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醫學高材生竟然是這樣培養出來的?
與前代相較,唐朝的醫事職官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有效的醫務管理、醫療組織、醫學教育、藥物培植機制。學界普遍認為唐朝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完備、最發達的醫療機構。事實是否如此?
中央與地方醫療困局
唐代宮廷醫療機構主要有尚藥局、藥藏局及太醫署。尚藥局是專為皇帝設立的醫療機構,負責治療皇帝平時的疾病。它隸屬於殿中省,由殿中監總領,殿中省掌管天子的衣、食、住、行、醫及出行禮儀等。尚藥局的特殊之處在於,除為皇帝、皇族服務外,不經過皇帝的允許不給一般王公大臣治病,可以說是純粹的御用機構。
在這裡供職的醫生,在全國的從醫者中品級、俸祿都是最高的。藥藏局則是為皇太子服務的醫療保健機構,也有皇室儲君專用的性質。
唐代承襲隋代,設立太醫署。太醫署是全國醫政總署,管理全國醫學事務和醫學教育,是集科研、醫療、教育為一體的醫學機構。作為全國醫務的最高機構,如果皇帝要對全國醫療、醫學教育釋出詔令,一般通過太醫署來發布和管理。
太醫署本身就是醫科學校,擔負著為宮廷、官府輸送人才的重任。在教學方面,它分為四科,醫科、針科、按摩科及咒禁科。這四科都由醫博士負責教授學生。醫博士是指精通醫學的醫生從事教學的官職。
太醫署對學生的教育非常嚴格,為了保證學生的學習質量,經常考試。學生要不斷地通過月考、季考、年考,如果學習了九年,醫術還是沒有進步的就退回原籍。但如果學生成績優異,水平超過現任的醫官,可根據情況替換現在的醫官。學生畢業後,根據成績分別授予醫師、醫正、醫工等官職,派往各州縣或任教或醫病。
太醫署中的醫生們也要承擔後宮診病的工作。整體來看,太醫署的服務物件包括皇帝、王公、百官、後宮,以及軍隊、官府工匠、宮人。其中,宮女、太監人員眾多,專門設有患坊,由太醫署的醫師、醫監、醫正每次一人輪流值守。
唐代的醫學校並沒有徹底改變傳統師帶徒的情況,官方學校在唐代醫學教育中也沒有佔據主要份額和主流地位。
這就是中央與地方醫療困局的根源,民間的醫療需求極大而醫療資源又分配不均。太醫署中的醫學生編制才九十餘人,地方醫學生每州也不過一二十人,對於整個社會的需求來說遠遠不夠。
所以,儘管官方醫學教育分科細緻、考核嚴格,水平較高,但是它只是整個社會醫學教育體系的一小部分,師帶徒和寺觀教育仍然佔很大比重。師帶徒,代表著醫學的師承關係,很多時候還是家學,父子孫多代行醫。
寺觀教育,包括佛寺和道觀,唐代佛寺、道觀有多元功能,不僅是宗教場所,還是文人士大夫的社交舞臺,以及市民的公共空間,所以這裡也是傳播知識的重要場所,包括醫學。
中央由太醫署主持總體醫療事務和醫學教育,地方州一級的單位都設有官方醫療機構,主其事者是醫博士,他同時也是地方醫學教育長官,領導著十到二十名醫學生在全州範圍內治療疾病。可以看到中央與地方醫療資源的差距,這是唐代醫療困局的第二重含義。
基層民間醫療的發展
我國古代疾病疫情多發,文獻中“疫”、“大疫”、“時疫大行”等記載不時出現,表明大規模的疫病爆發,它們對社會造成深重的痛苦和難以估量的損失,唐代亦不例外。
儘管唐代醫療機構如此完善、發達,仍然無法有效應對大規模爆發的疫病,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醫療資源的不均與不足。關鍵是不均,從上一小節可以看出,官方與民間醫療資源不均,中央與地方醫療資源不均。
從機構的設立上看,太醫署的主要服務物件就侷限在宮廷。只有在全國性的大瘟疫時,太醫署才會履行外出防疫的責任。但是,這些醫生和藥物給予的支援並不足以應對民間的需求。可以肯定地說地方醫療機構不能滿足當地平民的醫療需求。這就是唐代醫療的現實。
在此情況之下,基層民間醫療有所開創和發展。此處以悲田病坊為例。什麼是悲田病坊?我們更側重的是病坊,它是唐代開創的救助病殘、乞丐及貧民的專門機構,它的服務物件就是社會的底層群體。
從病坊的出現,可以看出統治階層推行仁政,企圖緩和社會矛盾;也可以看出佛教走進人間,救助貧病的思想。這裡不僅有病人還有貧苦的人,他們都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與醫療能力強大,人手、裝置、醫藥充沛的太醫署相比,悲田病坊專業水平低、影響力有限,但是它表現出的開創性意義非凡。
它的設定是儒家仁政思想與佛教慈悲為懷精神的具體實踐,一方面從民間的角度補充了醫療資源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在醫療分配嚴重不均的前提下救助社會底層百姓。
文章來源:有聲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