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9日“抵制日貨”最盛的那天，有好幾位百萬粉絲級的“大號”微博名人轉了一條私信過來，私信內容是網上盛傳已久的“呼籲書”：“日本對中國的依賴程度現排最前，特別是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若中國人1個月不買日貨，日本將有數千家企業面臨破產，若6個月不買日貨，日本將有一半人失業，若1年不買日貨，日本經濟將徹底瓦解！”

其實，中國所謂的“抵制日貨”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早在1908年中國水師在澳門扣留涉嫌走私武器的日本船隻而引發“二辰丸”案，隨即廣東地區出現近代第一次抵制日貨的浪潮。1915年日本提出“對華21條”、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都曾引發中國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到了1930年代，中日進入戰爭狀態，“抵制日貨”則更為興盛，茅盾著名的小說《林家鋪子》（原名《倒閉》）正是通過取景於江南一小鎮，來描寫這一時期的“抵制日貨”運動。



在小說中，林老闆女兒因愛穿“東洋貨”而受人恥笑，“抵制日貨”者警告她不得穿日式衣服上學，否則就剝光燒掉。林老闆抱怨道：“哪一個人身上沒點兒東洋貨！哪一家洋廣貨鋪子裡不是堆足了東洋貨！”。但牢騷歸牢騷，他還是不得不花四百大洋賄賂“黨部”，並撕掉商標當國貨賤售。林家鋪子最終倒閉了，原因不盡是“抵制日貨”所致，但這種抵制對中小資產者的打擊、當權者藉此橫徵暴斂的嘴臉，在茅盾的筆下盡露無遺。

這一百多年來，如何看待“抵制日貨”，中國一直存在意見分歧，時至今日亦是如此。

原外交官吳建民此前表示，“有些人主張抵制日貨，但全球化進行到今天，索尼產品95％是中國製造，抵制日貨豈不很愚蠢嗎？”這恐怕代表了很多反對“抵制日貨”者的意見。

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則認為，“抵制日貨應把握分寸”，因為“中國雖然通過進口能力而贏得了影響日本的潛在權力，但這種潛在權力受到替代性不強等多種因素制約而並不強大”、“從日本進口的大部分產品並不容易找到替代貨源，不少產品甚至目前完全沒有替代貨源”，“在這種情況下，抵制這部分進口日貨，必然讓我們自己的產業、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業蒙受重創”。

《環球時報》早前的一篇社評則主張，應和日本打“連環反擊戰”，因為“它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損失不會比日本社會的損失更大。中國對日本經濟的依賴度越來越小於日本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度，日本技術的優勢，遭到中國市場優勢的平衡，而且市場作為報復工具，比技術工具更容易立竿見影”、“中國整體上蒸蒸日上，日本經濟相對萎縮，兩國角力，中方在士氣上後勁更足”、“中國不會因民間反日情緒自亂陣腳，它只會增加中國社會的凝聚力，而日本社會比中國社會更容易分化”。

那麼，事實上如何呢？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根本不具備“抵制日貨”的能力，正如襁褓中的嬰兒無法斷奶一樣，所謂“連環反擊戰”云云，則只是初生牛犢不怕虎。

原因很簡單，如果說中國經濟是在走日本老路的話，也只是在走日本1980年之後陷入泡沫瘋狂的那一段，而沒有好好地學習日本1955年至1970年“黃金十五年”的經驗。在這15年內，日本不但年均經濟增長在15%左右，更重要的是確立了兩大支柱：一是在“產業立國”路線下，奠定了強大的產業基礎，催生了一大批世界級的名企；二是完善健全了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起被譽為“一億中流”的社會，中產階級佔據絕對主流，典型的橄欖球結構保證了社會的高度穩定。

因此，說中國與日本差距30年或40年，都是不確切的。至於GDP超越日本就更不值得拿來炫耀了，正如日本不動產金融工學學會會長川口有一郎對筆者所言，“剝除房地產、股市存在的泡沫之後，一個國家的經濟還能剩下什麼，才是一國真正實力的體現”。

中日最根本的差距就在於，中國沒有日本那樣紮實的產業積累和完善的社會制度設計。中國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從統計數字來看，的確處於“高增長期”，但中國幾乎沒有領先的技術革新，也沒有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國的產業基礎依然非常脆弱，中產階級佔主流的橄欖型社會更是不見蹤影。這樣的“高增長”完全不同於日本的“黃金十五年”。

那麼，中日經濟相互依存現狀如何呢？實際上，“合則兩利”絕非政治口號，而是真實的寫照。在中日經濟互相依存的研究方面，很多機構和學者提出了很多資料，但實際上很難衡量誰更需要對方。如果沒有了中國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日本企業將蒙受巨大損失，將不得不花更大的成本轉戰東南亞、印度甚至非洲等；但如果沒有了日本的技術，中國的多數產業的生產線將無法開動機器。托馬斯·弗裡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將中日間的“離岸生產”模式視為推平世界的推土機。

從全球產業鏈來看，日本仍佔據鏈主地位，扮演著基礎性零配件生產基地的角色。而且，依靠龐大的企業財團模式讓日企的海外擴張和生命力遠強於歐美企業，中國數萬家日企（筆者注：日媒認為約5萬家，中國國家統計局顯示約2.5萬家）的背後集結著非常驚人的資本和技術力量，這種佈局已經讓日本在資訊電子、鋼鐵、汽車等多個產業擁有可怕的話語權。

就拿東風日產、廣汽本田而言，雖然號稱國產化率高達90%，有些車型甚至超過90%，但剩下10%才是關鍵性零部件和核心技術，是真正技術實力的象徵。這些仍需要進口的零部件缺少任何一個，生產的汽車都無法合格出廠。在這些核心零部件中，有些可以在歐美尋求替代品，但大部分仍只能依賴日本。在電子控制元件、電子控制模組以及自動變速器三大關鍵汽車零部件上，全球幾乎被日本壟斷，無論是日系車還是歐美系車都不得不依賴日本製造。

同時，在半導體、微晶片、發動機控制元件、ABS、安全氣囊等高附加值零部件方面，日本均保持絕對優勢。而為了防止技術流失，這些零部件的生產基地幾乎全部在日本國內，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後，由於生產這些零部件的企業停產造成供應緊張，曾將整個全球產業鏈推向斷鏈的邊緣。

反觀中國，雖然GDP已成為世界第二，但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與東南亞、南美等地幾乎沒任何區別，仍然只是處於最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還是打工仔角色，而非發包方，存在很高的可取代性。準確地說，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製造”是不存在的。走進日本的超市和商場，確實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的標籤，但往往只是限於鞋子衣服、滑鼠鍵盤等最低端的產品。

就連拉動中國GDP的出口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日本核心元件—中國組裝加工成品—全球市場銷售”這一模式。在全球新一輪產業轉移和中國產業升級過程中，盲目抵制日本，只會損害跨國產業鏈條的正常執行，傷害中國自身持續發展的潛力。

在歷史上，確實曾經出現過成功的經濟抵制運動，如1940年代印度甘地發起的抵制英國紡織品的運動。但是，這些運動成功的前提是有替代品，作為連居民身份證都是日本富士施樂生產的國家的國民，我們有什麼底氣發動所謂的“抵制日貨”呢？

每當國內反日情緒高漲時，筆者心頭總會不經意閃現出魯迅先生1925年說的那句話，“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的‘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於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近90年過去了，那些應該著手的“堅實的工作”做得怎麼樣了呢？早在2005年，日本著名經濟評論家長谷川慶太郎就毫不客氣地宣稱，“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日本”。他尖銳地指出，“中國要謀求經濟長期增長，必須下大力氣進行科研和開發。但目前的中國既沒有這個基礎，也缺乏這方面的遠見，只能購買日本專利，引進日本技術。隨著經濟不斷增長，中國對日本的依賴只會越來越加強而不會越來越削弱，這意味著日本將越來越有能力在經濟上控制中國”。

近90年過去了，我們依然看到國內充斥著幾無意義的爭吵，社會不公與兩極分化讓左右言論對立到難以調和的地步，舉著“反日”旗幟就能毫無顧忌地損害他人私產，蘇寧打出的告示“停止銷售日貨”，味千拉麵打出的橫幅“100%港資，同族同胞，一樣愛國”，實在像極了茅盾筆下的“林家鋪子”。

魯迅對此也自是看得極為透徹，“我們現在所要使人憤恨的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干，無從受害。可是這轉移是極容易的，雖曰國人，要藉以洩憤的時候，只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剚刃。先前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

“抵制日貨”的“愛國者”們，請告訴世人，你們的勇氣和底氣來自哪裡？只希望，若干年後，魯迅的這些文字，真的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不再適用於今。那一天來得越早，則中國越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