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就會出錯的思維框架不能用來解決問題。
——愛因斯坦

這裡有一組統計數字：女生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成績都比男生高，包括數學。根據我們所能掌握的最新的資料來看，大學的數學專業學生中，女性佔了48%，參加先修課程（AP）考試的考生中女性佔了56%，參加微積分AP考試的考生中，女性也佔到了51%。然而，同年電腦科學AP考試的考生中，女性卻只佔到了17%。

同樣的，雖然2008年所有本科學位獲得者中女性佔了57%，但是電腦科學（CS）和資訊科技（IT）的學位獲得者中，女性只佔18%。奇怪的是，23年前（1985年）電腦科學學士學位獲得者中，女性的比例曾高達37%。從2001年至2008年，電腦科學本科的女性入學人數下降了79% 。
為什麼電腦科學中女性這麼少呢？我們應該關心這個現象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扭轉這種趨勢呢？對這些問題的爭論分為三大類。

一些人認為，女性相較於男性而言，不太可能擁有極端優秀的認知能力，而這種能力在電腦科學領域很重要。

也有人說，女性對電腦科學不感興趣，喜歡研究其他領域。還有人認為，是各種成見和偏見以及“男性文化”把女性趕出了這個領域。

本章回顧了與這三個觀點相關的研究，並探討其意義。

為什麼女性很少

首先讓我們研究一下這個問題的通常解釋以及相關的研究。

能力缺陷，個人喜好以及文化偏見

對於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STEM）陽盛陰衰的問題，人們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先天能力差異、個人喜好和文化偏見等原因。Ceci、Williams和Barnett開發了一種框架，研究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10]。接下來，我們將研究每個因素，然後用Ceci等人的整合框架來綜合分析。研究得出的圖表（見圖13-1）讓人們感到這些因素之間存在非常複雜的相互影響。雖然生物學意義上的性別差異會起一定的作用，但研究表明，也有可能與不良的性別歧視有關，這就提出了進一步的問題。

1. 女性數學空間能力缺陷的證據
研究人員已經對男性和女性先天能力的差異（以及孩童時代的經歷及環境導致的差異）進行了探索，並把它作為一種可能的原因來解釋為什麼女性在計算機相關領域越來越少。有大量證據表明女性在數學密集型任務上不如男性。這種性別不對稱存在於能力分佈的最上端。例如，SAT數學成績前1%的學生中男女比例是2比1，前0.01%學生中的比率是4比1[23] [28]。但分數最低的學生中，男性也佔大多數，這意味著男性整體表現差異很大。

Ceci、Williams和Barnett[10]把認知性別差異的證據分為平均差異（分佈的中點），右尾差異（最優秀的10%，5%和1%），後者更好地代表了從事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的人群。根據美國1960年~1992年對青少年的概率抽樣，Hedges和Nowell發現男性和女性考生的考試成績分佈在最高和最低的1%，5%和10%中差異很大[20]。男性在科學、數學、空間推理、社會研究和機械技能上表現出色。女性在口頭表達能力、聯想記憶表現和感知速度上勝出。這些發現提出了一個可能性，CS和IT相關領域的性別分佈可能和生理特性有關。

大腦的相對大小、腦組織、荷爾蒙差異的研究也與之相關。Ceci和Williams查看了近期生物學上有關認知性別差異的研究，調查了大腦體積、腦組織和激素的差異[8]。Deary等人發現了智力與腦容積的適度相關性（0.33~0. 37）[13]，而男性平均大腦容量大於女性。在討論這項研究時，Ceci和Williams指出：“大多數關於性別差異的生物研究關注的是平均值，而STEM領域的性別差異研究關注的是最右尾部值（最高的1%，甚至最高0.1%或最高0.01%）。”換句話說，大腦平均差異的研究並不切合我們的問題，因為能證明男女之間數學和空間能力差異的有力證據，只會出現在能力分數範圍的最頂部（或底部）。

其他被Ceci和Williams引用的研究，指出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大腦部位來完成相同的任
務。Ceci和Williams得出結論：“基於其他獨立的重複實驗和有代表性的取樣，可以總結得出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大腦結構來實現相同的一般認知能力。”

此外，Ceci和Williams引用了一項研究，該研究考察了出生前和出生後激素對於認知性別差異的影響。在這項研究中，雄性老鼠比雌性老鼠更快走出迷宮。一旦雄性老鼠被閹割，他們的優勢就消失了。Ceci和Williams還回顧了另一個研究，在變性手術時，女性如果服用大量的抑制雌激素藥物，並攝入大劑量的男性荷爾蒙，會增強空間能力。這一領域的大量研究指出，荷爾蒙可能會影響婦女的專業選擇。不過，目前還不清楚影響會有多大。Ceci和Williams認為：“沒有足夠強有力和一致的證據能表明激素是STEM領域性別差異的主要原因。”

在結束荷爾蒙差異的討論前，我們應該考慮它是否導致了一些行為差異，使得計算機相關工作對女性的吸引力沒有對男性大。

統計表明，婦女都致力於專業工作。2008年，美國57%的專業工作由女性承擔[4] [33]，同時她們在數學這門與計算機密切相關的學術學科中也十分成功（按成績來衡量）。由此看來，我們似乎需要跳過能力不足的解釋，來詢問女性自己的選擇。統計結果表明，我們需要對影響女性決定是否從事計算機領域的因素進行性別敏感研究。我們還需要考慮女性是否認為自己在CS的男性文化下被剝奪了權利。如果，這裡真的藏有性別失衡的重要原因，那麼這裡也可能存在一個機會來扭轉這一趨勢。

2. 個人喜好和生活方式選擇所起的作用
與此同時，一些研究人員強調了個人喜好和文化的影響。有人聲稱，人們對職業和生活方式選擇的固有印象是女性較少選擇電腦科學的主要原因，更有人強調，反對女性選擇這類職業的文化壓力是最大的原因。接下來，我們將檢驗這些觀點的證據。

關於職業選擇，職業上的性別交替在歷史上一直出現，尤其是在教學，文祕，醫藥領域上。這些交替很容易解釋，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職業的威望和報酬發生了變化，而不是受激素或基因影響。男性不斷接手被認為更具有經濟價值的工作，這表明性別勞動力模式更多地受到文化和政治力量的驅動，而不是簡單的生物差異。在最近有關女性選擇從事健康相關職業的縱向研究中，我們發現了一個文化價值驅動職業選擇的有趣平行案例。Jacqueline Eccles和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同事們發現，即使考慮到數學能力，年輕女性更喜歡從事健康相關的職業，因為較之男性，她們認為面向人和社會的職業更有意義。

Margolis、Fisher 和Miller 在他們於2000年進行的研究中，更為深入地證明了女性更傾向於（或更重視）服務他人和社會的選擇。該研究涉及卡耐基梅隆大學計算機專業的51個男生與46個女生（總共210個訪談）。這裡引述受訪者中一位女性的話，呼應了Eccles的理論。

我的想法是，你可以拯救生命，而不是從社會中脫離出去。這實際上是把自己作為社會的一份子。這實際上是幫助別人。因為我內心深處想要提供幫助。我覺得我在電腦科學中的唯一的問題是，我將會脫離於社會，而無法對社會做出什麼貢獻；也無法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我想找到一種方式可以幫助別人，那樣我就願意以電腦科學為職業了。

Margolis、Fisher和Miller發現，女性在計算機中追尋以人為本的目標，這與電腦科學領域的其他研究相一致。他們的調查指出，44%的女學生（相對於9%男性學生）強呼叫更人性化的專案整合人與計算機的重要性。總體來看，女性更傾向於醫療用途（如心臟起搏器，腎透析機，以及找出疾病）、通訊、解決社會問題的計算，而不是單純為了計算而計算、為了開發更好的計算機或編寫遊戲而計算。

Ferriman、Lubinski和Benbow指出了一些相似的價值觀問題，生活方式偏好和生活目標取向中的性別差異，是女性在STEM領域中人數較少的主要原因[16]。他們的研究別具一格，因為他們能夠把“能力”保持為常量，並把人數範圍縮小到STEM領域中最出色的人群。通過對數學早熟青年超過20年的跟蹤，他們發現，“繼完成研究生學位後，男性更關注職業、更個體性，而女性似乎在生活目標取向中更全面和公共，更普遍地注意家庭、朋友、自己和他人的社會福利。” 那麼按這種說法，CS中女性很少是因為她們對其他學科和領域更感興趣。

偏見、成見和男性電腦科學文化

很多研究人員拒絕接受女性內在特質（無論能力或興趣）導致了CS和IT界女性人數很少這一說法。他們認為，真正的原因是CS的文化不鼓勵女性加入。在“電腦科學本科女生興趣剖析”一文中，Margolis、Fisher和Miller關注那些來讀計算機時興趣高漲的女生，如何很快在這門學科中喪失了能力和興趣。他們探討了智力之外的因素是如何在抽象的知識體中影響興趣的。例如，他們探討了帶有性別偏見的標準是如何侵蝕信心的，以及一個男性化的成功標準是如何影響女性的興趣和能力的。作者認為，可能會有一些“有害方式，其中男性行為方式和興趣成為‘正確合適’和成功標準”，這反過來導致了女性對這門學科熱情的減弱。換句話說，正如他們的訪談所顯示，女性如果拒絕使自己符合“為了入侵而入侵的黑客”這一“電腦怪傑”形象的話，會被認為是脫離這個群體的。

對那些認為電腦科學文化就是“神童”們一個個夜以繼日獨自狂熱程式設計的人，Margolis、Fisher和Miller引用了女電腦科學老師的一段話：

我的觀點是，熬夜做事情是表示專心以及對這個學科的熱愛，也可能意味著不成熟。女孩們對電腦和電腦科學的熱愛表現得非常不同。如果你正在尋找這種著魔的行為型別，你是正在尋找一個典型的青年男性的行為。雖然有些女生也會如此，但大部分不會。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她們不愛電腦科學！

Margolis、Fisher和Miller案例的缺陷在於他們只研究了修讀電腦科學的一小部分人。因此，對於把他們的結論推廣到更廣泛的群體，我們持謹慎態度。我們不能基於小樣本群得出廣泛適用的論斷。此外，儘管他們的面試問題是為了使學生根據自己的經驗而非抽象思維回答，作者們自己也承認了這種採訪技巧不利於對不同的獨立因素分配相對權重，因為“因素經常轉移而且似乎相互糾纏”。

同時，這些研究結果與其他對於計算機文化的研究相呼應，比如一個由美國大學婦女協會（AAUW）的教育基金所做的研究。該研究結合了14個網路文化與教育專員提供的資料（研究人員、教育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以及企業家）。他們的報告涵蓋了基金會對於900名教師的線上調查、對70多名女性的定性焦點研究和對現有研究的評審，為的是對計算機文化、教師觀點和課堂互動、教育軟體和遊戲、電腦科學教室、家庭社群和工作等諸多方面提供深入洞察觀點。與Margolis、Fisher和Miller一樣，AAUW也發現電腦科學文化對於女性的威懾作用。他們發現女孩都擔心她們像工具一樣被動地與電腦互動。此外，他們還發現，女孩抵制計算機遊戲中的暴力、冗餘和沉悶，也對純技術的程式設計課程感到反感。此外，AAUW爭辯說，這些擔憂是因為緊張或是能力不濟，一旦技術能力趕上，便會消失。

最後，在一個對IT、CS和CE研究的綜合彙編中，McGrath Cohoon 和Aspray集合了該領域34個主要研究人員的研究。他們對於女生數量少的潛在解釋包括：經驗、入門障礙、榜樣、輔導、師生互動、同學支援、課程和教學方法，以及如學術適合度、價值、信心和如何面對競爭等學生特質，外加計算機文化。

受基於文化的關注啟發，我們可能會問，那些沒有選擇計算機的高能力的女性們選擇了什麼職業呢？Ceci、Williams和Barnett提醒我們，數學能力強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同時具有較強的語言能力，這種不成比例的優勢讓她們有更廣泛的職業選擇權。因此，文化因素和個人選擇相疊加，使得有能力的女性離開了計算機領域，從而揭示生理因素和純粹能力並非唯一的原因。圖13-1揭示了這些生理，文化因素的互相影響。

圖13-1　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性別差異的一般因果模型。圖片版權2009由
Stephen J. Ceci, Wendy M. Williams，以及Susan M. Barnett所有；授權使用

有這麼多的干擾因素，所以毫不奇怪，我們還沒有明確的解決辦法來解決女性在CS和相關領域可能面臨的障礙。另一方面，我們對於多種相互聯絡、影響女性全面參與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瞭解，這給了我們如下啟發。

值得在意嗎

在某種程度上，女性不選擇電腦科學是因為文化中的困擾因素，而這些因素是可以改變的，但我們要問自己的是應不應該把更多的女性推入電腦科學呢，比如通過教育政策？因為計算機是一個理想的職業，女性有更多機會從事該職業必然會得益。而且，計算機是全球競爭的領域，性別的包容性會帶來好處。另外，多樣性會改進計算機和軟體團隊的產品。

然而，這個問題的最終意義可能比任何可立即衡量的益處要大得多。目前研究的不足也許是在建議我們換一個思路：承認生物差異和文化影響的諸多特質是這個複雜方程式的關鍵因素。

首先，讓我們說明女性參與CS的潛在利益。第一，IT職位的薪酬大大超過大多數女性為主的職業[6]。據美國大學與僱主協會的資料顯示，2009年7月電腦科學學士學位的畢業生的平均起薪為61 407美元[7]。2008年5月，計算機系統軟體工程師的行業最普遍年薪的中位數為：研發部門，102 090美元；電腦及周邊裝置製造業，101 270美元；軟體出版商，935 790美元；電腦系統設計及相關服務，91 610美元。

美國勞工統計局把計算機軟體工程師的就業前景評為優秀。展望2008年至2018年，勞工統計局網站預測就業比例的變化為：計算機軟體工程師和計算機程式設計師會增加28.3萬個職位，增長21%的；計算機軟體工程師會增加29.5萬個就業機會，增長32%；軟體工程師會有34%的增幅。只有在程式設計師崗位顯示有3%下降。因此，CS是一個具有良好報酬和良好就業前景的新興領域。

預計到2016年，相對於其他STEM職業，計算機產業將有最大的經濟增長和需求（圖13-2）。

技術類工作機會的增長預計比其他專業工作更快，在未來十年漲幅將高達25%[4]。考慮到龐大的需求和就業機會延續到2018年，一個男性為中心的工作文化可能會阻止女性從CS職業中受益。

更多女性參與到計算機行業會得到的經濟利益是顯而易見的，但除了這些，讓女效能參與到所有專業領域（包括計算機）所帶來的益處會更大。美國需要有能力的人從事計算機相關的工作，並且要做好。美國勞工部估計，到2016年，將有超過150萬個計算機相關的工作。

儘管美國的科技產業是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按照目前的趨勢，到2016年，美國電腦科學本科畢業生只能填補該產業一半的職位。換句話說，無論男女，只要具有潛力和能力的人蔘與這個行業，都是對社會有益的。

除此之外，性別平衡會有另一些益處，比如多樣性。事實上，一些學者曾提出多樣性，包括性別多樣性，會提高團隊表現，雖然不是所有的學者都同意這種說法，因為往往這種說法是基於社會政治基礎而不是學術基礎。圍繞自我分類、社會身份和相似性吸引的研究容易對多樣性產生悲觀的看法，而資訊處理方法卻容易得出樂觀的結果。正如Mannix 和Neale的解釋：

圍繞自我分類/社會身份和相似性吸引的研究容易對團隊中的多樣性抱有悲觀的看法。在這些模式中，個人會更被其他類似的人吸引，同質團隊會更有凝聚力，更加融合。相反，資訊處理的角度提供了更為樂觀的觀點：多樣性可以提高團隊工作表現。資訊處理的觀點認為，在相異的群體中，個人會接觸到背景、社交網路、資訊和技能完全不同的人。這些資訊會改善團隊的成果，儘管它可能造成該組的協調問題。

Page作為多樣化的提倡者，認為在適當的條件下，多樣化的團隊一貫跑贏由“能力最佳”者組成的團隊。基於他在複雜系統、經濟學、政治學上的廣泛工作成果，Page聲稱進步不僅取決於個體智商，也同樣取決於集體差異。

在對IT工作環境多元化益處的研究表明男女數量相同的團隊（比任何其他比率組成的團隊）更會嘗試、創新、分享知識、完成任務。並且，由男女共同組成的團隊所獲得的專利，被引用的次數往往比同類型的專利多26%～42%。

關於這一課題的研究往往認為多樣性會提高團隊的表現，但我們也必須看到，社會學家們50年來的研究結果表明，優勢並沒有那麼明確。Mannix和Neale在報告的第237頁指出，任期多樣性（僱員任職長度的多樣性）對工作表現有不良影響。社會分類上的多樣性，比如在年齡、性別和種族因素上的多樣性所帶來的影響似乎時好時壞，而其結果又與比例直接相關（即少數派與多數派之間的比率）。在一個大規模、包含四個研究的專案中，研究人員測量了種族和性別多樣性對於進度和表現的影響。Kochan和同事們發現，性別差異對於團隊進度要麼沒有影響，要麼沒有積極的影響，而種族多樣性往往有負面影響。雖然Kochan和他的同事認為無論哪種多樣性，都很少有直接影響，他們也表示環境因素（團隊間的競爭）加劇了種族多樣性的負面影響。
有趣的是，Sackett和同事提出：在評估多樣性的益處時，績效究竟是如何被評估的。也就是說，作者們意識到績效考評很棘手。在控制了男性與女性的認知能力、心理能力、教育水平和經驗的差異之後，當女性的比例很小時，女性的績效評級較低。Sackeet和同事們發現，當女性的比率小於20%時，她們的績效評級低於男性，但當比例大於50%時，她們的評級高於男性。沒有在男性的評級中發現任何人數比率和評級的平行關係。由於評估者的性別沒有記錄，其他解釋可能包括對於集體訴訟的恐懼或害怕歧視索賠，這些都難以評估。

換句話說，研究人員缺乏可信的手段來衡量多樣性（至少對績效）的影響。提高女性比例是否能真正提高績效，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潛在因素造成了績效提高的感覺？怎樣研究公開多樣性（男、女，黑人、白人）才能同時適當地評估相似和差異的價值和對其的態度？性別、種族不同，但態度和價值觀相似的團隊是異構還是同構團隊呢？顯然，需要定義一些引數，制定有效的衡量方法是這方面研究的困難之處。

面對這些困惑，職工多元化的潛在好處之一是財政獎勵，這值得注意。2006年Catalyst的一項研究發現，公司董事會成員女性比率越高，公司效益越好。研究聲稱從淨資產收益率、銷售和投資資本的回報來說，董事會成員的女性比例高的公司收益超出最低的公司53%、42%、66%[24]。此前，2004年Catalyst的一項研究表明，女性領導比例最高的公司股本回報率比其他公司高35.1%，股東回報高34%。但是，這些結果可能是因為進取心而不是性別。此外，Adams和Ferreira發現性別多樣性對市場估值和經營業績的影響是負面的1。這種負面效應，他們解釋，可能是由公司股東權利強大造成的。股東權利較弱的情況下，性別多樣性有積極的效果。因此，考慮到Catalyst的研究人員無法控制如企業的態度和股東參與這些變數，我們需要質疑其“面值”的結論。

同樣要關注的是政治上的強制措施造成的董事會性別多樣性。2003年，挪威議會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公共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中，至少有40%是女性。自那時以來，密歇根大學的研究人員就開始調查該法律的後果。Ahern 和Dittmar發現了對公司價值的負面影響，但是，他們很快就指出，造成損失並不是因為新任董事會成員的性別，而是由她們的低齡化和缺乏高層工作的經驗2。一味關注性別的多樣性而使董事會人員的經驗降低，至少在短期內，損害了個別公司的利益。這項強制政策的長期結果還有待觀察。

最後，有些人認為，一個多元化的員工隊伍促進創新。1980年~2005年IT類別中專利申請數量大幅增長，但美國女性的專利增長更為顯著。從1980~1985年間，美國所有的IT專利（同時包括兩個性別）數量從32 000餘個增長到176 000餘個，翻了5番[4]。在同一時期，美國女性的IT專利數量從707增長到超過10 000，翻了14番。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因為IT界就業女性所佔比例仍相對固定。此外，女性影響80%的消費者支出決定，但90%的技術產品和服務是由男性設計，這裡有一個潛在的未開發的女性市場[19]。技術設計過程中女性的加入，可能意味著市場上會出現更多有競爭力的產品。

W. A. Wulf，是美國國家工程院院長，對於多樣性有如下觀點：“沒有多樣性，我們就限制了所應用過的生活經驗集合，結果我們會付出機會成本，它們存在於那些未生產的產品，欠考慮的設計，不理解的約束，以及未發明的流程。”另一方面，有關對多樣性的研究，麻省理工學院管理與工程教授Thomas A. Kochan說過：“多元化產業的根基是不牢靠的。花言巧語的多元化商業案例是幼稚而做作的。在商業績效上，性別和種族的多樣性沒有很強的正面或者負面影響力。”但他也承認，“社會意義上，我們的確需要在所有組織中推廣多元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多元化時，機構絕對需要加強這種能力來保持戰鬥力[25]。”所以對當前狀況最簡短的總結是，性別多元化有好處，但也有開銷。

扭轉這種趨勢，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關於在CS專業中性別失衡原因的研究，引發了不少充滿激情的辯論，提出了對改變的需求。一些人反駁道，女性選擇了她們希望從事的行業，如醫學（其中新醫學博士中50%是女性）、獸醫（其中新獸醫中76%是女性）以及諸如生物學領域（其中女性男性人數均衡[8]）。但是，如果社會希望探索鼓勵更多的婦女進入計算機領域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做什麼？計算機界絕大多數是男性的現狀能得到扭轉麼？幸運的是，已經有研究探索了女性在CS領域人數很少的原因，也有了相關的研究來探討在文化、課程、資訊和政策方面的可能干預措施。

在專科教育裡，卡耐基梅隆大學的首創研究為CS教學提供了循證干預的優秀範例。這些方法包括把不同背景的學生一起帶到跨學科課程中共同處理多元問題，本科教育中對人機互動的關注，以及讓學生參與與當地社群非營利組織互動的課程，並運用自己的知識解決社群問題[30]。此外，卡耐基梅隆發現直接錄取女性對促進計算機領域的女性參與有很強的影響。通過他們的招生計劃和之前所述的課程，他們計算機系女大學生的比例由1995年7%增長到至2000年的40%。儘管2007年全國電腦科學的入學率總體下降，卡內基梅隆是一個例外，該校女生入學率佔到23%。

跨國資料的意義

2004年，Charles和Bradley分析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提供的21個工業化國家高等教育學位授予的資料。正如預期的那樣，婦女主要集中在傳統的女性型領域，如健康和教育，而在傳統男性領域中落後[11]。在所有21個國家中，女性在電腦科學中的任職人數偏低（表13-1）。令人驚訝的是，這組資料包括了男女平等的國家以及男女不平等國家，人們可能預期在男女不平等的國家裡，女性人數的不足（或男性比例過高）將會是最嚴重的。然而，土耳其和韓國，都是男女不平等的國家，陽盛陰衰的情況卻較小（見表13-1）。這可能部分因為政策規定計算機行業男女都要參與的緣故。陽盛陰衰指數表示每個國家計算機領域男性超過女性的倍數（資料如何得出請參照Charles和Bradley的報告。

* 值表示了每個國家男性陽盛陰衰指數。這個值是之前計算中電腦科學引數（參見第6章中McGrath Cahoon and Aspray, 2006 以及Charles和Bradley的論文[11]）的倒數，並且把結果的正值轉換為指數形式。

Charles和Bradley的研究並不符合社會進化理論，因為經濟最發達國家電腦科學領域的女性並沒有更多。同樣，作者表明，在職女性數量或者高職位女性數量與學習電腦科學的數量並沒有很強的相關性。這些結果再次表明，計算機專業女性人數不足的原因更像是文化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而文化因素是可以改變的。但需要著重注意的是，研究並沒有提供證據證明，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電腦科學中的女性更多，或是勞動力市場、高等教育或高地位專業中女性多的國家有更多的女性在電腦科學領域。因此，女性的偏好成為了女性就職現象最可能的解釋，而不是暗示性偏見阻止了女性進入計算機行業。

所有21個國家電腦科學女性人數的不足代表了在這些國家的文化中有一個強烈的信念，即男性和女性的分工有所不同。對於Charles和Bradley的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有著很大的差別，這就意味著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非常之大。在美國，我們強調教育的社會目標是培育自由選擇和自我實現，然而主流社會的各種成見又可能暗中扼殺了學生的“自由”選擇，因為他們可能會去追求傳統文化中應由男性或女性擔任的工作。Charles和Bradley指出，政府對課外課程嚴格管制的國家（如韓國和愛爾蘭）中，電腦科學相關行業女性人數不足的情況較輕。這表明，我們可能要推遲青少年的職業選擇到他們不太會受性別成見所影響的時候，並落實各種政策，讓學生從幼兒園到12年級以及之後都有機會探索數學和科學，包括電腦科學。

結論

在這一章中，我們提供了最新的證據，幫助讀者瀏覽和探索為什麼很少有女性從事計算機職業這一問題，為什麼我們應該關心這個問題，以及如果我們可以為此做些什麼的話，該如何做。我們提到男性女性之間的生理差異以及認知能力差異，尤其體現在極具天賦的個人上；在職業生涯和生活方式上的偏好差異；以及電腦科學環境文化。儘管在理解性別和CS/IT領域參與人數的關係時，有明顯的鴻溝，基於關於女性在科學領域的實證文獻，仍有必要討論應不應該鼓勵更多女性參與CS領域並權衡其代價。

總之，產業界和商業界的一些人認為，CS/IT相關領域缺少女性是不利於女性經濟地位和全國經濟發展的，而另一些人持相反觀點。儘管一些關於CS領域女性數量不足的跨國比較[11]質疑了干預措施的意義，總的來說，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在學生年齡尚小，還沒有被性別身份角色左右之前，就推進男女學生接觸計算機，似乎會是一個明智之舉。考慮到對於女性和社會的潛在好處，可以考慮鼓勵女性進入資訊科技、電腦科學和計算機工程領域的步驟。很多研究者已經提出了文化、課程、信心有關的干預措施，首先需要持續評估它們是否有效，能幫助還是阻礙女性參與電腦科學領域，以及這些變化是否真正地改善了這個領域。最終目標應該是計算機專業的質量、有效性和發展，無論這是否意味著CS未來大部分是男性、女性、或是平衡的性別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