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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登基為帝。 從社會最底層的一介農民，到至尊天子，期間的艱難，只有他自己清楚，好在一切都已經過去了。現在，這個曾經的放牛娃娃，手裏握著駕馭龐大帝國的韁繩，如何讓他的子民過上好日子，成為懸在他心裏的巨石。 皇帝心系萬民，自然是歷朝歷代統治者都會說的場面話，但對出身農民的朱元璋來說，這卻不是妄言。他從農民視角出發，認為所謂的好日子，就是吃得飽穿得暖有房子住，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下發了一系列的經濟政策。 第一是給農民分田地。也許是少年時代受到過地主的歧視，朱元璋對地主大戶有著根深蒂固的不滿，這些人不識五谷卻個個腦滿腸肥，金錢盈室卻為富不仁，是朱元璋最為痛恨的對象，為了對付他們，朱元璋放手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皇帝在上頭，貧困大眾在下頭，地主們被加在中間，就像三明治中間的肉餡，被越擠越薄，最終變得和底層其他人的體量差不多。 今天的我們也許會奇怪，朱元璋哪裏來的理論自信去肆意掠奪別人的財產？其實稍微了解下中國的歷史就可獲悉原委。在西方國家，社會組織的基礎是貴族之間的相互博弈產生的平衡，皇帝的政策需要得到領主的支持，不可能為所欲為(歐洲的國王甚至沒有常備軍)。但是在中國，一直沒有相互協商組織政權的傳統，人們依然像大猩猩一樣相互鬥爭，獲勝者獲取所有資源的支配權，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朱元璋可以毫無顧忌地任意分配資源。 第二是動用行政力量組織移民。大明初年，因為連年征戰，舉國人口分布嚴重不均，大量土地撂荒不種，朱元璋為之心疼不已。如今天下一統全國一盤棋，他終於騰出時間統籌布局，根據各地的人口密度，確定了人口遷入遷出地，以及遷移的人口數量。這種強制性的移民對安土重遷的中國百姓來說當然是不情願的，但是遷民令已經下達，官老爺已經進村，官兵帶著兵器負責抓人和押送，生為小民，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但見一隊隊的移民，拖家帶口，扶老攜幼，逶迤千裏，一路艱辛，成就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官方移民工程。 在慢慢的長路中，為了防止人們半路歸逃，移民的腳趾上都被劃上一個小口子，所以山西移民後代小腳趾多為重甲；千裏之遙，一路索捆，移民後代也因此養成了背手走路的習慣；甚至連小便都要報告差役解開繩子，所以如今華北各地，多把上廁所稱為解手。 洪洞大槐樹，蘇州閭門，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曾經是廣為人知的移民出發前的集合地，經過漫長的年月，經過移民後代的口口相傳，最終成了他們關於故鄉最遙遠的記憶。 第三，待土地均分天下初定，朱元璋又設計了一系列制度，讓天下萬民安於本職，不得四處流動。 明朝繼承了元朝的職業世襲制度，把帝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世代相傳不得變更；建立了世界上最周密的戶籍制度和土地魚麟冊登記制度，以及外出辦事必須遵循的”介紹信”制度。在更廣闊的層面，朱元璋無視海洋貿易帶來的巨額財富，實行海禁，甚至頒布法令禁止漁民下海捕魚，同時大修長城，與周邊鄰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所有的這些舉措，就是為了把社會人嵌入一個個單位裏面，人們只有依靠單位才能獲取生活資源和人身安全，整個帝國就像一個巨大的網格，每個人只能在自己固定的格子裏面活動。 沒有哪個帝王像朱元璋一樣如此熱愛安定。這源於他一直以農民式的短視實惠觀打量這個不斷變動的世界。在中國農村社會中，因為長期的積貧動蕩，為數不多的生存資源吸引了農民幾乎全部的註意力，據此形成的底層文化更追求實際效應，通俗來說，有吃的先想盡辦法吃到肚子裏，因為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麽事。像商業貿易這種需要長遠投資的行為，在農村缺少天然的土壤。深受這種農民思想影響的朱元璋，人為把人民在各個維度限制住，讓他們安心幹活，給他們吃飽穿暖，他們就會樂呵呵感謝皇恩浩蕩了。 現在，朱元璋像蜘蛛一樣盤踞在帝國的中心，放射出無數又黏又長的蛛絲，把整個帝國纏得嚴嚴實實，他希望能夠束縛住帝國的時鐘，讓帝國千秋萬代永遠處於停滯狀態。但是，單是固定住百姓的身體還不夠，他還要向民眾的腦髓中註入從歷代思想庫中提煉出來的毒汁，使整個中國的神經被麻痹成植物狀態，從根本上扼殺每個人的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把他們馴化成專門提供糧食的順民，這樣朱氏子孫就可以安心享受人民的膏血，直至千秋萬代。 首先，讀書人的思想不能亂。朱元璋指定了學校的教材和科舉考試的範圍，專取四書五經命題，體用排偶，謂之八股。自此讀書人多數只知尋章摘句，全無一點真才實學。 第二，對官僚集團，他裁撤了宰相，最大程度上擴大了皇權，他制造胡惟庸案、藍玉案，清洗了數以萬計的官僚。於此同時，還制定了詳細的行為規範，從衣服上的花紋到酒壺的款式，事無巨細，都有明文之規。官僚集團只需要按照規定行事，就像皇帝的手臂一樣，全然不需要自己動腦筋。朱元璋尤其痛恨貪官，洪武一朝，官吏的薪俸為歷代最底，而懲治貪官之嚴厲，卻是歷朝之最。 第三，朱元璋始終不忘對普通百姓進行道德教育。他親自制定了《大誥》這一千古奇書，所謂《大誥》者，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案例匯編，他要求每家每戶都備一本，每個人“燒火時念一念，走在路上背一背，做生活時想一想，晚上睡覺前夫妻幫一幫”，以此作為警示萬民的生動教材 ，教育百姓安分守己，不要作奸犯科；他還命令每個村都建一個申明亭，作為百姓學習皇帝諭旨之所，再建一個旌善廳，用來表揚好人好事；他還命人在村子裏面置一大鼓，農忙之時由老人五更擂鼓，提醒村民一起上田耕種（和後來的人民公社集體勞動有異曲同工之妙）；他還規定鄰裏之間相互協助，一家遇到婚喪嫁娶，鄰裏親戚要出點“份子錢”。如此種種，不一而足，目的就是希望在民間形成以道德力量為導向的民風，精神上正民心，實現以德化民的大目標。 我們可以善意地認為，朱元璋提倡道德教化是出於善良的本心。然而這些舉措太具剛性，缺錢對人類基本需求的尊重與關懷，由於操作上的難度，他實際上成為一種偽標準。而人們有著充分的智慧來解決道德高壓和自然欲望之間的矛盾，最通用的做法就是表面一套背裏一套，一面大張旗鼓地建立牌坊裝飾門面，一面心照不宣地藏汙納垢。有明一代，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空前低落，社會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機。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個在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裏面被吹上天的朱皇帝，其所作所為對中國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 第一，一味追求固化和靜態的價值取向，讓朱元璋看不到商業貿易和金融的重要作用，讓社會缺少活潑的生機，這正是中國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德國哲學家赫爾德曾把這樣的中國比喻成一句僵屍：這個帝國是一句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用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的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這個方面只需要舉一個土地和戶籍的例子，我們就會有切實的體會了。 第二，朱元璋將底層社會的實用主義和狡詐作風帶到了帝國的各個層面，而他推行的道德高壓卻沒有給人們正常的物質需求留下回轉的余地。所以社會上沒有真正可以遵守的操行準則，黑厚學實用主義哲學大行其道。與此同時，理應發揮作用的法制卻退居二線，得不到發展和重視。 第三，中國傳統中的平均主義思想在朱元璋手中得到繼承和發揚，前有王莽，後有洪秀全、孫中山，都把這種烏托邦夢想奉為圭臬。在20世紀初各種西方思潮紛紛湧入中國之時，強調個人自由、個人自由以及個人獨立的西方個人主義精神，終因不切合中國人民的心理而被拋棄，而社會主義則因為與中國文化天然的同質性，吸引了各階層的精英，並在中國的土壤上深深紮下根來。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才在思想上接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在唐宋時期，官僚機構能夠有效發揮作用，即使一個庸人坐上皇帝的位子，也能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但朱元璋把所有的權利都集中到自己手裏面，而其本身又缺少必要的素質，於是災難就不可避免，這是歷史給予我們的深刻教訓。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始作俑者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