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 欲望 約束 可能 補充 控制 blog 每年 流氓

每隔一二百年，中華民族總要經歷一次血光之災，血流成河赤地千裏之後，舊的王朝灰飛煙滅，新的王朝在廢墟瓦礫之上冉冉升起。如此往復循環，以至於“一亂一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信念沈積成了中國人心靈深處的集體無意識，這在外國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 眾所周知，中國的農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中國的順民是天下獨一無二的物種。各級官僚的層層控制，宗族制度的嚴密約束，鄉規鄉約的不斷教化，逼得農民如同樹木一樣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每年結出果實供官府摘取。而歷朝不斷進化的愚民統治，使他們目光短淺、頭腦封閉、因循守舊，他們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他們什麽都怕。這樣的一群人猶如被摘取了鱗甲和爪牙的動物，已經喪失了原始的野性，只知道安於現狀，逆來順受。 由於統治階層無法遏止的貪婪，農民在絕大多數的時間內都在溫飽線上掙紮，一遇災年，就有餓肚子的風險。特別是在每個王朝的中後期，官僚機構日益膨脹，可耕之地越來越少，當人口增長到社會可以承受的能力的極限，農民所承受的負擔就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一場社會動蕩的風險就像幽靈一樣開始四處蔓延。每到這個時候，農民沒有任何正常渠道爭取自己的利益，因為幾千年的封建史從來沒有產生一個為人民代言的階層，偶爾出現的幾個“青天大老爺”也只是曇花一現，起不到任何實質性的作用，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於此相反，專制統治者卻擁有大量的暴力工具去懲治亂民，政府對百姓永遠擺出一副嚴厲的面孔，絕不認錯，從不退讓，永遠保持著不斷逼近的姿態，而百姓只能選擇退縮和忍讓，當官進民退到逼近生存底線的時候，唯有官逼民反一條路可以走。 “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吳廣的一席話，道出的是無數絕境中農民的心聲：反正都是一死，餓死和做暴民被殺死相比，還是做暴民比較劃算，至少還可以吃幾頓包飯。 一人舉義，群起響應。 從來就沒有天生的順民，極端的忍耐和極端的暴力，就如一枚硬幣的兩面。經過千年的生存鬥爭，中國民間質樸自然的外衣下面，是另一副面孔：這裏以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為生存哲學，為了物質追求而無所不用其極；這裏缺少人道精神，人命一點也不值錢；這裏缺少對婦女的尊重，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這裏目光短淺，見解狹隘，善於破壞，從不建設；這裏沒有羽扇綸巾的優雅，有的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一旦那些束縛在農民身上的繩索戛然而斷，一旦那些所謂的良民理論被棄之如敝履，被壓制在人性最深層的險惡、野蠻和報復欲望便傾巢而出，這個曾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種變成了最兇殘的一群，他們像瘋了一樣燒殺劫掠，充分享受暴力帶來的快樂和自由。於是義軍過處，十室九空，白骨累累，流血漂櫓，山河破碎。 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數千次的農民起義，由這些頭裹黃金、衣衫襤褸的農民們一次又一次地發起，又一次次地消退，就像漲潮和落潮一樣毫無新意。與其說農民起義“沈重打擊了專制統治，部分調整了生產關系，有力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倒不如說農民起義與專制統治是維持“中國獨特性”的互補兩翼，是統一文化源頭結出的孿生兄弟，它們互相補充，相互促進，同葆中國文化千年一系，繼繼繩繩。 農民起義帶給中國的，無非以下幾種功用： 第一，消滅人口，減輕了土地上的人口壓力，為新一輪的人口增長提供空間。 第二，文明的毀滅和劣化。貴族文化在大動蕩當中一次次遭到毀滅性打擊，底層人物一次次由社會最底層上升到社會最高層，以實用主義為主要特色的底層文化不斷擴散，並逐漸以厚黑學為面貌，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使中國政治越來越趨於流氓化。 第三，專制思維越來越強化，促進專制統治更加周密和嚴謹，制度監獄更加牢不可破。 中國歷史上千百次慘烈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帶來基本制度上的突破與創新，沒有為中國歷史沖破循環狀態提供任何可能。農民起義的目的，不在於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進行調整和維護那樣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升級，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創新。農民起義只是專制主義的釋放矛盾的一種調節機制。農民起義如同越獄，而每一次越獄之後新建起來的牢獄，設計得就更為科學合理，抗爆性更強。農民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比以前更嚴密的控制，更堅固的監獄，是更好的馴化，是國民性格的進一步退化。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張獻忠，論農民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