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應當上哈佛大學”
——記鄒恆甫博士留學哈佛大學的曲折經過
劉道玉校長
2004年10月，《世界商業評論》選出中國最具影響的十大經濟學家，畢業於武漢大學的鄒恆甫博士名列其中。同年，由人民網和中央電視臺國際網聯訣舉辦的“2004年度十大風雲人物”評選中，鄒恆甫又獲得“十大風雲人物•建言獻策獎”。此前，他於1999年還被評為教育部跨世紀人才，於2002年獲得武漢大學優秀教學成果獎。
的確，鄒恆甫獲得這些榮譽是當之無愧的。
他於1989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一直在世界銀行工作，先後擔任貿易政策處任青年專家、東歐司青年專家和政策研究司經濟學家。十多年以來，他一直活躍在世界巨集觀經濟與公共經濟研究領域，承擔和完成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課題，出版和發表了近百種有影響的著作和論文。
他在完成世界銀行研究任務的同時，於1991年被聘為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於1994年創辦了武漢大學高階經濟研究中心。他還擔任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系主任，致力於把西方現代經濟理論與管理經驗介紹到國內大學來，以提高國內研究生的素質。
他曾經向國家有關部門建議，讓私營經濟進入到基礎建設領域，以便讓更多的公共資源配置到教育、衛生、環境治理與社會保障等方面。他的建議很有價值，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
他創辦了我國第一本經濟學英文期刊《經濟學與金融年刊》，該刊成為國際經濟學主流刊物之一，對於加強國內外經濟學的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
……
鄒恆甫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除了他的天分以外，還在於他在大學期間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特別是在哈佛大學的薰陶。
他是武漢大學77級經濟系的學生，15歲上大學，是全年級年齡最小的學生。他聰穎好學，廣泛涉獵，獨立思考，力求組成自己合理的知識結構。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國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轉變，逐步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在與西方國家中斷了30多年關係後，我國開始向西方國家派出公費留學生，但是數量很少。
1981年，國家教育部委託部分部屬重點大學選拔首批出國留學生，我校是受委託學校之一。那時，出國學習是許多大學生的夢想，他們既把它看著是深造的機會，也是一種榮耀，因此報名者甚眾。
鄒恆甫是被推薦參考者之一，經過激烈的競爭，他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了。按照美國大學的慣例，申請研究生計劃者，需要分別填寫5個志願。恆甫填了美國哈佛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等校。由於他的考試成績突出，所以他同時被幾所大學所錄取，然而教育部卻批准他到威斯康星大學去留學。對此，恆甫當然很失望，但又無可奈何。
1982年春，正值珞珈山櫻花怒放之時，經濟系系主任吳紀先教授給我打電話，他十分激動地說道：
“鄒恆甫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學生，也是我係自解放後培養的最優秀的學生。他考取了公費留美研究生，可是教育部批准他去威斯康星大學讀研究生，而不讓他去哈佛大學，這是埋沒人才，真是豈有此理！他應當去哈佛大學，必須去哈佛大學，我可以給他寫推薦信。校長，你應當想辦法向教育部彙報，就說是我推薦他去上哈佛大學，希望教育部改變決定，否則我就辭去系主任！”
吳先生是江蘇松江縣人，說話帶著濃厚的下江口音，他說話不僅速度很快，而且很容易激動，甚至有時激動得雙手打顫，話都說不出來。對於吳先生的性格，我是略知一點，如果他在工作中遇到不愉快的事，他就要提出辭職。在我任期內，他多次提出過辭職。為了不讓吳先生過於激動，我立即安慰道：
“吳先生，我的心情與你是一樣的，無論是從鄒恆甫的才華或是辦好武漢大學北美經濟研究所來說，我都極力主張鄒恆甫到哈佛大學去學習，這事我一定據理力爭，決不辜負吳先生的一片愛才之心！”
為什麼吳紀先教授如此強烈地推薦鄒恆甫去哈佛大學呢？這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鄒恆甫確實是一個優秀的人才，愛才之心人人都有，畢生育才治學的吳先生更是愛才如命。吳先生是研究美國經濟的著名學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動亂年代，經濟系整體搬到襄陽分校，他仍然沒有停止自己的學術研究。在文革以前，武漢大學就成立了北美經濟研究室，後來提升為北美經濟研究所，被列為全國重點學科。吳先生對恆甫的垂愛，是希望他學成後回校接自己的班。二是吳先生早年留學哈佛大學，於1947年獲得該校經濟學博士學位，後應聘到武漢大學工作。他對於哈佛大學是情有獨鍾，也希望為母校推薦最好的人才，這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一個大學校長，雖然不可能瞭解每一個學生，但是對於兩類學生卻是比較關注的：一是最優秀的學生，他們是學校的名片，是學校的驕傲：另一類是最調皮的學生，有時他們會招惹一些麻煩，常常引起學校的注意，並且成為學校工作的重點。
鄒恆甫當然是屬於第一類的學生，他在校讀書期間，我是知道他的。據他的老師和輔導員反映，他並不是死讀書的學生，利用學校實行學分制和寬鬆的學校環境，他自學和選修了許多課程，如文、史、哲等。所以，他不僅數學、經濟學基礎理論紮實，而且知識面也很廣闊。也就是說，他具有從事高深學問研究所必要的條件，將來一定可以成為傑出的人才。
基於吳紀先教授的推薦和我對鄒恆甫的直接瞭解，我決心要為他上哈佛大學而抓緊斡旋。1982年3月初，我利用到北京開會的機會，首先找到教育部外事局留學生處李處長，向她陳述了希望將鄒恆甫由威斯康星大學改派到哈佛大學的理由。可是，李處長一口拒絕了我的請求，她解釋道：
“劉校長，現在國家外匯短缺你是知道的，所以只是少量地選派公費留學生。威斯康星大學的學費是5000美元，而哈佛大學的學費每年是15000美元，也就是說，向哈佛大學派一個留學生等於向其他大學派3個學生。如果把鄒恆甫改派到哈佛大學，就要佔去其他學校兩個名額，這對其他學校和學生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希望你們不要再提這個問題了，應當樹立全域性觀點。”
我是一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人，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就決不放棄爭取。外事局局長李滔原是我國駐蘇大使館的主管留學生的處長，雖然我在蘇聯留學時他已回國，但是我被蘇聯驅趕回國時受到他和蔣南翔部長的熱情接待，我們彼此還是熟悉的。於是，我去向李滔局長彙報，再作一次爭取。
李滔局長是一位革命老幹部，由於他長期做留學生和外事工作，所以思想比較開明，善解人意，樂於助人。但是，他在聽完了我的彙報後，似乎顯得很為難，他向我解釋道：
“道玉同志，我們是老熟人了，不是我不肯幫這個忙，這是一個牽一髮動全身的問題。由於經費有限，如果各校都想把學生派到好學校去，那麼今年公派留學生的指標就完成不了。我知道，你是愛才的，不然你就不會為一個留學生的事到教育部來彙報。我建議你去向南翔部長彙報一下，他也很愛才，如果他批准了你們的報告，計劃司就會增加外匯指標，我們就可以把鄒恆甫改派到哈佛大學去。因為我們是老朋友了，所以我才出這個主意，但是你們不要向外宣傳，否則我們就遭架不住了。”
按照李滔局長的指點，通過蔣南翔部長的祕書劉一清的安排，我向南翔部長作了彙報。說來也真是機遇好，一清恰恰是武大經濟系的畢業生，是吳紀先教授的學生，對於老師的要求，他肯定要幫這個忙。
南翔部長對吳紀先教授是知道的，他也有意把武大北美經濟研究所作為重點學科來抓。因此，關於鄒恆甫改派的事並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特別是在一清的疏導下，很快辦完了改派的正式通知。
就這樣，恆甫名正言順地被派到哈佛大學經濟系留學。他於1982年6月赴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學習，於1986年獲得該校經濟學碩士學位，於1989年5月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從而，他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後，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人。
恆甫是武漢大學校友中的佼佼者，我與他在珞珈山上共同度過了教育改革的大好時光。因此，我們師生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每次回國，總是要到家裡看望我，而我也一直關注著他所取得的每一個成就。1986年9月，我有機會到哈佛大學訪問，受到了校方友好的接待，參觀了該校的教學與科研設施，瀏覽了美麗的校園。
9月18日晚，代表團一行與在坎布里奇（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所在地）的武大校友聚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我們應邀到哈佛大學留學生呂喆家裡做客，他們用自己烹飪的中國菜款待了我們。聚會是從晚上9時開始的，參加者有來自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斯頓大學等校十多位校友，其中我記得的有哈佛的鄒恆甫、楊志、呂喆、 劉重持、陳德行等，有麻省理工學院的徐傳毅等。
久別重逢，師生見面，自然是十分高興的事。我們代表學校，向留學生們表示了親切的問候，他們各自也彙報了學習的情況。我們的談話，是在互問互答雙向交流中進行的，其中也有對不同觀點的爭論。當談到高興的時候，不斷地爆發出陣陣的歡聲笑語。大家彼此都有說不完的話語，聚會一直持續到凌晨4點，我們都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相互握手分別。
那次談話，我們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一是關於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教育改革問題：三是關於留學生政策問題。
我記得關於經濟體制問題，當時爭論得很激烈，主要是圍繞著計劃經濟、有計劃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展開討論，我國應當採用哪一種經濟體制？有人認為，計劃經濟也有積極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對此，作為研究經濟學的恆甫，觀點十分明確，他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是振興我國經濟的必由之路。
關於教育改革，我是深有體會的。我一向認為，教育的功能，從根本上說，是啟迪知識，開發智力，探索規律，培養智慧型人才。然而在我國傳統教育制度下，培養的卻是“倉儲型”人才。在校學習，由老師往學生大腦倉庫裡堆裝知識，學生畢業了，不過是把貨從倉庫裡提出來。中國幾千年的教育都是如此。這種機械、呆板的教育制度容易窒息人們的獨創精神，不利於創造型人才的成長。中國的落後，歸根結蒂是教育的落後，而教育的落後，又是因為教育觀念的落後。要趕上世界先進國家，首先就是要改革教育；而教育改革中的核心問題是人才觀，變“知識型”人才為“智慧型（創造型）”人才。 我當時認為，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是，加強綜合教育，重視智慧的培養，造就具有創造性的人才。創新的思想是產生變革的動力，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大批創造型人才，就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就沒有獨立自主的技術，也就不可能有獨立的國民經濟。培養尖子人才，對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起主導作用。任何一種教育制度，一個學校，如果培養不出有才華的學生，無論如何，總不能說是出色的。我在就任武漢大學校長後，放在首位的事，就是設計全新的人才觀。按照培養創造型人才的思想，我們以武漢大學為實驗基地，大膽革新教育制度，設計了有利於創造型人才加速成長的六個新的教學制度——學分制、導師制、插班生制、轉學制、主輔修制、雙學位制。我們的這些做法現在已經得到高等院校的普遍認可。
在聚會上，他們以自己的親身體會肯定了我校教育改革的這些作法，如實行學分制、提倡導師制、提倡學生自學和獨立地科學研究，著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等。他們也十分關心母校未來的發展，希望學校能夠成為一流的大學。對此，恆甫也提出了誠懇的建議，他介紹說：
“哈佛大學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她有名師，如經濟系的教授都是世界名流。哈佛大學選聘教師很嚴格，從全世界範圍挑選，他們都是某個學科在世界上頂尖的大師級學者。因此，武大要成為一流的大學，必須把重點放在教師的選聘與培養上，下決心打破近親繁殖的人事制度。”
恆甫的建議是真誠的，切中了我國大學人事制度的弊端，很有針對性。我當即表示了肯定，決定在今後工作中採納他的建議。
接下來，談論得最多的是關於留學生政策的問題，有的關心配偶到美國探親或陪讀，有的擔心畢業後是否能夠換髮護照，還有的詢問公費生如何償還培養費的問題。總之，大家對留學生政策憂慮多多，這在某種程度是擔心國家的改革開放是否會變的問題。
當然，留學生們的擔心，也並不非是空穴來風。事情的起因是，1985年國家教育部派出了一個留學生工作考察組，到留學生比較集中的美國進行考察，做說服留學生學成回國的工作。考察組在中國留學生比較集中的幾個城市，通過座談會的方式，對留學生們畢業後是否回國作了民意測驗。據說，有90％以上的留學生不願意回國，或者暫時不願意回國。考察組回國後，把這一情況向國家有關部門作了彙報，這引起了當局的高度重視。
自此以後，圍繞著留學生派遣問題鬧得沸沸揚揚：有人說，中國優秀人才流失了，應當馬上限制派遣留學生出國；還有人說，派出的留學生受西方國家影響太深，不願回國就是不熱愛自己的祖國……針對這些情況，國家有關部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派出了所謂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權威到歐美各國去作巡迴演說，對滯留不歸的留學生不換髮護照，限制留學生配偶出國探親，要求各有關學校派專人到國外動員本校留學生回國，等等。
在座談會上，大家對這些措施比較反感，認為這是不相信大多數留學生的表現。這樣做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而且只能是適得其反！我是與大家有著相同的看法，當即我表示：
“在對待留學生是‘收’還是‘放’，這實質上是真開放還是假開放的問題。我之所以主張應該進一步放開留學生政策，其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國科學技術、經濟水準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利用發達國家的高水平的導師、獎學金和先進的研究條件來培養我國的留學生，這何樂而不為呢？至於學成以後，是否立即回國，這要受多種因素制約，如專業對口、科研經費、研究條件、出成果週期、物質待遇、創業機會等。我們應當把眼光放遠一點，不要計較一時之先後，如果當年李政道、楊振寧學成回國了，那豈不是就少了兩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
恆甫對武漢大學具有極其深厚的感情，他經常說自己是“農民的兒子、武大的學生”。作為曾經擔任過這所學府校長的一個老武大，每每想到恆甫這麼多年來為武漢大學殫思竭慮，我就禁不住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恆甫進入世界銀行不久（1991年）興沖沖地回到母校，結果發現經濟學的教育從課程設定到使用的教科書和授課方式，竟然與他出國前沒有多大變化！許多教師的備課本已經年久發黃，課堂上講授的經濟學還停留在20世紀初期的內容，學生們對現代經濟學中的理念和規範方法茫然不知。他感到非常震驚和痛心，“這樣會誤人子弟啊！”於是，恆甫頂住各方壓力，開始為推動經濟學教育與國際接軌而辛勤地奔走。
1994年9月他終於創立了國內第一塊現代經濟學教育試驗田，成立了“武漢大學經濟科學高階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之初，既沒有一個正式的教員，也沒有一個正式的學生；既沒有維持日常運轉的經費，也沒有得到任何政策傾斜，可以說是從“一張紙、一支筆和一間廁所”起步。他把幾乎所有的節假日積攢下來，回武大給學生上課。許多學生至今記得他冒著火爐城武漢超過40度的高溫，從早到晚孜孜不倦地授課；記得他在客居的“珞珈山莊”，在臨近研究生宿舍區楓園的簡陋的“東水餐廳”，鼓動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經濟學中去；記得他每次回國都帶來一箱最新的、最適用的經濟學教科書、論文集，不遺餘力地為每個有志於學的學生提供精神食糧……。1996年，恆甫頗費周折，最後如願以償地開始招收“數理經濟與數理金融”本科實驗班，所有的學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數學和經濟學兩個學位的學習。他從數學系請來最好的教授，為他們開設數學系本科全部課程，從數學分析、線性代數，到複變函式、實變函式、動態優化，再到微分方程、動態規劃、動力系統、拓撲等等；他在全國最早全部採用英文原版經濟學教材，學生們從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入門，掌握數理分析方法，逐步學習中級、高階巨集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學習金融理論，計量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經濟增長理論等等；他還自己掏腰包舉辦“學習競賽”，為優勝者發獎（在1990年代初期，1000元對於一個學生來說可是個很大的數額呢！）；他還以極大的熱誠感動了許多在美國留學的朋友（有許多也是武大的校友），像謝丹陽、阮志華、陳志武、週中權、朱曉東等人，都曾經分文不取地為武大學生上課，當他們就著電扇揮汗如雨地在教室講課時，他們知道了恆甫辦學有多麼艱辛！1996年的這個班當時在武大被稱為在“經濟學夢之隊”，這個班的學生此後幾乎全部進入了美國一流學府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自1996年以來，這個“數理經濟與數理金融”本科實驗班一直是高考理科學生報考的熱門，錄取最高分和平均分甚至超過了生物、化學、計算機等傳統理科熱門專業。一批批學生進入恆甫為他們鋪設的軌道，應該說這是中國當代接受了最完善的經濟學教育的一批學生。現在，就我所知，已經有近百名學生陸陸續續進入了美國的著名大學深造，像在耶魯、斯坦福大學、芝大、紐約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西北大學、明尼蘇達大學、西北大學等，到處都有恆甫送去的正在攻讀經濟學學位的學生。
我一直非常欣賞恆甫堅忍不拔的精神，就我所知，恆甫的志向還不止於在武大辦學，他想在全國改變經濟學教育的封閉落後局面。1997年他遠赴廣州中山大學，在嶺南（經濟）學院開辦了類似的實驗班，從武漢大學派老師去一門門地上課；1998年他又進軍北大，在光華管理學院接掌應用經濟學系，全面改變課程設定，引進美國最新教材，掀起了經濟學教育更大的波瀾。2002年，恆甫在哈佛的同學錢穎一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在清華經濟管理學院嘗試著“恆甫式的”經濟學教育改革模式，更晚近的是2004年田國強在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就任院長，也嘗試者引進“恆甫式的”辦學模式。錢穎一、田國強，以及他們的同道們也遇到了許多困難，恆甫一以貫之地鼓勵他們，盡其所能地給予幫助。儘管恆甫在美國多年，但是他身上這種湖南人的執著、熱誠、坦率、灑脫和無私，卻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來。這些品行在過去促成了他學業的成功，現在則促成了他辦學事業的興旺。
恆甫自幼喜好讀書，醉心於中國傳統文化，武漢大學是一所以人文社會科學見長的學校，恆甫從武大的山水中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精粹，於是他立志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推動基礎性的純粹學術研究。他效仿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與普林斯頓大學相鄰，是世界上極負盛名的學術研究中心）的運作模式，於1999年組建了融哲學、史學、文學、經濟學教育和研究於一體的“武漢大學高階研究中心”。在進一步推進經濟學現代教育的同時，他力圖把武大的文史哲教學和研究在與國際接軌的路上推進一步。在世界歷史實驗班，他倡導“厚基礎、寬口徑、跨學科、重思辨、善寫作、精外文”的宗旨，大量引進國外原版教材，突出外語能力的訓練和西方原典的學習，聘請國內外名師講授專門課程，試圖構建一種與國際接軌的新型教學模式。他組織設計中西比較哲學實驗班，以培養一批學貫中西、有知識、有思想的創造性人才為目標，培養學生在學術論壇上跨越語言障礙，以高水準的學術素質直接與西方世界哲學界對話。他還開設了國學實驗班，效仿1924年到1928年間清華大學的國學院，吸取中國傳統的書院式教學方法，開出了《論語》等23部儒家、道家、佛教哲學的經典著作講習課程，想為中國培養一批熟知經史子集、熱愛中國經典的人才。許多人或許很難理解恆甫的良苦用心，更難以理解他為推動文史哲教育所要承受的壓力、所付出的辛勞，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後他的這些努力一定會結出碩果，武漢大學應該感謝他，中國的教育也應該為他書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