確實提出,如果馮 · 瓦茲多夫在傳送初次患者名單後,及時告知公共衛生官員船上患病乘客的最新人數的話,結果可能會不一樣。
報告對政府允許紅寶石公主號靠岸的流程提出了最尖銳的批評,稱這是 “嚴重的錯誤”。報告指出,政府流程將該遊輪視為低風險 “是極不合理的”。報告發布後,紅寶石公主號釋出宣告,向死者表示 “深切哀悼”。新南威爾士州長陳,希望為衛生人員的 “錯誤毫無保留地道歉”。
為此承受了最悲慘後果的塔斯馬尼亞州的西北部,這裡經濟相對落後。遊輪抵達悉尼後,很快第一名來自紅寶石公主號的患病乘客就被送進伯尼鎮的西北區域醫院(NWRH)。一週後,又一名患者入院。到 4 月初,國家衛生部門調查發現,這兩名患者中的一人或者兩人十分有可能是原始傳播者,導致病毒在醫院內快速傳播。4 月 12 日,塔斯馬尼亞政府宣佈,醫院關閉,要求員工和家人立即隔離 14 天。軍醫不得不飛往該地區處理緊急情況。最終,這片地區 138 人被感染,其中 10 人死亡。
疫情的殘忍是隨機的。比爾和艾德麗安 · 克里斯特夫婦生活在該島西北部已有四十多年。他們養育著三個女兒,住在海邊,面朝大海。他們的家,離伯尼鎮大約一小時車程。
4 月初,比爾告訴妻子,自己身體不舒服,想去醫院看一下。艾德麗安負責開車。路上,她問比爾,往左還是往右——往左去伯尼鎮和 NWRH,往右去另一個鎮上的醫院。最後,比爾選擇了往左,因為這條路上風景秀麗。
比爾立即住進了醫院。起初,醫院裡 “沒有采取明顯的防疫措施”,艾德麗安回憶說。幾天後,比爾病情惡化,艾德麗安被告知必須離開。但艾德麗安拒絕了。
4 月 10 日,比爾去世,就在他們 57 週年結婚紀念日的次日。直到最後一刻,醫生才告訴艾德麗安,比爾感染了新冠病毒。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醫院染上病毒的——“也許是來自紅寶石公主號上二次或三次傳播的病毒,”艾德麗安說。起初,她不理解,病毒究竟是怎麼傳播到她那幾乎與世隔絕的小地方。現在,她說:“病毒來自遊輪。而我們甚至從沒接近過遊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