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然會先談到非洲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我們也會談到非洲壯美的山川、豐富的資源。但是，我們更常談到的應該是非洲的貧窮落後、瘟疫疾病和沖突戰爭。凱文·卡特（Kevin Carter）的那張讓人難以釋懷的攝影作品《饑餓的蘇丹》（The Starving Sudan）只是這塊大陸苦難深重的一個剪影；而發生在1994年的盧旺達種族大×××至今仍讓人心有余悸。

我們是帶著一種優越感與僥幸感來審視非洲的。當我們談論起非洲時，我們經常會忘了談論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未來。似乎非洲一直躺在冷清荒涼的世界邊緣，似乎這片具有得天獨厚優勢的大陸註定與前衛的科技新潮流無緣。

然而，改變已悄然到來：開始崛起的非洲科技新生代正在源源不斷地為這片古老的土地註入新的生機與活力。

（一）兩個創業者的故事

（1）卡利烏基（Peter Kariuki）和 SafeMotos

2010年，剛滿18歲的“極客”卡利烏基從肯尼亞來到了盧旺達的首都基加利（Kigali），他在這裏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給城市公交系統設計一套自動售票系統。大×××後涅槃重生的基加利雖是非洲最整潔漂亮、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但它的公共交通系統和非洲其他城市一樣糟糕：上班族們寧願去搭乘私人“摩的”（Motorcycle-taxi），也不願選擇狹小、擁擠且緩慢的公交車通勤。事實上，整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因交通事故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僅次於艾滋病和瘧疾；而據卡利烏基從當地警局看到的統計數據，基加利80%左右的交通事故都與摩托車有關。

眼光敏銳的他很快就從中發現了商機，並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才能為基加利提供安全、高效且廉價的、類似於 Uber 一樣的“摩的”服務呢？後來，他借助風投資金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於2015年創立了 SafeMotos 公司，專註於提供優質的共享“摩的”服務。到今天，SafeMotos是非洲第一家也是目前最大的一家共享“摩的”公司，旗下現有400余位經過嚴格培訓的“摩的”司機，一年大概可接80萬單，根據公司提供的財報，其2017年的總收入有望達到110萬美元。這個從肯尼亞農村走出來的小夥兒最近在接受《國際地理》雜誌專訪時表示：“我希望將基加利作為大本營，接下來再將SafeMotos 至少推廣到十個周邊城市去。”

（2）柏賽兒（Peris Bosire）和FarmDrive

FarmDrive 是位於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一家專門為非洲農民建立信用記錄，以助其從銀行申請小額貸款的公司。這家公司的創立者柏賽兒和卡利烏基有著相似的背景，同樣來自肯尼亞的偏遠農村，同樣相信技術可以改善現狀、改變未來。與卡利烏基不同，今年剛滿25歲的柏賽兒創業的動機主要來源於她的個人經驗：自己的父母當了一輩子農民，卻從未從銀行貸過一分錢，來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生產規模。在肯尼亞，有三分之二的勞動力在從事著農業或與農業相關的活動，但每年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的銀行貸款流入到農民的手中。2015年5月份上線的 FarmDrive 現如今已基於其龐大的用戶群，建立了一個相對完善的數據庫，現在肯尼亞的銀行為了精準地定位潛在的客戶群體，反過來需要向 FarmDrive 支付一定的信息使用費用。FarmDrive的目標受眾遠不止是肯尼亞農民，在其長期的願景裏，它試圖為非洲乃至亞洲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提供貸款解決方案。

（二）知識經濟和“草原矽谷”（Silicon Savanah）

在今天的非洲，以卡利烏基和柏賽兒為代表的科技新生代已然鋒芒出露，他們正在憑借自己的頭腦和雙手，在植根於本土經驗的基礎上，致力於用科技創新來改善他們的非洲同胞們的生活。這一代的誕生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他們的快速成長受惠於非洲互聯網的高度發展和廉價智能手機的廣泛使用。進入新世紀以來，非洲諸國不論是在政策制定，還是在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精力，為現在正在發生的變革、以及未來可能到來的變革提供了必要的土壤與環境。

卡利烏基的 SafeMotos 所在的盧旺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九四年的種族大×××過後，整個國家都滿目瘡痍，百廢待興。2000年，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1957-）當選為盧旺達總統，在當選之初的施政綱領中，他提出要用20年的時間在盧旺達發展出知識型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如此眼光在當時不可不謂超前。500元盧郎（RWF）的背面，就印著四位非洲學生使用筆記本電腦的圖案，顯示了盧旺達以知識立國的堅定決心。在卡加梅的帶領下，到了2010年，通信網絡已基本覆蓋全國，主要的無線通信運營商有MTN,TIGO和AIRTEL三家，在他們良性的競爭與互動下，目前盧旺達的手機普及率已達42%，盧旺達還是非洲第一個用上4G網絡的國家。除了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外，盧旺達還大力發展教育。2005年底起，盧旺達政府開始實行小學和初中免費教育，教育經費占政府總支出的16%左右；根據官方提供的數據，盧旺達2000年全國在校大學生人數尚不足四千，而現在已達到九萬人左右。近五年來，盧旺達的年均GDP增長達到了7%，曾多次被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列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改革步伐最快的國家”。

卡利烏基和柏賽兒的祖國肯尼亞也同樣雄心勃勃。受到美國矽谷（Silicon Valley）集群化效應的啟發，肯尼亞政府於2008年批準立項、2013年開始動工在首都內羅畢附近建設“孔紮科技城”（Konza Technopolis），希圖將這座城市打造成非洲第一座集科技企業、投資公司、高校科研機構以及購物娛樂為一體的“智慧之城”（Smart City），期待它能成為非洲的“草原矽谷”，預計整個工程的造價將達145億美元左右。“孔紮科技城”是肯尼亞國家長期發展規劃“肯尼亞：2030年願景”（Kenya Vision 2030）的關鍵組成部分，在這一計劃裏，肯尼亞希望在2030年成為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繁榮而有高質量生活水平的國家”。憑借著國內較為穩定的政治局勢，肯尼亞近年來成為了東非最大的經濟體，科技巨頭們，如谷歌、微軟、英特爾和 IBM 等，紛紛在內羅畢設立了辦公室和研究所，科技發展大步前進，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肯尼亞2007年推出的名為“M-Pesa”的移動支付業務在實際生活中廣泛應用。可以預計，在不遠的將來，肯尼亞政府為世人描繪的宏偉藍圖，定將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者和本國創業者來到這裏；而這裏，也極有可能成為不斷壯大著的非洲科技新生代的夢想綻放之地。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總是骨感。

非洲的科技發展確實有一些優勢的。比如，較高的人口增速和較大的人口數量，可以為壯大企業、發展科技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以及近乎完全沒有開發的龐大市場。又如，非洲總體的人口年齡結構是世界各洲中最年輕，這樣就意味著非洲諸國吸收、學習新技術潮流的能力非常強，技術轉型和經濟轉型的負擔和風險都相對較小。實際上，非洲有誌於發展的各國結合自身特點，效仿的對象正是中國和印度。肯尼亞前信息通信部常務秘書、現內羅畢大學商學院教授、同時也是“孔紮科技城”促成者之一的比特安格·恩德莫（Bitange Ndemo）的話就非常具有代表性：“看看中國和印度是如何在電子市場上與人競爭的吧。印度現在正在成為全球電子產品生產的中心，它是如何做到的？就是靠眾多的年輕勞動力做到的。還有那個大陸能做到這一點？非洲！”

我們在談及新興國家的技術發展時，常常會提到“後發優勢”這個詞，意即這些新興國家能夠充分吸收先進國家發展的成功經驗，汲取其失敗的教訓，最終實現迎頭趕上、彎道超車。然而，這樣的“後發優勢”是需要“前提條件”的，沒有“前提條件”的“後天優勢”註定只能是空中樓閣、×××水月。這些前提條件，包括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居民較高的受教育水平、穩定的社會局勢以及高效廉潔的政府管理等等。

目前的非洲對這些“前提條件”的占據顯然是不充分的。

首先，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後。到目前為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現在有六成人口仍未通電；即使是在通電地區，用電情況也不容樂觀，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的數據，非洲地區2014年人均用電量只有483度，而這個數字在美國則是13000度。用電情況尚且如此，更遑論電腦、手機這類產品的使用、乃至建立在它們基礎之上的種種科技創新了。倘若 SafeMotos 或 FarmDrive出現於一個仍茹毛飲血的原始部落裏的話，無論卡利烏基和柏賽兒有多好、多強烈的回饋社群、族群的意願，恐怕也都無能無力了吧。

其次，整體教育水平的低下。其他方面的教育先姑且不談，我們只看與電腦技術相關的教育部分。據 Webometrics （這個網站按照使用的數據流量來決定世界大學的排名）的統計，全球使用數據流量排名前一千名的大學中，非洲只占了8所，除了其中的一所在埃及外，剩下的七所全在南非。如此貧乏的教育資源，使得非洲的科技發展困難重重。例如，卡利烏基曾談及，SafeMotos創業初期在相對發展程度較好的盧旺達竟然招聘不到一個靠譜的程序員，不得不將業務外包給一個波蘭團隊。在如此的教育“鴻溝”下，即使非洲有意奮起直追，也只能因缺乏核心競爭力而在科技發展中處於技術和利潤的下遊——這就是非洲略顯苦澀的現實。

再次，政治的獨裁腐敗，局勢的動蕩混亂以及政策的難以持續。姑且不論非洲大陸上眾所周知的種族流血沖突、軍事政變以及獨裁者的作威作福，我們單從扶植科技發展的政策的持續性來說明非洲的困境。還是以肯尼亞的“孔紮科技城”為例，這個項目被認為是實現“肯尼亞：2030願景”最關鍵的一環，但是因新舊政府的輪換、土地產權糾紛、時不時爆出的政治受賄醜聞以及繁復的行政手續，“孔紮科技城”的建設現在進展十分遲緩。連此項目的發起人之一、上文提及的恩德莫（Bitange Ndemo）都搖頭嘆氣道：“速度？那兒沒有。”與孔紮的生氣沈沈相比，倒是位於內羅畢的恩貢路（Ngong Rd.）倒更像是肯尼亞版本的“矽谷”。恩貢路匯聚著一大批科技行業的草根創業者，依托著當地著名的“iHub”社區，從這裏走出了一大批本土科技企業，包括我們上文提及的由柏賽兒創立的 FarmDrive。

另外，非洲高速增長的人口也是一柄“雙刃劍”。拋開那些天朝人民熟悉的“人多壓力大”的論調，我們從一個更小的、卻也與每一個非洲創業者息息相關的角度審視這個問題。相信球迷們一定知道很多關於非洲球員的段子，最常見的莫過於所謂“一個球員養活全家幾十口”雲雲。玩笑歸玩笑，現實確是如此。如前阿森納球員、非洲前鋒阿德巴約就對此苦不堪言，在接受法國So Foot 雜誌采訪時曾說：“我很多次想自殺，多年來我一個人默默承受，事情發展到這樣讓我覺得惡心。……你拼了命讓家人脫離貧困，但他們依然和你作對。他們打電話來，不是問你過得怎麽樣，而是伸手要錢。”又如，前阿森納球員（怎麽又是阿森納）亞歷山大·宋據說有27個兄弟姐妹需要他養活，拿著高薪的他卻不得不靠隊友的接濟才能度日。類似的苦惱也同樣地出現在非洲科技新生代的身上。例如，FarmDrive 的柏賽兒在一次采訪中傷心嘆道：“家人現在和我分歧很大，他們都不理解我，一直追著問我，‘為什麽不寄更多的錢回家？為什麽不給兄弟姊妹們找份工作？’”在極重家庭觀念的非洲，這樣的事情每天都有，本就在“先天條件不足”與外國商業資本的夾縫中掙紮著生存的非洲本土創業者們，所面臨的壓力之巨大可想而知。

卡利烏基在其 Linkedin的個人簡介裏，稱自己是名黑客的同時，也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他說：“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不應該只是照搬照抄國外的經驗，而應該創造出基於發展中國家本土經驗的新的商業模式和體系。全世界都期待著非洲能更好，作為年輕的新一代，我願紮根本土，成為改變這片土地未來的一員。”雖然仍面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利條件，但也許，這樣的全球視野和骨氣，將幫助這批負重前行、掙紮著也勇敢逐夢的非洲科技新生代們穿過荊棘，最終抵達未來。

非洲觀察：科技新生代的夢與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