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濤
 
       日本“爭常”、修改歷史教科書、挑起與鄰國的領土爭端，這些事在同一時間段內發生，令人感到困惑，而且不禁要問：日本這一系列行動的背後到底是出於怎樣的考慮？只有弄清楚了這個問題，我們對日本的反擊才能最為有效。

 反常的“爭常”之戰

       聯合國祕書長安南丟擲聯合國改革計劃，並提出要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數量，此舉讓日本興奮不已，於是就有了所謂“日本爭常”問題。在日本國內，“爭常”被認為是日本在國際社會中一場重要的戰役。小泉內閣高度亢奮，媒體每天在顯著位置刊登日本駐外使節某某某某郎又說服了某國對日爭常的支援，看到此類報道的日本國民自然也是樂得手舞足蹈，上了歲數的國民難免還會鼻涕一把淚一把地喊兩聲“天皇萬歲”。

       如果是一個“正常國家”，處於“爭常”的關鍵時刻，在外交上應該是儘量地與人為善，以便多拉選票。更何況日本由於歷史和領土問題與周邊以及東亞、東南亞各國本來就存在芥蒂，照理說，日本為了順利拿到新常任理事國的位子，應該採取收買人心的做法（哪怕是裝出來的）才符合邏輯。然而，日本卻非但沒有按常理出牌，反而在“爭常”的關鍵時刻不斷借教科書問題、獨島問題主動向鄰國發難、找茬。日本使出這種“怪招”的目的究竟是為什麼？

“怪招”的背後

       日本這種有悖常理的古怪做法令人不解，但更值得關注和深入研究。因為只有弄清楚日本人的真實意圖，才能對症下藥。

       “製造事端”是日本政客過去100年間最常用的政治伎倆，遠的不說，9·18事變、7·7事變的前奏，都是以日本政客、軍閥製造的“事端”開始的。同樣，日本最近針對中國、韓國等周邊國家的挑釁也是這一傳統政治思維的延續。但其製造事端的動機和目的卻更為複雜。

       首先，按照安南提出的聯合國改革方案和計劃，在日本“爭常”的道路上將無法迴避中國這道門檻，即中國至少不投反對票。以日中關係的現狀而言，除非日本做出重大的讓步，尤其是在對待侵略歷史的問題上徹底反思，否則，中國不會讓日本順利過關。而以小泉純一郎所代表的日本自民黨岸信介派的政治立場而言，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既然無法在這個方向上有所作為，就只能在反方向上走得更遠。

另一方面，外交永遠是內政的延續。日本經濟的持續低糜是自1990年代以來日本各屆政府最為頭疼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在10餘年時間裡，日本首相也因缺乏政績而如走馬燈似的換個不停。小泉政府成立以來，經濟形勢沒有發生根本性好轉，相關資料顯示，日本2004年第4季度(10月-12月)國內生產總值(GDP)較前一季度下降0.1%，為連續第三個季度下降，從而也標誌著日本經濟10年來第4次陷入衰退。對於小泉內閣來說，由於聯合國改革所帶來的日本有可能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機遇，無疑是天賜良機。如果能夠順利“入常”，小泉內閣自然功不可沒。但是，“爭常”之路多凶險也是明擺著的。更為重要的是，在脆弱的經濟形勢下，如果“爭常”失敗，小泉內閣將極有可能面臨空前的指責與壓力，甚至因此倒臺。

在這種形勢下，通過“製造事端”將中日關係推向更低的冰點，逼迫中國出手反擊，將為小泉內閣留出一條後路：日本“爭常”失敗完全是因為中國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採取的報復行動所致，現內閣雖也因此愧對國民，但遠不至於要因此集體辭職。

 放下菊花拿起劍

此外，蓄意製造與中國、韓國（甚至俄羅斯）等周邊國家的緊張關係也是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需要和必然選擇。

如今的日本政壇，已基本上是右翼勢力天下：執政黨自民黨內部完全被鼓吹“天皇國家主義”的岸信介派控制，主張日本走和平發展之路、推動日中友好的吉田茂派則徹底失勢。而在野黨中，左翼政黨如社民黨也已解體消亡。自民黨岸信介派的背後則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形成的大財閥和大企業集團，其中包括三井、住友、三菱、松下等。在歷史上，財閥勢力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幕後策劃和推動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由於歷史的原因，這些戰爭策劃者並未受到徹底的清算和剪除（這也是筆者認為日本有可能重新走上軍國主義老路的原因，見拙作《新綏靖政策縱容日本走上納粹老路》）。19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後，最大的受害者是這些新老財閥，大量壞賬也出自這些財閥下屬的金融機構。在過去10年中，日本經濟始終無法出現強勁持久的復甦，則表明日本二戰以來實行的“外貿立國”、“海外投資立國”等和平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換句話說，發展軍備、參與甚至發動新的對外戰爭已經成為日本財閥和部分日本國民眼中唯一的一條可行之路。右翼勢力近年來的得勢、日本國內關於修改和平憲法、重建日本軍備的“呼聲”正是這一情勢的反應。

修改和平憲法、重建日本軍備，需要足夠的理由，而與周邊國家關係緊張則是最好的理由。因此，教科書問題僅僅是日本蓄意製造與周邊鄰國緊張關係的第一步，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日本極有可能圍繞領土爭端問題做出新的冒險行動，而且不能排除其與鄰國因領土爭議發生小規模武裝衝突的可能。而這些，都將成為日本政客以及其背後大財閥們修改和平憲法、重建和不斷擴充軍備的最好“藉口”。

美國人曾用“菊花與劍”來概括日本的國家和民族特徵，的確很有些道理。在過去100多年間，日本的任何一次大發展無不與戰爭有關：中日甲午之戰－日俄戰爭－對華侵略－偷襲珍珠港，這是日本在過去百年間的第一個戰爭輪迴。即便是在二戰之後，日本的和平發展也都得益於兩場身邊的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揮動菊花半個多世紀的日本，已經開始磨刀霍霍了。

阻擊日本，從何下手

考慮當前的國際局勢以及中國在這種格局下所處的位置，對於完全阻止日本重新武裝起來，中國目前並沒有這個能力、有效的手段和外部條件。中國唯一能做的事情是進行“有限阻擊”，目的是贏得更多的時間和自身發展的機會。

在這種戰略指導下，首先不要奢望中日關係在短期內會出現根本性好轉，並要做好兩國關係繼續惡化的準備。對於一些原則問題，例如歷史問題、臺灣問題，繼續堅持堅決不讓步的立場，該揭露就揭露，該批判就批判，該交涉就交涉，該抗議就抗議。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把握分寸與火候，避免將問題擴大化，避免更多的麻煩，防止反被居心不良的政客和不懷好意的國際勢力利用。經濟戰、貿易戰能不打就不打，至少不以政府身份出面來打，但如果不得不打，一定要選好戰場，打就要打到對手痛處。直接的軍事衝突更要慎重，但如果真的難以避免，也一定要像當年毛澤東所說，不打則已，打就要打出30年的和平（雖然很難，但要爭取）。

現階段針對日本的“爭常”攻勢，應採取一些“太極智慧”。目標自然是要阻止日本順利“入常”，因為日本一旦獲得這一位置，對於中國日後的外交工作將極為不利，中國外交部近日表態認為聯合國改革不應採取強制性的表決方式，這個思路也算個思路，其好處是可以避免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中遭遇艱難選擇的尷尬：投反對票有可能惡化中國與多國的關係，投棄權或者贊成票又無法向國內的“民意”交待。但這種做法仍帶有“鴕鳥政策”之嫌，需要進一步修正。

可供選擇的思路是，提出針對安南改革方案具體的修改意見，核心內容是首先把“A方案”中新增常任理事國的數量從6個降低到2－3個。“A方案”6個名額是日本與其它幾個主要“爭常”候選國家結成聯盟、相互支援的基礎，如果這個名額減少一半就意味著它們無法全部“入常”，其關係必然由合作變為激烈的競爭。當然，這個提議肯定會遭到候選國家的強烈反彈，但中國可以與其中部分國家達成默契，以中國對其“入常”投票的支援換取它對中國提案的支援。同時，減少新增常任理事國數量也會得到部分其它現任常任理事國的支援――誰會由衷地願意更多的人來分食自己的手中的權利呢？

其次，提出新增常任理事國應考慮地區分佈以及該地區其它國家對其支援度的問題，這一提議會得到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支援，也符合常任理事國應代表所在地區國家整體利益的“公理”。這一提案如果獲得通過和支援，其結果自然不言而喻，日本這個東亞地區的“惡鄰”將很難得到周邊國家的支援。而且，日本“入常”這個矛盾問題的焦點國家也一下子從中國一個變成了多個，中國的壓力將得以緩解。這個提案還將有可能使聯合國的改革計劃變成一個馬拉松的過程（推選本區域代表國家“入常”不爭個一年半載不會有結果），客觀上也可以達到阻止日本在短時間內“入常”的目的。

如果說SARS和巨集觀調控是新一屆政府遇到的第一個自然－社會危機和經濟問題的話，日本“入常”問題將是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遇到的第一個外交難題，求解好這一難題將進一步提高政府在廣大國民中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