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牧師

我們要進入到文革，60年代到70年代末這段歷史。

前情提要：

1、自由派陣營，跟基要派陣營，在1949年前已形成了兩條路線。 2、自立運動和山東大復興，使屬靈權柄轉移到本土教會，中國半數以上教會脫離西方差會和宗派。 3、50年代的三自運動中，自由派教會演變為三自系統，以吳耀宗為代表。基要派教會的一部分轉化為家庭教會，以王明道代表。

林伯（林獻羔）的教會給我們寄了一批見證小冊子。裡面講到1955年的情形。林獻羔是王明道的晚輩。王明道在8月被捕，兩個月後他在廣州被捕，罪名就是“王明道分子”。林獻羔有文字侍奉，寫了很多小冊子，這一點和王明道很像。當時他正寫一本《一次得救、永遠得救》，沒寫完就被捕了。直到1979年，坐牢24年後被釋放，林伯在1980年代印了這本小冊子，對家庭教會影響很大。在改革宗神學尚未興起之前，爆發了家庭教會中一次重要的救恩論爭議，即救恩是否穩妥，是否可能失落。

救恩的核心是“唯獨恩典”，如果救恩全然出於耶和華，在我沒有一絲功勞。那麼福音的奧祕就是，一個失敗的人，因著基督的死而復活，被絕不會失敗的恩典所拯救。在改革宗神學興起後，很多歸正教會的牧者，會把這句話改為，“一旦得救、永遠得救”。因為這是我們稱為“加爾文主義五要點”中的第五點，“聖徒永蒙保守”。

他也和王明道一樣，兩次入獄。反右運動開始後，王明道跟妻子劉景文在1958年第二次入獄。不久後林伯也第二次進去。1980年後，他們和其他一些前輩，都蒙神保守，陸續出來了。王明道視力不好，到1984年，近乎失明。有人介紹廣州有很好的眼科醫生，他就去了廣州，見到林伯說，“獻羔啊，眼睛看不看是次要的，我這次來主要想見你一面”。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相見。1980年代的家庭教會，有個流傳很廣的提法，叫“北王南林”，稱他們是家庭教會兩位標杆性的領袖人物。

上次提到，吳耀宗的兒子吳宗素，最近站出來揭發三自運動的內幕，也反思他父親的一生，給了我們很多寶貴資料。家庭教會的一位前輩楊安溪，他父親是與王明道、賈玉銘並列中國教會三巨人的楊紹唐。他們父子走了不同道路，楊安溪有很多口述史，也是我們瞭解那個時代的重要資料。

還記得嗎，楊紹唐和王明道一樣，也是出生於1900年教難中的世紀嬰兒。1948年10月他在南京凱歌堂講道，公開責備國民黨的罪惡。楊安溪在口述史中，有一段令人動情的回憶。凱歌堂是蔣介石夫婦聚會的教會。那天早晨，楊紹唐把全家叫來，對他們說：“我今天去講道，可能就回不來了。因為神感動我，要讓我指出國民黨的罪。如果蔣介石願意悔改，我就回得來。如果他不願悔改，我今天就回不來。”全家一起跪下來禱告，他說我把妻兒都交託給主了。然後起身去講道。結果講完道，蔣介石特意上去和他握手，說我們的確需要悔改。和賈玉銘一樣，這也是一位曾被主大大使用的忠僕。但令人扼腕的是，到了50年代，他還是投身三自運動，成了全國三自的副祕書長。

他的兒子楊安溪在1949年考上燕京大學，和宋尚節的女兒宋天嬰、宋天真，吳耀宗的兒子吳宗素，一批“教二代”都成了同學。很有意思的是，楊安溪跟王明道關係特別好，一直在基督徒會堂聚會。父親加入三自後，他還是一口一個“王叔叔”。甚至在王明道被捕前的大半年，他都住在王明道家裡。當時一批年輕人，熱烈爭論應不應該加入三自。我們從中可以稍微看見基要派的一些侷限，和當時加入三自的一批人的內心掙扎。

楊安溪談到1949年共產黨進城之後，對整個教會的思想衝擊。你可能很難想象那種衝擊，一夜之間街頭的妓女就不見啦，一夜之間煙館妓寮都消失了。那時的確有一個欣欣向榮的氣象，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氣象。無論教內教外，知識分子們都擁護共產黨，覺得揚眉吐氣，都以為前面是金光大道。很多傳道人覺得，我們基督教做不到的，努力禁毒，禁鴉片啊，辦教育啊，一百多年做不到的，人家共產黨一來就做到了。整個社會一下就換了天地。抓一批，殺一批，關一批，“妓女、稅吏和大麻風”馬上就沒了。

一方面，自由派神學和社會福音，已席捲教會和教會大學多年，進步主義和民族主義，也佔據了年輕一代基督徒的頭腦。他們無法看見十字架與共產黨革命之間的天壤之別。但另一方面，楊安溪的回憶也透露出，基要派也無力、甚至不願回答福音與文化、福音與政治等重大議題。年輕一代發現，教會過去從來沒有教導和討論過這些議題，沒有一個傳道人教導我們應如何看待國家，如何看待革命。當時的燕京，大大小小兩百多個社團，其中很多是主內團契。但政治運動一來，基本上全軍覆滅。只剩下一個福音團契，楊安溪當時是團契主席。弟兄比較少，姊妹們推選了他。但宋尚節的兩個女兒都是他的大姐姐，他在屬靈上樂於聽從她們。

他們就討論很多問題，也不知道長輩們是什麼意見。比如應不應該、可不可以在愛國公約上簽字？難道你們基督徒不愛國嗎？對當時的教會來講，基要派所傳講的福音，無法處理一個社會的巨大變遷。社會文化跟信仰之間的關係，一下子變得非常複雜，非常尖銳，所有長輩的教導中好像都沒有現成答案。

他們就天天考察聖經，然後問長輩。大家都看王叔叔怎麼說，賈伯伯怎麼說，楊叔叔又怎麼說。但到了最後，看人怎麼說的人，大部分都跌倒了。一幫人跟著楊叔叔（楊紹唐），就加入了三自。跟著王叔叔（王明道）的，就不加入三自，但後來又動搖，多次反覆。

楊安溪開始受父親影響，覺得應該加入三自，就寫了一大段，列了十幾個理由，拿去和王叔叔辯論。後面被王明道說服了，覺得不應該加入三自，他又寫了十幾個理由，拿去給父親看，勸他不要加入三自。他說，那幾年非常痛苦，非常掙扎，其中有真誠的尋求，但這個尋求裡很困惑，始終沒有方向。以至於他的信仰，在1957年幾乎完全崩潰了。

就像倪柝聲的聚會所，在三自運動中“三進三出”。一會兒加入，一會兒退出。一會兒又加入，一會兒又退出。沒有定性，沒有確定的立場，其實並不知道該怎麼辦。壓力一大，不加入不行了；加入了也不行，又退出來。但到了最後，政府還是要抓你。

對一種“社會福音化”的信仰來說，整個共產主義的那種要建立人間烏托邦的偽宗教激情，非常衝擊人心。楊安溪說，他經過幾年的掙扎，讀了方誌敏《可愛的中國》後，就幾乎放棄了信仰。方誌敏為了中國革命，慷慨激昂走向刑場。寫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還有後來人”。這樣擲地有聲，使他深受震動。人家不是為了天堂，不是為了永生，也不是為了與主一同掌權，人家是為了解放中國人民。楊安溪感到，面對烈士的光環，我們基督徒特別渺小，特別自卑。

換言之，三自運動並非僅僅依靠了革命的暴力，而且首先依靠了革命的美學，就是意識形態的偽崇高和偶像崇拜。共產黨人論到祖國的未來時說，“我們中間的黨團員，我們沒有給你們留下一個袖珍的新耶路撒冷，給你們留下的是一個960萬平方公里一窮二白的中國，你們在上面可畫最美最好的圖畫”。這種革命美學，俘虜了教會中的年輕一代。因此燕大在併入北大之前，學生團契就基本上一掃而光了。大多數人都失去信仰，其中包括王明道的兒子。

一方面，我們感謝主，為家庭教會存留了基要派信仰，在大逼迫中持守了福音。但另一方面，有少數老僕人都很誠實的講，是神的手拆毀了中國教會。上帝使中國教會受管教，也使西方自由派教會的宣教事工被盡數拆毀。其中有教會的罪，有牧者的罪，也有宣教士的罪。就是教會逐漸離棄了古舊的福音之道，離棄了聖經的根基，被世俗之風吹來吹去。一切建立在沙土之上的工作，都被主敗壞了，共產黨成為上帝熬煉教會的鞭子。家庭教會史讓我們看見，無論是一種跟隨時代潮流的信仰，還是一種與時代潮流脫節、躲進小樓成一統的信仰，其實都無法迴應這翻天覆地的變局。

楊安溪說，他的一個同學跟很多著名的神的僕人關在一起，看見絕大多數人都放棄了信仰。只有鄭惠端姊妹堅守了福音的呼召。她曾在成都服事過，成都掀起三自運動的第一場批鬥大會，就是批鬥鄭姊妹的。她的自傳叫《奇異恩典》。被抓之後，警察說她：“你看你信耶穌，卻被關進來，出不出得去還不一定呢？”鄭惠端說：“神要殺我，我也要信他。”這是引用約伯記中的話。

楊安溪還提到，文革前他收到幾封已放棄信仰的大學同學的來信。而且都有大致相同的內容，說，“當人民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卻關起門來追求天上的平安和喜樂。當烈士們在戰場上拋頭顱灑熱血，為了人民的解放犧牲自己的時候，我們卻在那裡自私地追求自己將來在天上的榮耀”。

如果你被拋到那個時代，如何自處？這些放棄了主耶穌的年輕人接著說，“普羅米修斯為人民而背叛了天庭。我願為人民的緣故做普羅米修斯，像他背叛宙斯一樣，我們為人民的緣故，有神也不信，寧願自己下地獄”。

共產主義是有史以來最瘋狂、最強有力的偽宗教。在那個時代衝擊了整個中國教會。這是真神和假神之爭，是空中看不見的上帝與魔君之爭。然而假神攜帶著鋪天蓋地、改天換地的政治力量而來。你很難簡單地去藐視那些叛教者。在50-60年代，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基督徒，都放棄了1949年前所相信的福音。這是極大的悲劇，極可恥的失敗。如果我們被置於那個時代，我們大概也是如此。歷史的教訓幫助我們更認真、更要命的思考，更多認識主，更深知道主。包括必須知道信仰與整個世界之間的全部關係。

除了《可愛的中國》外，第二本對楊安溪影響巨大、足以令他放棄信仰的紅色經典，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時代有一個熱烈的紅色文化，和一個狂熱的紅色宗教。你的信仰是“死而復活”，這個信仰叫“翻天覆地”。我們可以簡單而直接的說，放棄信仰或加入三自的，都是信仰的根基不穩。但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更細緻、更有同情心的，去看到基要派信仰本身的缺陷。

自由派有兩個特點，第一，不相信聖經無誤，脫離了上帝話語的權柄和一個超自然的信仰。第二，他們極其關注社會的不公不義，關注人民的疾苦，熱切的盼望社會在道德上的更新。一方面，他們不相信基督的十字架，能夠帶來、而且已經帶來人心與世界的徹底翻轉；另一方面，他們又懷抱著一種改變社會，關心民眾的公義憐憫的情懷，甚至情願為此而死。因此，新天新地的盼望，和罪得赦免的焦點，就逐漸轉為一種要在地上實現公義憐憫的烏托邦主義。我們稱其為“社會福音”，或一種提前實現的末世論。

而基要派在與自由派的抗爭中，有兩個跟它剛好相反的特徵。第一，堅決相信聖經無誤，篤信上帝的話語和超自然的信仰，也堅持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贖焦點。第二，他們不關心社會與文化，強調與世界的分離和疏離。一方面，基要派想強調，我們的盼望不在這個世上，而一切現實的改變和肉身的福利，都不如靈魂得救更重要。這是正確的。但另一方面，基要派的不關心社會，也越來越成為對自由派的一種矯枉過正的反彈。這導致了一種基要派的意識形態，“關心社會就是自由派”，“關心政治就是奮銳黨”，“幫助窮人和更新文化就是社會福音”。所以基要派就成了“我們關起門來追求天上的喜樂”，民間疾苦由共產黨負責，靈魂平安由基督教提供。那麼我們所信的到底為何呢？所以楊安溪這一代燕京子弟，就在革命浪潮面前感到特別羞恥。

當時，燕大又發生了一場基督徒學生的大辯論，到底可不可以參軍？而楊叔叔和王叔叔這些前輩的看法又不一樣。王載是很重要的一個佈道家，他說基督徒是可以參軍的。但王明道堅決認為基督徒不可以參軍。

基督徒可以參軍嗎？為什麼可以？為什麼不能？不是絕對不能，要看參誰的軍？那麼戰爭違背聖經嗎？不能一慨而論？那麼在戰場上開槍，違背不可殺人的誡命嗎？軍隊要聽黨指揮你怎麼辦？這些議題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國教會，也很難有一致的教導和認識。

基督徒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人家說，你們基督徒也要尊重共同綱領。共同綱領寫了保護宗教自由。我們給了你們自由，可以信耶穌，但你們基督徒不能這麼自私啊。光讓別人來保衛你們，讓別人替你流血。你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你讓非基督徒去打仗，讓他們去為國家死，給你們基督徒創造和平環境，好讓你們高唱哈利路亞讚美主。你們太可恥了！不覺得自己太過分了嗎？

你怎麼回答？看守衣物的與上場打仗的一樣，均分擄物？你們打仗，我們禱告？我們是納稅人，我們養活軍隊？有人出錢，有人出命？和平主義？耶穌基督說不要動刀兵？

事實上，中國基要派教會的立場，一直到90年代甚至進入21世紀後，基本上都是如此，王明道、袁相忱都是這樣看，矇頭會更是如此。不能參軍，也不能告狀，更不能告官。甚至不能看電影。除了沒參軍，其他幾項我都幹過了。

基要派相信聖經的權威性，同時也普遍相信一種字面解經，和一種時代論的末世論。那時全國基督徒才接近一百萬人，相當於成都市區的一小塊。是很邊緣的一個人群。現在，突然被帶入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裡，發現我的信仰沒辦法回答這些問題，我以前根本沒想過這些問題。傳道人也沒有對會眾清楚教導過這些問題。怎麼看待教會與國家的關係？怎麼看待打仗，訴訟？什麼叫順服掌權者，教會跟一個無神論政府是什麼關係？什麼叫政治？這一切議題，自由派都振振有詞，基要派對他們所說的都堅決反對。但除了“反對”以外，基要派並沒有自己的完整回答。

關於愛國公約，燕大所有學生社團裡，最後只剩下基督徒福音團契決定不簽字。他們說，我們可以作為公民籤，但不能作為一個團契籤，因為團契是主基督的教會。我們個人是愛國的，但教會不能參與愛國宣言。他們希望和其他社團公開辯論，但後來取消了。這是一個正確的態度，也是基要派走到最遠的一個立場。今天家庭教會反對三自的一個共識，就來自這個立場。當時他們這樣做是很勇敢的，受到難以想象的壓力。

到1958年的聯合禮拜，這是三自運動的第二個高峰，消滅了宗派，也等於消滅了90%以上的教堂。這也導致了家庭教會運動的第二個高潮。第一輪高潮在王明道被捕之後。之前不參加三自，並不算反革命。之後不加入三自就是反革命，就足以構成被捕的理由了。而在第二輪高潮中，教會普遍失去了會堂。以前你不參加三自，仍有自己的會堂。現在你不參加三自，就只能退回家裡聚會。

因此，雖然家庭聚會從1950年就在各地零星開始了。但家庭教會作為一個運動，是在政府以反革命罪正式逼迫教會，拘捕王明道等教會領袖之後開始的。1955年8月以後，不跟吳耀宗站在一起，你就要被逼迫。你說好吧，我就不跟他在一起，我願意和反革命分子王明道站在一起，我情願受逼迫，情願被我的國家視為人民公敵。這個立場一出來，才有了中國家庭教會。

在家庭教會運動的第二波中，你不願意聯合崇拜，就只能在家裡聚會。這時，更普遍的理由，其實跟政教關係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宗派的理由。非要讓長老會的人去浸信會聚會，我不去。因為我的良心不能處理認信上的差異。現在政府一聲令下，十個宗派必須在一間教堂聚會，浸信會一個人來領會，長老會一個人來禱告，聖公會一個人來掰餅。很多信徒和傳道人都不能接受這樣的合併。因此，在這一輪政治運動中，很多教會退回家庭雖然是被迫的，但理由變得更簡單，就是為了保持宗派的認信。因此，家庭教會運動的特徵之一，是在某些地區明顯保持了宗派的特徵。尤其是聚會所，你一旦接受了聯合崇拜，你還能叫聚會所嗎？所以對很多宗派來說，接受聯合崇拜就等於放棄自己獨特的認信。

而三自就從此就號稱自己是“無宗派的教會”。因為槍桿子把所有宗派都融在一起了。丁光訓後來居上，成了吳耀宗的接班人。他本身是聖公會主教，聯合崇拜後，尤其是文革後恢復聚會，三自多少儲存了一些聖公會的禮儀。

再到1963年，共產黨發動了一場宗教問題大討論。當然，不是讓基督徒來討論，而是黨的宗教政策大討論。譬如一隻雞關在籠子裡，幾個人在旁邊討論該怎麼殺，那隻雞並沒有發言權。不是宗教界的討論，是黨的幹部討論如何及怎樣消滅基督教。在這個大討論中，出現了溫和派和強硬派。

楊鳳崗老師，把這場大討論中出現的、一直延續至今的黨內溫和派和強硬派，分為三類，稱為“溫和的無神論”、“啟蒙的無神論”和“戰鬥的無神論”。戰鬥的無神論是激進派的無神論，認為宗教是鴉片，而且是政治上的敵對勢力。“消滅宗教”是他們的政策目標。“啟蒙的無神論”認為，宗教是不科學的，是一種無知導致的迷信，需要被啟蒙，被教育，因此宗教是遲早會消亡的，但有一個過程。不能一口氣消滅它，要促使它衰落和漸亡。因此他們的口號是“限制宗教”或“促退宗教”。

當時只有這兩派，在啟蒙的無神論眼裡，基督教的主要罪名是“愚昧”；在戰鬥的無神論眼裡，基督教的主要罪名是“反動”。至於“溫和的無神論”，要到20世紀末才會在黨內出現。

這場宗教大討論的結果就是，“戰鬥的無神論”在黨內獲勝，從此主導了直到1979年的宗教政策。因此，這場大討論是文革的先聲。要立刻、儘快，努力促成宗教作為腐朽的和反動的人類文化在新中國中的消滅。所以在文革尚未開幕，對基督教的文化革命的目標就已經確定了，恨就一個字，殺。看法不同的只是有人說注射，有人說槍決，有人說砍頭，“最終解決方案”不一樣而已。

有一點需要反思，就是“戰鬥的無神論”不但是黨內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且在幾十年的浸泡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家庭教會對自身的理解方式。也就是說，我們的自我認知，事實上仍然是被“體制化”的。說基督教“愚昧”，主要是讓自由派坐立不安，而基要派紋絲不動。因此自由派希望自己變得“文明”和“現代”起來，他們為自己申辯的主要方向就是“我們與科學是一致的，我們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我們是現代文明的組成部分”。而說基督教“反動”，主要是讓基要派坐立不安，自由派則紋絲不動。因此“我們與政治無關，我們與海外勢力無關，我們不關心社會問題，我們順服掌權者”就成為家庭教會為自己申辯的主要方向。

那時主管宗教的叫李維漢，他早期是特務頭子。主管宗教的都是特務，宗教管理的最高部門從來不是宗教局，而是特務部門和統戰部。共產黨早期的特務部門由周恩來負責，後來在白區由劉少奇負責。周恩來之下就是李維漢，他也是中共統戰部部長。

現在宗教局直接劃歸統戰部，變成了不拿槍的黨衛軍。如四川省宗教事務管理局，從政府編制中撤了，只保留一個名義。但機構和人員都直接合並在中共四川省委下面，黨政合體，連辦公地址都變了。如果宗教局成為一個黨務部門，跟基督的教會就更沒關係了。我們可以服從警察，但不可以服從宗教局。因為它已成為無神論政黨機器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政府”的一部分。這樣，聖經賦予我們順服政府的責任，就完全豁免了。家庭教會只剩下一條路，就是徹底拒絕服從來自宗教局的任何命令。教會怎麼可能讓共產黨的一個辦公室，來指導我的信仰呢？誰這麼做，誰就是賣主叛教。如果它是政府的一個組成部門，即使它實質上是敵基督的工具，我們稍微還要有順服掌權者的外在程式和基本禮貌。可它現在直接是黨委的一個部門了，我們仍然尊重每一個宗教局幹部，因為他們是上帝所創造的人類，更是我們的同胞；但我們絕不再因他們“宗教局幹部”的身份而尊重他們。

李維漢是強硬的消滅派，當時在溫州搞了無宗教區的試驗。63年那場大討論之後，戰鬥的無神論要消滅宗教，就在溫州嘗試了“無宗教區”，因為溫州在文革前就是教會興盛的地區。

到1966年開始文革，逼迫很厲害，來得非常快。首先是所謂“黨內走資派”基本上被批鬥了，陸陸續續坐牢，甚至迫害致死。對教會的消滅是同步的。文革開始不久，地上的教會就基本消失了。後來到70年，北京和上海有一兩間，重新開放，作為接待外賓的地方。這個“地上無教會”的時代，一直持續到79年，寧波的百年堂，是全國文革結束後第一間恢復聚會的。接著上海有一間，然後是北京的崇文堂，各地才有教堂陸續開放。1966年-1979年，整整13年中國沒有一間教會。在上海，張春橋宣佈說：“中國已經沒有基督教了。”江青也宣佈說：“我們只用了幾個月，就把基督教掃進了歷史的博物館。”毛澤東最後一次在中南海見到吳耀宗，對他挑釁說，“你那個上帝最近不太靈囉”。

這樣，中國教會跟海外教會也很快失聯，普世教會得不到任何來自鐵幕內的訊息。他們為中國教會禱告，以為教會在中國已徹底消失。許多宣教士和差會都十分哀傷。然而神對教會總有特別的熬煉與保守，13年來地上雖無一間教會，無一位牧師，無一位長老。但家庭教會卻進入它的第三個高峰期。退出三自的運動也進入第三波，因為任何堅持聚會、團契和禱告的信徒，都必然成為“地下教會”的一部分。

文革有一個轉折點，就是1971年的9.13政變。副統帥林彪叛逃，他兒子林立果策劃殺毛。他們出逃的飛機被中共打下來。這一事件對時代氛圍帶來比文革本身更大的震動，衝擊了個人崇拜和國家崇拜的不可一世的潮流，很多人慢慢幻滅或看清了問題。

尤其是林立果的政變計劃，叫《571工程紀要》。他策劃了從軍事政變到重建國家的整個政綱，檔案中毛澤東的代號叫B52，就是美國的隱形轟炸機。除了政變計劃外，紀要揭示了民眾不瞭解的，甚至想也不敢想的真相，和一種與官方宣傳截然相反的價值觀。裡面說，整個統治集團內部上層腐敗、昏庸無能，高層已經眾叛親離，敢怒不敢言。林立果宣稱，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實質就是社會法西斯主義。文革正在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互相殘殺的絞肉機。紀要對毛澤東本人，有一個會把一半中國人嚇死的評價，說毛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在1949年後，革命文化對教會的年輕一代的巨大沖擊，曾導致楊安溪失去信仰。而他在口述史中說，在林彪墜機之後，他才慢慢開始恢復信仰。

在68年，文革仍處在高峰。楊安溪回家見到父親。父親跟他說：“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你。”他很驚訝，說“爸你身體還不錯，怎麼說這話呢”？但楊紹唐有預感，知道這是在地上最後一次見面。果然不久後，他就在上海街頭被批鬥，掃大地，昏迷後死去。在那次談話中，楊安溪就問父親，“中國教會還有沒有希望？”楊紹唐沉默了一分鐘，然後說：“這兩年有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但我都不敢回答，因為我信不過他們”。為什麼？因為經過幾年的控訴運動，信徒之間都失去了信任。當然，邊雲波在回憶錄裡，對這種情況有一個辯護。為了保護他人，也保護自己，他說，基督徒之間都養成了不問、不說的習慣。因為如果我不知道，那麼就算警察施壓，我也不能出賣你。這樣，信徒之交淡如水，街上相逢點一個頭，知道主基督永遠活著，就把思念存在心中了。

今天要控訴一個人就更簡單了，把手機截圖直接拿出去。但那幾年的控訴運動是很殘酷的，楊紹唐又說，“我沒有跟任何人談過這個問題，但你不同，你是我兒子，我信得過你。我跟你說，中國教會仍然有希望，主的教會必然有希望。”

在文革中，家庭教會有一奇人，叫葉乃光。據說沒信主前練過武功，是個高手。到處傳福音，當年馮玉祥曾駐軍河南信陽，使信陽成為基督教復興之地。馮玉祥的軍隊剿匪，葉乃光到山上跟土匪傳福音，被當成馮的探子，把他綁起來打個半死。放下山後，又被當土匪的探子，被馮軍抓起來，又打個半死。最後他又重新回到山上，去跟土匪傳福音。結果他真的帶領土匪信主，叫他們下山來投降。

1968年，楊安溪去見葉乃光，問他同樣的問題：“中國教會還有沒有希望？”葉乃光說了八個字，“新人不齊，新日不至”。他解釋說：前幾十年上帝在中國教會是做“養育”的工作，這幾十年神要做“拆毀”的工作。等這幾十年過完了，新人齊備，新日才會到，中國教會就要進入“倒輸”的工作。倒輸的意思就是向國外傳福音。

90年代後，家庭教會常講一句話，“福音進中華、福音在中華、福音出中華”。這就是葉乃光在1968年所看見的三階段，養育、拆毀和倒輸。他的信心是很了不起的。因為那時還能信主、偷偷聚會就是神蹟了。幾十年後中國教會要倒輸出去、向全世界傳福音。這就像先知說的，“我們好像做夢的人”。葉乃光說，1949年後的幾十年，神的目的是要除掉舊酵，拆毀教會，然後訓練新人。新人不齊，新日不至。

六十年代有很多這樣的見證，在山西、廈門，山東、上海。9.13事變是一個轉折，思想被震動，管制也稍微鬆一點。祕密聚會就開始增加了，遊方佈道的人也非常多了，河南教會和安徽教會，都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復興的。1958年的聯合崇拜是一個大的起源，9.13之後的文革後期是快速發展期。

聯合崇拜的目的是透過消滅宗派，來消滅教會。所以1959年，就有配套政策出來，叫做“15個不準”。內容各地略有不同，以下是張義南在《河南家庭教會的起源與發展》中提供的版本：

1. 不準在堂外傳教。2. 不準禱告治病。3. 不準有剝削行為。4. 不準岐視和汙辱婦女。5. 不準非法聚會。6. 不準妨礙生產。7. 不準到處流竄。8. 不準吸收18歲以下少年兒童入教。9. 不準包庇地富反壞。10.不準破壞社會主義和集體經濟。11. 不準造謠惑眾和悲觀厭世的反革命宣傳。12. 不準設堂口和家庭聚會。13. 不準私升神職人員。14. 不準把教義和黨的政策混淆起來。15. 不準與海外聯絡。

其中大部分內容，在2017年以來宗教局對教會的全國性逼迫中，都基本一致。如河南三自在2018年出臺的“基督教教堂公約九個不準”：

1、不允許18歲以下兒童入教堂。2、不允許共產黨員非工作原因入教堂。3、 不允許未經兩會批准接待外來講員。4、不允許宗教活動場所外，開展任何宗教活動（包括傳教、探訪）。5、不允許非法傳播及經營宗教書籍、刊物及宗教用品。6、不允許到未經批准的場所活動。7、不允許網上非法傳播宗教內容的文字圖片。8、不允許在街道或路邊設定宗教色彩的標牌。9、不允許未經批准舉辦培訓班。

對比一下就知道，就宗教領域而言，文革從來就沒有結束過。今天共產黨的逼迫教會的宗教政策，就是文革的遺產。

如方城的前輩傳道人高允玖長老，文革前就坐牢，堅決不加入三自。文革中多次被批鬥，遊街。有意思的是，在河南，批鬥會成了最主要的佈道會。幹部和民兵讓他坦白交待，他就藉機向群眾傳福音，向鄉親們見證信主可以病得醫治，現在被批鬥，但靈魂可以上天堂。文革後期方城一批年輕傳道人，都聽過批鬥會，都受過高長老的影響。一大批被稱為“靈歌”的河南教會詩歌（小敏詩歌的泉源和前身），如《打魔鬼歌》，《為主殉道歌》，極其悲壯，催人淚下。

高允玖也是另一位家庭教會的前輩李天恩的姐夫。在1971年的9.13前後，李天恩在上海極其痛苦，看不到教會的希望。路上遇見一個信徒，親切的喊一聲，結果對方不敢應答，裝作不認識就走了。之後他做了一個異夢，夢中登上一座山，看見漫山遍野的基督徒跪著禱告。而一個共產黨的高官，也跪在山坡上。他十分驚喜，也十分驚訝，說這怎麼可能。在夢中他聽到主的一句話說，“在神沒有難成的事”。不久，姐夫高允玖就來信，邀請他回方城、葉城，說弟兄姊妹很渴慕，盼他回家鄉。李天恩在1972年回到河南，與高長老同工。

方城教會在文革後期的復興就是這樣開始的。上帝在各人心中做工，上帝也在國家的歷史中做工。沒有這封信，李天恩不會回去。沒有那個夢，李天恩也不敢回去。沒有9.13事變，也沒有文革後期的氛圍和管制的稍微放鬆。但在主那裡，主都親自預備了，預備好了，復興就要來臨。

你知道文革時的家庭教會，在什麼時候聚會嗎？通常是半夜兩、三點聚會，等警察下班了，朝陽區大媽困了，民兵也打瞌睡了。地下教會就在半夜聚會。地點呢，很多是到曠野去聚會，到山洞去聚會，跟初代教會一樣，這種經歷都特別多。我去溫州，有一座禱告山。以前沒有路，一大早爬山幾個小時去聚會。警察民兵不想來，來了也容易跑。最後，就是遊方佈道的運動。在逼迫面前，隨走隨傳。

成都的家庭教會，也是在1971年的文革晚期出現的。之前零散的也許有，但形成聚會的沒有。家庭教會的前輩叫劉本耀牧師，他跟鄭惠端姊妹一樣，都是49年前後來四川的。劉牧師從陝西來，好像讀過華西的神學院。然後在成都服事，1958年被打成右派，坐牢。文革後期就出來，開始祕密聚會。和他一起的有龍爺爺，張爺爺，還有龔爺爺。龔爺爺的兒子是華西骨科的老教授，我三歲時發現髖關節先天性脫位，龔老師從華西到三臺，給我醫好的，使我沒有瘸腿。信主後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父親是被稱為龔爺爺的家庭教會前輩。覃德富弟兄的父親是老傳道人，當年是由張爺爺施洗的。

按劉同蘇牧師的說法，家庭教會在早期很看重類似“使徒統緒”的傳承。在後使徒時代，教會在逼迫中，都是按著肉身的傳承，領受父輩的教導。譬如使徒約翰的門徒之一是坡旅甲主教，坡旅甲的門徒之一是愛任紐主教。而伊格納丟主教是坡旅甲的好朋友。這就是正統信仰在早期的傳承。因為新約聖經的權威性還沒有完全確立。這時，用家庭教會的話說，“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個人傳承就是最重要的。

覃弟兄的父親跟張爺爺學道，張爺爺跟劉本耀牧師，劉牧師跟的是王明道。這就是“根紅苗正”的家庭教會。直到90年代，家庭教會仍有這個“使徒時代”的特徵。“你們教會是誰建立的？”“我們傳道人以前在廣州林伯那裡聚會”。教會保證自己的信仰的純正，脈絡都是往五、六十年代的老前輩那裡追溯。如果問了半天，跟所有人都沒關係，就令人懷疑了。互相瞭解的交易成本很高，需要花時間慢慢地瞭解你，才能判斷你的信仰是否基要。

直到2008年的5.12大地震還是如此。全國各地來了很多教會，很多傳道人，大家在一起，沒有宗派，沒有教會體制，沒有聖職，也沒有信仰告白。問“你們的信仰是什麼？”“我們信耶穌”“使徒信經？”“那是人寫的，我們只認聖經”。那我怎麼知道你到底信什麼呢，大家又問，小敏的歌會不會唱？這個會啊，一開口就唱《中國的早晨五點鐘》。啊，這是家庭教會的。所以教會在5.12後浮出水面，主要是靠小敏的歌來互相認親。會唱迦南詩選，就是自己人，走，一起去災區。不唱小敏的歌，多半是三自的。

所以從文革開始，家庭教會就有一個肉身的傳承，教會產生於一批“父老”。直到21世紀初，你的信仰如何都是與父老有關的。而城市新興教會的意思，就是沒有父老的教會，像我這代的傳道人，中間有斷層，沒有跟隨過父老。我們是通過閱讀、視野的擴大，是吃百家飯長大的。很多海內外的牧師都牧養過我，對我有很大影響。包括唐崇榮牧師，我跟他只見過幾次面，沒有深談，但在屬靈上我仍將他視為我屬靈的父親。不過在具體的信仰生活和牧會中，我是摸黑成長，缺乏被父老門訓的經驗。這不僅是我自己，而是整整一代傳道人的情形。家庭教會的父老總量上不多，而且零零散散，只在一些教會有根基的地方，如福建、上海、山東、山西和北京等地。

所以八年前，福音派教會的一批中年牧者，想去尋找父老。那時文革坐過監的父老大多離世歸天了。後來，袁伯，林伯，楊心斐阿姨，謝模善，李天恩，都在過去十年內被主接走了。這批中年牧者就往西北去，找西北靈工團的後代，趙西門的妻子還在。這樣，他們就把一批經歷過文革火煉的父老找來。和他們一起聚會，在屬靈上去“認父”，承認這是家庭教會的父輩。這個“屬靈的認父”是有意義的，表達了新一代家庭教會的自我認知，讓我們知道自己是誰。

以前學者朱學勤跟我講一個故事，他沒有信主，文革中被下放，是當地一個根紅苗正的老太太家裡。最純正的貧下中農，還作為典型上過報紙。半夜他起來解手，發現老太太跪在灶臺旁，嘰咕嘰咕，不知說些什麼。他不好打擾，忽然意識到，她是在禱告。這個陽奉陰違的革命家庭，居然是個反革命，是個基督徒。朱老師非常震驚，給他思想上很大的衝擊。原來文革中全國江山一片紅，不革命的都被抓起來了，但竟然還有一個地下形態，還有一個夜晚的精神世界，還有一個祕密社會仍然存在，並沒有被共產黨消滅，那就是教會。

9.13之後，地下教會開始增加，到文革結束後，76年到79年這三年，是半個世紀以來政教環境最好的三年。教會爆發了大復興，和更大規模的遊方布。同時，文革前後這幾年，家庭教會的神蹟奇事也特別多。

今天你的信仰生活中，似乎沒什麼神蹟奇事。但是，第一，神蹟奇事是存在的。只要有神，就會有神蹟奇事。第二，我們不要追求神蹟奇事，因為神蹟的意思就是表明神掌權，神作主，神說了算。你說了算，還叫什麼神蹟呢。在聖經記載的以色列歷史上，和兩千年的教會歷史上，大多數時代都沒有神蹟。第三，不過你真想經歷神蹟奇事的話，建議你去西藏宣教，或者去巴基斯坦也可以。

因為在舊約時代，神蹟奇事就高度集中在兩個時期，一是出埃及時期，直到進入迦南。上帝的作為奇哉大哉。之後就沒有神蹟奇事了。大衛行過神蹟嗎？沒有。所羅門也沒有。接著是先知運動的時期，以利亞和以利沙。被擄之後，也沒有什麼神蹟。有神蹟奇事相伴，是天國來臨的記號。所以神蹟都是高密度發生的，表明救贖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和轉折。神蹟奇事從來不會平均分佈在救贖歷史和世界歷史中，而是在救贖歷史的關鍵時刻，上帝藉著神蹟來推動和見證他的國度。

你明白嗎？神蹟不完全跟你個人有關。你為了個人的原因，說：“神啊，我生病了，你行個神蹟讓我好吧。”這不是不可能，但這件事相當嚴重。你有沒有想過，病好後要去非洲宣教？有沒有想過，你這一生要經歷多數弟兄姐妹難以承受的磨鍊？被主破碎、摔打到一個多數弟兄姐妹難以想象的地步？如果你根本沒想過這一切，你就別去求神蹟。因為神蹟都跟上帝的國有關，跟救贖歷史的推進有關。李天恩作了一個異夢，看見教會在不可能中的復興。後來顯明，上帝的確使用這個夢，也使用這個人，推動了河南和中國家庭教會的復興。而有人說自己20年前經歷了一個大異象，大神蹟。結果20年後，他的生命糟糕得不得了，他作的工大多被主拆毀了。那麼他宣稱的所謂神蹟，顯然出於魔鬼的偽造。神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神蹟臨到你，表明你在救贖歷史中要扮演一個不一般的角色。十字架的道路和十字架的能力都要臨到你。這不是求來的，是主的揀選，臨到誰就是誰。

新約時代也一樣，神蹟集中主耶穌身上和使徒時代，因為使徒直接代表主。在使徒行傳中，凡是提到“病”或生病，都是使徒行神蹟、給別人醫病，甚至使死人復活。沒有一次是說使徒自己生病。但到了後期的使徒書信中，只要提到“病”或生病，都是他們自己生病了。保羅說我這個同工生病了，我那個同工也生病了。這個生病要用一點酒，那個生病你們要好好照顧他。沒有一次是使徒行神蹟、替人治病。因為教會的根基一旦建立，並且在一個代表性的意義上，福音已經傳到了地極，神蹟的密集期就過去了。

而在教會歷史中，每當福音進入一個從來沒有聽過福音的，空中的魔君與邪靈在其中肆虐的族群及其文化中，就會有神蹟奇事發生。見證神的國征服魔君。之後，教會的根基一旦在那裡被立好了，就不大會有神蹟發生。成都教會的根基已經立好了，你在這兒活著是不太可能有神蹟奇事的。非洲也在過去一百年經歷了大復興，也經歷了很多神蹟奇事。不過現在還有一些小島上，有食人族，還有藏族地區，偶像林立。還有伊斯蘭國，殘酷迫害教會。如果你是上帝所揀選的人，去這些地方，你一定會經歷神蹟，經歷到上帝在絕不可能中做沒有不可能的事。

這就是文革前後，家庭教會普遍經歷神蹟奇事的原因。因為整個中國教會被上帝重建了。上帝收復了失地，中國教會在與普世教會徹底脫離三十年之後，再次出埃及，神蹟宣告中國在屬靈上重新屬於基督。文革前後的神蹟，和1927年的山東大復興一樣，證明聖靈將屬靈權柄賜給了中國教會。神蹟是合法性的證明，證明中國只有這一個教會，就是經歷了大逼迫之後死而復活的教會。

最後講一個故事。楊安溪的見證。他從57年信仰崩潰後，就在神面前求聖靈充滿，使他恢復信心。禱告了17年，神都沒有給他。最後在文革中，他被關牛棚。被一個看守綁起來，用鞭子鞭打了三個半小時，直到快死了，這時他忽然經歷到聖靈充滿。他以前是運動健將，相當以體魄自傲。當他被打得快死了，才知道被鞭子打是最痛的。為什麼被打呢？因為有個人告發他。告他什麼呢？年長的人知道，當時有個詞叫“三忠於四無限”，四個無限就是“對毛主席無限忠誠，無限信仰，無限熱愛，無限崇拜”。

那人說，基督徒肯定做不到四個無限，因為你們信神，就不可能無限信仰毛主席。楊安溪說，我不能無限信仰，因為我信耶穌。但我還是可以無限熱愛。因為上帝要求我去愛他人。辯論了半天，人家得出結論說，你們基督徒只要沒有放棄有神論的信仰，就肯定做不到四個無限。所以你們還是反革命。於是那個人告發了他。

他被鞭打到一個地步，告發他的人崩潰了，跑過來給他說對不起，那人甚至倒在地上哭，以為他要被打死了。就在這時，楊安溪突然經歷到聖靈充滿，裡面充滿了一種力量，含隱不住，十分喜樂。他就跟神禱告：“主啊，不要是這會兒吧，這是在牛棚，我現在被鞭打，又不能讚美你，又不能唱詩。我祈求了十幾年，怎麼這會兒給我呢？”於是他就饒恕了告他的人，和鞭打他的人。因為他裡面有喜樂，和主恢復了親密的關係。他在信仰上經歷了極大的被肯定，聖靈就激動他，鼓起勇氣找領導說：“我的確做不到四個無限，我不可能無限信仰、無限熱愛毛主席，你們不要把精力浪費在我這個死不悔改的基督徒身上了，我絕對不可能悔改的，你們要殺就殺，不要浪費時間了，我就這個樣子。”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就是聖靈充滿的結果，去找殺你的人攤牌，說死就死吧，我就是信耶穌。王明道在1980年代，經常給請教他的人送八個字，叫“但遵神旨，莫問前程”。林獻羔對來訪者，也經常總結家庭教會的“神聖原則”，叫“哪裡有逼迫，哪裡就有復興”。因為聖靈充滿的結果，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逼迫再次臨到家庭教會了，我們有誰不懼怕，有誰不軟弱呢。從現在開始，祈求聖靈充滿吧。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主，我們感謝讚美你！若沒有你聖靈的工作，我們就被那“可愛的中國”，被時代的潮流和人間的社會理想裹挾了，或者在那一切面前，沒有辦法堅持和迴應教會與這個世界的關係。主啊，你使中國的基要派教會經歷了磨鍊，很多人放棄了信仰，背叛了你。但也有很多人在極端的情況下仍然蒙你保守。你在拆毀的工作中，仍然有豐盛的恩免。那些前輩聖徒，沒有一個人從頭到尾剛強，都經歷了軟弱，跌倒，甚至如彼得一樣不認你。但你還把他們熬煉到一個地步，來祝福文革結束後的中國教會。我們既是這些父老的屬靈後代，求主也照樣感動我們，雖然今天我們抵擋罪遠遠不到流血的地步，眼前這一輪逼迫也遠遠沒有到失喪生命的地步。主啊，你若再做拆毀的工作，也求你做保守與復興的工作。求主激動我們一些人，全然獻身給你。求主讓我們來認家庭教會的屬靈父輩，知道自己是誰，就去跟隨他們的腳蹤，好叫我們在後代面前，能將那屬靈的道，將十字架的道路和榮耀傳承下去，再傳給三十年、五十年後的中國教會。感謝主，聽我們如此的祈求，奉主耶穌基督的寶貴聖名，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