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張巨集傑：嘉慶“滑落曲線”
阿新 • • 發佈：2019-02-15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極之陵)。
在他的政治佈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於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於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 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滅下了滅亡的原因。“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洪亮吉案的發生，實際上標誌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生讓他十分警省。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邪路”。 守成種種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裡。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佈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說法，即現在官場作風非常之壞。但是，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 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 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裡都還有貪汙，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汙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 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凜然恪守“不加賦”的祖訓。 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４，００４．４萬兩，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後六十年間只增加６．３％。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說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三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採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製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採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誌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 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臺等縣開採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遊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麼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採，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麼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請託，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已，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盪。 緣木求魚 一 如果綜合評價起來，嘉慶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國曆代皇帝當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個禁慾主義者，不給個人享受留一點空間。甚至到木蘭圍場圍獵，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為自己喜歡打獵。他嚴格按照先祖們的時間、路線，一點也不走樣，打上兩件東西，就立刻趕回去看奏摺，絕不因景緻優美而多耽擱一刻。“慾望”在他看來是最危險的東西。他的一生，從沒有被聲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確實很善良，也很善於用小細節表現自己的愛心的溫情，為自己營造一個“親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攔轎喊冤告狀，他一定停下來，細細詢問，批示有關部門迅速辦理。他說，老百姓敢於攔御轎，那麼一定是有比較大的冤屈，我再勞累也要及時處理。東巡盛京時，他甚至還親自審問民案，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學政楊懌回京覲見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揮扇不止。一見楊懌進來，皇帝立即將扇子放在—邊，非常詳細地向他問起地方上的種種情況，雖然汗出如雨，浸透紗袍，皇帝卻沒再拿起扇子。因為按體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揮扇，所以皇帝寧願與大臣同甘共苦。楊氏晚年回憶錄中寫到此事時，仍然感動得痛哭流涕。 嘉慶皇帝的心非常之細。親政不久，他就下詔說，乾隆皇帝曾賜一些功高的大臣們紫禁城騎馬的特殊待遇。然而，滿漢大臣有所不同。滿洲蒙古大臣平常習慣騎馬，漢大臣卻很少會騎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規定享受紫禁城騎馬待遇的漢大臣，特別是那此年邁力衰或體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車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現中，仍然含有溫情的成份。雖然他對洪亮吉的奏摺十分惱怒，但是在洪亮吉被關進刑部大牢後，他不忘專門派太監到刑部，傳達一句“讀書人不可動刑”，讓刑部善待這個政治犯。這句話讓洪亮吉感動了一輩子。 在他去世後，朝中大臣們無不對他充滿懷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統治中，皇帝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政治作風。 即使不說嘉慶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說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傳，生活起居，如同鐘錶一樣精確。在位二十二年，沒有一天不早起。讀完《實錄》後，天往往還沒亮，他就秉燭批閱奏章。他事事躬已總攬。早膳後召見大臣，往往多達十餘人，披覽奏摺幾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記吃午飯。遇到外出巡視時，更要早起數刻，提前把一天公事辦完。在這點上，他頗有祖父雍正皇帝“事業狂”之作風。 從皇子期間養成的每天大量腦力勞動的習慣，使工作已經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辦公，不理政，就渾身不舒服。嘉慶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參加一個祭祀典禮。典禮完成後，才上午十點鐘，他決定回到乾清宮接見大臣。不料一問御前侍衛，侍衛說今天沒有官員請求接見。皇帝有些懷疑，為何今日如此空閒？一問軍機，這才知道，本來是有幾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親王考慮到皇帝參加典禮，已經很累，況且天氣十分炎熱，為了讓皇帝節勞，私自把他們安排到第二天引見。 得知此情，嘉慶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親王說：“朕年方四十，雖日理萬機，從不以此為勞。引見這麼幾人，本來也不足為勞。”睿親王如此大膽，擅自改動官員引見日期，意欲何為？一番訓斥之後，將他交宗人府嚴加議處，睿親王好心沒好報，被降職罰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樣的是，別人是“靡不有始，鮮克有終”，而嘉慶帝從來沒有出現“倦勤”的情況。他的耐性、毅力，古今無二，天下無雙。一直到臨死，他還是保持這樣的敬業精神，沒有出現過任何懈怠。 嘉慶十年十二月，他依照慣例到中南海的瀛臺觀看冰技。碰巧那日沒有奏摺遞進來。皇帝回宮後，無公事辦，十分生氣，下旨給大臣們說：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數刻，辦完事才出去。你們這幫大臣，怎麼能上行而下不效吸？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大冷天的有什麼好看。你們倒趁機在家睡懶覺，畏避早寒，年長有尚可寬恕，年少者就大可恨。於是傳旨．將滿漢文武大小衙門的官員，—概嚴行申飭。 節儉也是皇帝堅持一生的品質，他牢記父親晚年的教訓，對奢侈浪費一直深惡痛絕。嘉慶十六年，嘉慶5l歲壽辰時，御史景德奏請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萬壽時，於京城演劇十日，並請以後每年都以此為例。嘉慶覽奏，勃然大怒，說朕親政以來，惟以民生休慼為念，從無崇奈浮侈之事。況且朕就是真想大辦慶典，你做為言官也該勸阻才是，而景德反以這種事上奏，實在太可氣了。於是將景德以“溺職”罪革職，發往盛京(今瀋陽)去充當苦差。這個馬屁重重地拍在了馬腳上。 嘉慶皇帝二十餘年中，始終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沒有極盡奢華籌辦壽筵，他展示給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儉去奢的諭旨。嘉慶的節儉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名聲已經達於外國。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徐龍輔記載，嘉慶朝“大抵以勤儉見稱。觀於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 三 嘉慶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訊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軍。 皇帝很清楚，這樣天大的醜聞，一定會在歷史上永遠記載下去。這個汙點，是永遠洗不掉的，自尊心極強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國臣民下發了硃筆親書的《遇變罪已詔》。皇帝說，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來，列祖列宗愛民如子，深仁厚澤，我雖然能力平庸，卻也沒有做過害民之事。然而，這漢唐宋明未有之奇恥大辱，卻發生在我的任內。細細思量，問題還出在大臣們因循怠玩，不能體我的苦心，悠忽為政，怎麼教育都不能清醒！ 從今以後，我當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處，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諸大臣們，如果你們願意做大清國的忠良，就請你們赤心為國，竭力盡心，以匡正我的失誤，糾正不良的社會風氣。如果你自甘卑鄙，那麼就請你掛冠致仕，回家養老，千萬別在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過！ 《遇變罪已詔》最後八個字是：隨筆淚灑，通諭知之！古今中外，如此動情，如此委屈的聖旨，獨一無二。 三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徵。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柱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實際上已經做到了他的觀念範圍內最大的努力。他對每一個問題的處理都是盡心盡力，既耐心又堅決。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一個唐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博鬥，然而卻絲毫於事無補。腐敗問題沒有絲毫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風昏庸懈怠至極，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路上兵部尚書突然向他奏報，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皇帝大為震怒，部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其間，如果發生意外，皇帝都沒辦法調兵遣將。皇帝下令調查，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丟了，一直被隨從的司員隱瞞到此時。雖然百般鞠問，最後此事仍然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嘉慶二十三年武科考試後，皇帝按慣例為武進士舉行傳臚大典。這一天皇帝起了個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禮按時開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狀元和武探花卻怎麼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後一調查，原來是太監忘了開宮門，武狀元和武探花四處找門，也沒找到…… 雖然一再發生行刺皇帝、殺入皇宮的事件，可是宮門門禁這個小小問題怎麼也解決不了。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門者不當班，潛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內右門，深入大內，才被太監發現。 有一次皇帝出門散步，發現大宮門外居然有人放羊，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著“御草”。宮門鹿角之上，有人乘涼閒坐，不遠處樹林裡有小販們舉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來這些羊是太監們養來換外快的，那些小販都是太監們的朋友，想來看看皇帝住的地兒是什麼樣。 乾隆以前，對皇室宗親要求極嚴，約束極細，天潢貴胄們是整個大清社會素質最高，修養最好的一個群體。嘉慶中期之後，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將軍慶遙，宗室舉人慶豐，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圍組織紅陽教的成員。天理教徒進攻紫禁城的計劃，早就通知了他們，他們欣然決定參加，以便在起義成功後當上大官。只不過當天由於意外，沒能共襄此盛舉。 後來導致了一場重大戰爭的鴉片，在嘉慶時期就已經成為了重要社會問題，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極多。嘉慶二十四年朝廷舉行大典，宣佈這一年科舉考試成績。按理，充任導引官的貝子德麟應該早早來到太和殿前帶領新科進士們站排行禮，可是太陽已經三丈高，他還沒到場，導致大典無法按時進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詢，結果發現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鴉片，飄飄欲仙的快感讓他忘了自己身上的這個要差。 皇帝大怒，當即把他拉到宮門外，重責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幾天之後，又有人重蹈覆轍。御前侍衛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試的監考。由於沒過足煙癮，考試快完事了他才來，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衛之職。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開賭場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處招搖撞騙的，到處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佈圈禁起來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門路，讓人把妓女送入監獄裡供他們享受。凡此種種，嚴重敗壞了愛新覺羅家族的聲譽。 皇帝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這篇御製文章說，宗室風氣敗壞已極，許多宗室“所為之事，竟同於市井無賴。”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複了一系列道德教條。說什麼“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 皇帝命令，每個宗室都有要一本，讓他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為了保證學習效果，皇帝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就是默寫《宗室訓》。據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不錯。 可是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皇帝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罵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三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嘉慶二十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鑑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四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嘆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彙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爭”。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所以在他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才那麼容易地淪為任人宰割的物件。這個辛苦了一輩子的皇 帝，後來是做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失敗的原因，是一直標榜“法祖”的嘉慶，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 滿清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們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勇氣。皇太極說過：“凡事莫貴於務實。”雍正皇帝也說：“本朝龍興關外，統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實行’與‘武略’耳。我族並不崇尚虛文粉飾，而採取的舉措，都符合古來聖帝明王之經驗，並無稍有不及之處。由此可知，實行勝於虛文也。” 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餘年間多次不拘定勢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們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巨集大氣魄。 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代皇帝們丟掉了祖先們的精神核心。對失敗的恐懼，已經註定嘉慶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註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註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的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
在他的政治佈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於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於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 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滅下了滅亡的原因。“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洪亮吉案的發生，實際上標誌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生讓他十分警省。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邪路”。 守成種種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裡。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佈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說法，即現在官場作風非常之壞。但是，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 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 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裡都還有貪汙，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汙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 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凜然恪守“不加賦”的祖訓。 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４，００４．４萬兩，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後六十年間只增加６．３％。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說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三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採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製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採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誌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 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臺等縣開採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遊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麼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採，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麼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請託，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已，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盪。 緣木求魚 一 如果綜合評價起來，嘉慶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國曆代皇帝當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個禁慾主義者，不給個人享受留一點空間。甚至到木蘭圍場圍獵，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為自己喜歡打獵。他嚴格按照先祖們的時間、路線，一點也不走樣，打上兩件東西，就立刻趕回去看奏摺，絕不因景緻優美而多耽擱一刻。“慾望”在他看來是最危險的東西。他的一生，從沒有被聲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確實很善良，也很善於用小細節表現自己的愛心的溫情，為自己營造一個“親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攔轎喊冤告狀，他一定停下來，細細詢問，批示有關部門迅速辦理。他說，老百姓敢於攔御轎，那麼一定是有比較大的冤屈，我再勞累也要及時處理。東巡盛京時，他甚至還親自審問民案，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學政楊懌回京覲見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揮扇不止。一見楊懌進來，皇帝立即將扇子放在—邊，非常詳細地向他問起地方上的種種情況，雖然汗出如雨，浸透紗袍，皇帝卻沒再拿起扇子。因為按體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揮扇，所以皇帝寧願與大臣同甘共苦。楊氏晚年回憶錄中寫到此事時，仍然感動得痛哭流涕。 嘉慶皇帝的心非常之細。親政不久，他就下詔說，乾隆皇帝曾賜一些功高的大臣們紫禁城騎馬的特殊待遇。然而，滿漢大臣有所不同。滿洲蒙古大臣平常習慣騎馬，漢大臣卻很少會騎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規定享受紫禁城騎馬待遇的漢大臣，特別是那此年邁力衰或體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車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現中，仍然含有溫情的成份。雖然他對洪亮吉的奏摺十分惱怒，但是在洪亮吉被關進刑部大牢後，他不忘專門派太監到刑部，傳達一句“讀書人不可動刑”，讓刑部善待這個政治犯。這句話讓洪亮吉感動了一輩子。 在他去世後，朝中大臣們無不對他充滿懷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統治中，皇帝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政治作風。 即使不說嘉慶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說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傳，生活起居，如同鐘錶一樣精確。在位二十二年，沒有一天不早起。讀完《實錄》後，天往往還沒亮，他就秉燭批閱奏章。他事事躬已總攬。早膳後召見大臣，往往多達十餘人，披覽奏摺幾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記吃午飯。遇到外出巡視時，更要早起數刻，提前把一天公事辦完。在這點上，他頗有祖父雍正皇帝“事業狂”之作風。 從皇子期間養成的每天大量腦力勞動的習慣，使工作已經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辦公，不理政，就渾身不舒服。嘉慶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參加一個祭祀典禮。典禮完成後，才上午十點鐘，他決定回到乾清宮接見大臣。不料一問御前侍衛，侍衛說今天沒有官員請求接見。皇帝有些懷疑，為何今日如此空閒？一問軍機，這才知道，本來是有幾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親王考慮到皇帝參加典禮，已經很累，況且天氣十分炎熱，為了讓皇帝節勞，私自把他們安排到第二天引見。 得知此情，嘉慶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親王說：“朕年方四十，雖日理萬機，從不以此為勞。引見這麼幾人，本來也不足為勞。”睿親王如此大膽，擅自改動官員引見日期，意欲何為？一番訓斥之後，將他交宗人府嚴加議處，睿親王好心沒好報，被降職罰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樣的是，別人是“靡不有始，鮮克有終”，而嘉慶帝從來沒有出現“倦勤”的情況。他的耐性、毅力，古今無二，天下無雙。一直到臨死，他還是保持這樣的敬業精神，沒有出現過任何懈怠。 嘉慶十年十二月，他依照慣例到中南海的瀛臺觀看冰技。碰巧那日沒有奏摺遞進來。皇帝回宮後，無公事辦，十分生氣，下旨給大臣們說：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數刻，辦完事才出去。你們這幫大臣，怎麼能上行而下不效吸？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大冷天的有什麼好看。你們倒趁機在家睡懶覺，畏避早寒，年長有尚可寬恕，年少者就大可恨。於是傳旨．將滿漢文武大小衙門的官員，—概嚴行申飭。 節儉也是皇帝堅持一生的品質，他牢記父親晚年的教訓，對奢侈浪費一直深惡痛絕。嘉慶十六年，嘉慶5l歲壽辰時，御史景德奏請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萬壽時，於京城演劇十日，並請以後每年都以此為例。嘉慶覽奏，勃然大怒，說朕親政以來，惟以民生休慼為念，從無崇奈浮侈之事。況且朕就是真想大辦慶典，你做為言官也該勸阻才是，而景德反以這種事上奏，實在太可氣了。於是將景德以“溺職”罪革職，發往盛京(今瀋陽)去充當苦差。這個馬屁重重地拍在了馬腳上。 嘉慶皇帝二十餘年中，始終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沒有極盡奢華籌辦壽筵，他展示給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儉去奢的諭旨。嘉慶的節儉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名聲已經達於外國。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徐龍輔記載，嘉慶朝“大抵以勤儉見稱。觀於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 三 嘉慶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訊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軍。 皇帝很清楚，這樣天大的醜聞，一定會在歷史上永遠記載下去。這個汙點，是永遠洗不掉的，自尊心極強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國臣民下發了硃筆親書的《遇變罪已詔》。皇帝說，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來，列祖列宗愛民如子，深仁厚澤，我雖然能力平庸，卻也沒有做過害民之事。然而，這漢唐宋明未有之奇恥大辱，卻發生在我的任內。細細思量，問題還出在大臣們因循怠玩，不能體我的苦心，悠忽為政，怎麼教育都不能清醒！ 從今以後，我當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處，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諸大臣們，如果你們願意做大清國的忠良，就請你們赤心為國，竭力盡心，以匡正我的失誤，糾正不良的社會風氣。如果你自甘卑鄙，那麼就請你掛冠致仕，回家養老，千萬別在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過！ 《遇變罪已詔》最後八個字是：隨筆淚灑，通諭知之！古今中外，如此動情，如此委屈的聖旨，獨一無二。 三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徵。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柱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實際上已經做到了他的觀念範圍內最大的努力。他對每一個問題的處理都是盡心盡力，既耐心又堅決。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一個唐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博鬥，然而卻絲毫於事無補。腐敗問題沒有絲毫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風昏庸懈怠至極，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路上兵部尚書突然向他奏報，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皇帝大為震怒，部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其間，如果發生意外，皇帝都沒辦法調兵遣將。皇帝下令調查，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丟了，一直被隨從的司員隱瞞到此時。雖然百般鞠問，最後此事仍然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嘉慶二十三年武科考試後，皇帝按慣例為武進士舉行傳臚大典。這一天皇帝起了個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禮按時開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狀元和武探花卻怎麼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後一調查，原來是太監忘了開宮門，武狀元和武探花四處找門，也沒找到…… 雖然一再發生行刺皇帝、殺入皇宮的事件，可是宮門門禁這個小小問題怎麼也解決不了。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門者不當班，潛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內右門，深入大內，才被太監發現。 有一次皇帝出門散步，發現大宮門外居然有人放羊，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著“御草”。宮門鹿角之上，有人乘涼閒坐，不遠處樹林裡有小販們舉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來這些羊是太監們養來換外快的，那些小販都是太監們的朋友，想來看看皇帝住的地兒是什麼樣。 乾隆以前，對皇室宗親要求極嚴，約束極細，天潢貴胄們是整個大清社會素質最高，修養最好的一個群體。嘉慶中期之後，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將軍慶遙，宗室舉人慶豐，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圍組織紅陽教的成員。天理教徒進攻紫禁城的計劃，早就通知了他們，他們欣然決定參加，以便在起義成功後當上大官。只不過當天由於意外，沒能共襄此盛舉。 後來導致了一場重大戰爭的鴉片，在嘉慶時期就已經成為了重要社會問題，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極多。嘉慶二十四年朝廷舉行大典，宣佈這一年科舉考試成績。按理，充任導引官的貝子德麟應該早早來到太和殿前帶領新科進士們站排行禮，可是太陽已經三丈高，他還沒到場，導致大典無法按時進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詢，結果發現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鴉片，飄飄欲仙的快感讓他忘了自己身上的這個要差。 皇帝大怒，當即把他拉到宮門外，重責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幾天之後，又有人重蹈覆轍。御前侍衛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試的監考。由於沒過足煙癮，考試快完事了他才來，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衛之職。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開賭場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處招搖撞騙的，到處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佈圈禁起來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門路，讓人把妓女送入監獄裡供他們享受。凡此種種，嚴重敗壞了愛新覺羅家族的聲譽。 皇帝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這篇御製文章說，宗室風氣敗壞已極，許多宗室“所為之事，竟同於市井無賴。”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複了一系列道德教條。說什麼“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 皇帝命令，每個宗室都有要一本，讓他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為了保證學習效果，皇帝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就是默寫《宗室訓》。據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不錯。 可是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皇帝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罵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三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嘉慶二十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鑑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四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嘆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彙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爭”。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所以在他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才那麼容易地淪為任人宰割的物件。這個辛苦了一輩子的皇 帝，後來是做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失敗的原因，是一直標榜“法祖”的嘉慶，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 滿清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們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勇氣。皇太極說過：“凡事莫貴於務實。”雍正皇帝也說：“本朝龍興關外，統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實行’與‘武略’耳。我族並不崇尚虛文粉飾，而採取的舉措，都符合古來聖帝明王之經驗，並無稍有不及之處。由此可知，實行勝於虛文也。” 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餘年間多次不拘定勢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們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巨集大氣魄。 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代皇帝們丟掉了祖先們的精神核心。對失敗的恐懼，已經註定嘉慶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註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註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的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