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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甘回變——關陜殘月(一)

不一致 我想 無法 基本上 平原 難受 相對 性價比 危機

  這場戰亂發生於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清末一連串天災人禍中最殘酷的一頁,“縱橫數百裏,煙火寂然,而白骨黃茅彌望皆是,遺黎泣訴,被禍之烈,為古今未有”。

  引一個比較靠譜的人口數據分析——路偉東的《清代陜甘回民峰值人口數分析》,陜西在動亂前人口1400萬,其中回族接近200萬;大甘肅(甘肅+寧夏+西寧)動亂前人口1900萬,其中回族接近600萬。而戰後呢?陜西700萬左右,甘肅就是各種語焉不詳的數據,600萬、500萬、300萬的數據估計都有。這麽算起來的確有2000萬的人口損失,無非就是戰亂、饑荒、逃難造成的;這個幹巴巴的數據的確能反應這場人禍的慘狀,可是數據的不準確性不能準確直接事件的本質。就像還算準確的數據,太平天國運動造成江南五省(蘇浙皖贛鄂)損失

7000萬人,很多人都疑惑,“為什麽這場內戰的損失比整個二戰的人口損失還多呢?”那下來,我就盡我所知來敘述這場災難。(看了100多篇文獻和一些能找到的資料,但畢竟自己不是歷史專業的,水平有限,求輕虐......

  先敘述下本人身份:筆者是土生土長的關中人,對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有極深的感情;不像很多騷年們想的那樣黃土高坡、風沙遍地,故鄉給人印象應該是——綿延的渭河平原,遠接天際的小麥、玉米,以及悠遠的八水長繞長安。 而對於這160年前的戰亂,大部分關中人早忘卻了這份記憶;現在重提這件事,不為仇恨,它已隨時間淡了痕跡;也不為誰欠了誰,先人已逝接近三個甲子,我們這些不肖子孫不要以古言今去驚擾他們的魂靈;是因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既然事情發生了,對它的理解應該是多元的。

戰亂前陜甘狀況:

1、關中行政區劃:從西到東分別是鳳翔府、西安府、同州府;再加乾州、 邠州。回族以西安和同州最多;整個關中估計有今200萬。甘肅行政:甘肅+寧夏+西寧,回族近600萬。

2、時代背景:同治元年,太平天國接近尾聲,還有2年就能解決問題;淮北至華北的撚軍起義卻又愈演愈烈之勢;雲南杜文秀的回民起義、四川李順的“李藍起義”也有擴散的跡象;大清國正是在“中興”的黎明時分,也是最亂的時候。

  當此之時,最和平的秦晉兩省自然是北京政府的“餉源之地”,可能因為秦晉有錢人(商人)也多,並且沒有太大災害,農業型社會危機不是很嚴重。但陜甘兩省紙面上的數據平均每人3

畝多地,那時候糧食產量可是畝產不足200斤的,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麽持續10余年的戰亂造成的人口損失那麽大了吧?

  雖然沒有農業型社會危機,但是陜甘空虛,大多數陜甘綠營都南下“平叛”去了,這是陜甘回變迅速蔓延的直接原因之一。

  中國回族是從唐以來不斷湧入的穆斯林形成的,因為來源有西北和東南兩個方向,加上元代色目人的二鬼子(這樣說有些過了,不過色目人當官很多的)地位,回族是遍布全國的,當然,以陜甘兩省最多。

  陜西回族的組織形式大都是教坊制度,即教徒生活以清真寺為中心,一個教坊大概3000人,以掌教、阿訇、二阿訇為中心;大家想想我國古代的宗族族長,教坊這種組織結構是不是比宗族結構聯系更加緊密,動員更加方便? 而甘肅,蘇菲派盛行,門宦制度盛行,就是一個門宦有一個教主,教徒向教主效忠,教主是真主與人世的溝通者;像寧夏靈州的馬化龍就是勢力最強大的哲赫忍耶門宦;這個的動員組織能力是不是更強?是不是大概能理解為什麽回變發生後,漢族人的武力值為什麽這麽低?

3、回漢沖突:

(1)羊苗沖突。“這是半遊牧經濟與農耕經濟之間的產業沖突,是伊斯蘭禁忌文化決定的牧羊產業大量侵害麥作產業,漢農承擔大量的守護代價,並衍生其它沖突。‘同情漢民的傾向導致很多訟事袒漢’,導致伊斯蘭禁忌型生活體系與漢民生活體系在一些雜居地帶無法相容。——《馬長壽同治回變《調查》序言一些偏說之辨析—讀《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劉霖映。

  我家周圍的村子裏養羊的人也有,村裏很多的農民會養56只羊,以路邊和河邊等地的荒草為食,很少有吃麥的現象。但是我沒法想象當時回民們到底養多少羊,能很多時候引發種族隔離以及仇恨。今渭南市(同州)洛河和渭河交匯處有一大片沙地(沙苑),不適合種糧食產物,漢代便是著名養馬地,清代時發展成一個著名的回族聚居區,而隨著人口的增加,需要養更多的羊,就會很隨意的吃漢人的麥子;尤其在冬天,整個關中唯一綠的東西只有冬麥,要是羊沒有足夠過冬的草料,就會去吃麥子,這就是個無解的問題;為了保護麥子,渭南很多村子都修建攔羊墻,大家可以想象古代政府的低效率吧,在沒法合法保護自己的情況下,攔羊墻和械鬥便是唯一的辦法,特別的是回變第一個遭災的村子八女井,攔羊墻比人還高,分明就是在攔放羊來吃麥子的人。這樣關中很多村都形成了“羊頭會”的組織,看到吃麥的羊就殺了吃;當然無賴濫殺羊的現象肯定也不少。不只沙苑,回民很多都生活在河邊,以河邊的荒草來放羊,各地的沖突也不少。

  本人想說:陜北甘肅有畜牧之利,清代也有繁榮的畜牧經濟,日子比我等農民過得絕對好;既然放這麽多羊,為什麽留在關中,以為這裏是大草原?

  在農耕文明中,豬因為不吃與糧食作物占地的草而成為農耕文明的主要肉食來源;而炎熱的中東地區,豬在這種氣候下身上帶的病菌更多,所以阿拉伯人的習俗不吃豬肉,先知大人大筆一揮,真主說了豬是骯臟的,不準吃,先知同學是不是直接把遊牧文明印記打入伊斯蘭文化中了?

(2)地畔相爭。人口激增,就需要買地來增大生活範圍;遇到資金周轉不良的農民,就會買地來“融資”,但是他是希望以後有錢了把地贖回來;但是呢?回回極其抱團,回回的地基本上是不會賣給“外教人”的,漢民知道地賣給回回後就再也買不回來,就算賣了地拿到錢也不願意交地,這其中引發的沖突,其中辛酸可想而知!

  讓我想起回變平息後,西安城內清真寺裏碑文說“全陜2萬多頃地盡為他教中人所有”,這話的那個難受勁......

(3)回漢商人間的競爭從而引發的族群沖突:遙想到現在世界各地各種以民族為口號的競爭,有好有壞吧...

(4)回族強悍的民族性、抱團的民族性:只要的回回發生了沖突,立即就有“同教中人”以同教的名義幫助,而漢民的同村同族都沒有那麽強的效果。所以一旦發生沖突,回民都是不會吃虧的,當事情鬧到知縣那,有責任心的就會管一下,基於同情心同文化便會偏袒漢民(因為一般是受害者);但往往也有很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昏蛋。並且,一旦回民利益受損就會有阿訇出來帶領大家..........

  西北雖為民風強悍之地,我陜西冷娃也可以號稱....但是回民的確很強,雖然這個民族血緣上最親近的是漢族....有一個碑文上有兩個村子解決問題的盟約,漢族大多是童生、舉人;回族大多是武舉人、武生,這跟文化不一樣,科舉難考有關系。

(5)官府偏袒漢族以及回漢犯罪懲罰不一致:不過貌似滿漢之間犯罪懲罰更加不一致吧,回漢同罪不同罰也就那麽幾項,著實很少。

(6)回漢異質文化沖突。農業文明中,牛都有著極其崇高的地位,當大家以龍圖騰為榮譽時,我們的民族性可確實是那麽像牛,能吃苦,肯幹活。回回卻殺牛手也不抖,從這開始就有巨大的鴻溝,當年顧炎武老爺子也很是驚詫這個吃牛現象。“漢、回雜處,宗教既異。回之防漢,恒虞待以異族,而漢之視回,尤輕蔑而獸畜之,以故日相冰炭”

  總之這些沖突,在人口壓力小時尚不明顯,但繁華過後的清末,這座大廈遍已是枯木難支;沒有恰當的處理,那只有一場戰亂來散盡繁華。 況且太平天國引起的大亂,回族上層中的“有識之士”難道沒有野望麽?東南、中原大亂,而其起兵西北,便如同本朝當年入關之時;不過漢族士紳階級支持著清帝國,並且事實證明這些“有識之士”不是一般的水,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去駕馭回民這股力量;結局——血色......

4、西秦商人群體

西部經濟的掌握者

  這個群體發軔於明代的邊關軍鎮經濟,明代時陜甘是一個省,長城九邊重鎮中甘肅鎮、延綏鎮、固原鎮、寧夏鎮都在陜西;對於軍鎮帶來的消費刺激,明代的“食鹽開中”“棉布征實”“茶馬貿易”“布馬貿易”政策,直接受益者秦商、晉商開始成形;而關中自古便是重要的農業區,秦商在這方面更具優勢,成為了中國最早的商幫。且秦晉風俗相近,明代“秦晉大賈”行商於於江河淮漢,也算一番往事。

  而明清易代,晉商靠與清王朝的新密關系迅速做大;而無數秦商與揚州危城共陷,對清王朝沒什麽好感,並且明末大亂,關中隨著陜北的農民起義也是一片生靈塗炭之像,清軍南下,秦商卻紛紛西去。清代近200年的修生養息,秦商經營川、滇、黔、陜、甘、疆、藏、豫、鄂,大抵在“陜甘回變”前達到最後一個高峰,從陜西會館全國的分布就能看出來(可是比山西會館還要多的哦)。這個時候,也是從“秦晉大賈”到“山陜商人”戲劇性的變化。

  這個群體也包括回商,回變時,有些人以策劃者的身份全力參加了這場暴亂;有些人被無辜裹挾;也有些幸運的留在西安城裏,沒有波及,就是現在西安城中的回族。

這個群體有一些相對於古代商幫商人特別的特征:

1、不置田產,這是個很獨特的現象,因為一般認為古代商人掙錢後都會大量買地當地主,但大量的證據表明關中的地權極度分散,不存在大地主。可能因為關中宗族勢力較弱,大戶人家孩子長大後就會分家;而且經營土地的收益與經商比性價比太低了,畢竟承平年代糧食都可以買到的。

2、鄉土氣息極重,典型的“農商”。大部分的秦商都是住在農村,住在各種大院裏,可不比山西的大院遜色。

3、守望相助。畢竟數千年“關學”熏陶,較其他商人能樸素些,同鄉間交流互助也比較多,全國數量最多的“陜西會館”就是明證。

4、愛面子,愛排場。每個陜西會館前都有鐵柱旗桿,古代大量的鐵是財力的象征。當年蓋成都的陜西會館的時候,四川有些腐儒不願意買地給這些商人修會館。後來陜西人不知經歷了多少波折,好不容易才高價買下了一個爛泥塘及其周邊堆垃圾的荒地,作為會館的修建用地。要修會館,首先得用土石將爛泥塘填平,可當時有人竟不許他們在當地取土。萬般無奈之下,他們竟做出了讓人意想不到的驚人決定:由同鄉會發起倡議,凡從陜西到成都來的,每人都必須至少攜一麻袋本鄉的泥土,做地基倒入爛泥塘。就這樣,兩年後,從陜西運來一袋袋關中的泥土,才把近一畝的爛泥塘填平,之後籌資建起了一座氣勢雄偉的陜西會館。

5、秦人質樸,吃得了苦。秦商行商的西部地區多有人煙稀少的山區,而秦商就是硬生生走出了一條條山路,把整個西部聯絡起來,“駿馬快刀英雄膽,幹肉水囊老羊皮”。那時候最給勁的運輸工具是騾子,不過騾子配種比較麻煩,關中最多當然走遍西北的“關中驢”,那是一個屬於關中驢的時代,不過,現在已經沒了......

陜甘回變——關陜殘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