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關於中國計算機行業未來發展不得不吐的二三事兒。信任、社群、成功故事?...
阿新 • • 發佈：2018-12-24
譯者注：
這篇文章原文連結是[url]http://techrice.com/2011/12/14/the-future-of-computing-in-china-stories-that-bind/[/url]
原作者Tricia Wang
文章的觀點和引用資料並不代表譯者同意其觀點或者譯者本人證實過，如有疑問，請聯絡原作者本人。由於譯者英文水平有限，難免出錯或者沒有表達出作者原意，請諒解。
最近在技術社群，有關中國計算機行業的未來是個熱門話題。就在最近，紐約時報發表了John Markoff 和 David Barboza的[url=http://www.nytimes.com/2011/12/06/science/china-scrambles-for-high-tech-dominance.html?_r=2&pagewanted=all]署名文章[/url]，文章提及中國的計算機行業發生的種種訊號表明，其水平在不遠的將來將接近美國。文章的作者提供了很多的例子用以佐證其觀點，比如中國的成功的超大型計算機和每年走出高校的大量程式設計師，雖然其中的很多人都流向國外。
當然也有人提出質疑，James Landay寫了[url=http://dubfuture.blogspot.com/2011/12/china-will-overtake-us-in.html]一篇文章[/url]來反駁Markoff和Barboza的樂觀觀點。Landay解釋說盡管中國大幅改進其學術體系以培養頂尖的程式設計師，但是一些固有的問題（如專制的官僚結構、教育系統、專利收入制度）仍然遏制了這些程式設計師們的創造力。
我對Landay的觀點從人文因素和文化因素方面做了一些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談談中國的計算機產業未來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我認為有三件事情使得中國在計算機行業無法產生革命性的創新：
1 個人、群體和機構間缺乏信任；
2 缺乏培育創新和社群的機構或組織；
3 缺乏技術人員、工程師、程式設計師的成功故事或者案例；
[b]1 關於信任[/b]
中國的計算機行業在個人和機構間缺乏信任。Landay及Markoff＆Barboza的兩篇文章都提及圍繞專利保護的信任問題。但是我要特別指出，我這裡所說的信任是以下兩種型別的信任。第一，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任（這個關係到團隊協作）；第二，個人和機構間的信任。Markoff＆Barboza的文章指出大學間的合作是日益增長的中國計算機行業的指標，但是這些相互間的合作還談不上多，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是相互獨立運作的。正如AnnaLee Saxenian在其[url=http://www.amazon.com/Regional-Advantage-Culture-Competition-Silicon/dp/0674753402]關於加州矽谷的形成的研究[/url]中表明，工業社會體系的問題在於其是如何形成的。她的分析指出，在波士頓的高科技公司，分散在馬薩諸塞州的128號公路兩邊並且各自獨立運作。而在加州矽谷，高科技公司更為分散，但是它們之間卻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合作機制。她認為，矽谷正是因為其這種獨特的產業結構，即鼓勵公司間的合作能夠產生更多的創新，並因此良性發展。
信任是合作的一個重要因素。128號公路缺少的東西不是投資和人力成本，而是信任。沒有最基本的信任，各個公司相互之間都是孤立的，而且還阻礙合作的發生。缺乏合作從而阻礙了共享和競爭。
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狀況更像是128號公路，而不是矽谷。在中國還是有很多創新，但是這些創新者既不聯網，也不合作。在中國人們經常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沒有Steve Jobs。每當我聽到這個問題，我就會反問自己，如果Steve Jobs在128號公路建立Apple公司，而不是矽谷，那會發生什麼？這個問題還是留給專家們思考吧。
另外一種缺失的信任是來自於社會機構的信任。除了Landay指出的教育方面的問題，然後就是Markoff&Barboza強調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官僚機構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阻礙了中國計算機工業的發展。在一個對資訊進行嚴格過濾和監控的國家，怎樣才能開發出可信任的大規模計算系統？當然，從某些方面，中國已經制造了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但是超級計算(super-computing)更多的是一種學術或者科學的需要，但是雲端計算(cloud-computing)的大規模發展卻需要考慮信任問題。
雲端計算是以使用者為中心的。Landay的文章中的一個重要觀點是雲端計算是創新的溫床：
[quote]“人們似乎看到更多的重要的創新誕生在雲端計算叢集中。這些叢集背後是數以千計的商業處理器協同工作，連線世界各地的龐大的資料中心。Google、Microsoft、Apple、Amazon以及其他的網路計算巨頭提供這樣的平臺和技術，然後以廉價的方式提供給每一個web站點或者移動應用來使用雲端計算服務。用雲端計算架構比用超級計算更能適應大範圍的應用使用。“[/quote]
如果以雲端計算作為中國計算機工業發展的標杆，那麼最近發生在中國的雲端計算專案的爆發性增長，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來看看Ge Jin的[url=http://www.chinabubblewatch.org/2011/12/08/cloud-computing-turned-into-real-estate-business-in-china/#more-89]中國泡沫觀察報告[/url]：
[quote]”在2011年4月，重慶市政府宣佈投資40億元人民幣，建設一個亞洲最大的雲端計算中心。該計劃被稱為‘雲端’。接下來，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紛紛效仿。上海計劃建立一個‘亞太雲端計算中心’，其計劃被稱為‘雲海’，北京有‘祥雲’計劃，深圳有‘坤雲’計劃，廣州有‘天雲’計劃，寧波有‘星雲’計劃，無錫有‘雲谷’計劃，杭州有‘雲超市’計劃......
據來自中國高新技術導報的報道，甚至像蘭州、廊坊這一類的貧窮城市都加入了這一類雲端計算中心的建設中。廊坊，河北省的一個二三線城市宣佈要建立一個雲端儲存中心，其規模至少比現存的位於芝加哥的世界最大的那座儲存中心還要大兩倍。“[/quote]
但是在中國，發生的如此之快的任何事情都是值得懷疑的。Ge Jin透露，雲端計算其實只是較大的房地產開發計劃的一部分。
[quote]”在中國，人們對於雲端計算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雲端計算的建設是國家投入在驅動。一旦中國的技術官員發覺了雲端計算的概念，他們立即就會看到這樣一個神奇的可利用的潛在模式，那就是‘固定資產投資+政府補貼+便宜的貸款’，因為所有的雲端計算方案均會涉及到大規模的物理基礎設施“[/quote]
中國在雲端計算上的努力主要都是政府資助專案，這些專案都是建立在一些不太明確的關係基礎上，資金的流動並不明晰。
Ge Jin的文章揭示了中國雲端計算專案的根本問題，其中也包含了關於信任的問題。一箇中國的網際網路使用者面對自己的個人資訊，相比中國國內的網際網路公司，他們更信任國外網際網路公司。大多數中國使用者告訴我，他們不信任中國的雲基礎設施或者服務，不太願意把自己的資訊放在上面，因為這些資訊得不到應有的隱私保證。此外，對政府的不信任也是一種常見的反應。由於已經習慣於世界上最嚴格的資訊過濾和管制，使用者對於把資訊存放到雲端普遍抱不信任態度，這個也是中國大規模推廣雲端計算專案的障礙。
[b]2 關於推進創新的機構[/b]
中國需要一些機構來促進跨軟體、硬體、社會邊界的創新。
Markoff & Barboza指出中國機構間的合作是中國蓬勃發展的計算機行業的指標。我會謹慎的理解為這些衡量創新的指標，是突破性創新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Michele Hoyman & Christopher Faricy的研究“[url=http://uar.sagepub.com/content/early/2008/07/22/1078087408321496]應該建立一個關於創造力、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的模型用於研究三者的關係[/url]”中。他們反駁Richard Florida的觀點，後者指出創造力和經濟增長是互相排斥的。Michele Hoyman & Christopher Faricy的工作告訴我們，中國可以繼續體驗到高速的經濟增長以及計算的進一步發展，雖然沒有出現創新的樞紐。即便Florida提出相反的觀點，即創造力和經濟增長不總是正相關的。
這個並不是說我沒有看到中國驚人創造力下的泡沫。[url=http://www.ics.uci.edu/~lindtner/]Silvia Lindtner[/url]關於合作工作和合作空間的研究，比如說“[url=http://xindanwei.com/]新單位[/url]”和“[url=http://xinchejian.com/]新車間[/url]”這種那個協作社群的出現，還是證明了中國並不缺乏創造性思維。但是這些具有創造力的社群能夠成為大型高科技產業嗎？那中國的公司能夠做到這點嗎？我現有的經驗告訴我，這個是不行的，至少目前如此。
在Jofish Kaye的一份[url=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1979615]關於舊金山灣區黑客交流社群的研究[/url]中，我看到了在不同的創意空間之間人員具有很大的流動性。一個在facebook工作的人可能會出現在“ [url=http://wiki.hackerdojo.com/w/page/25437/FrontPage]Hacker Dojo[/url]”的活動上，而一個在初創公司工作的人會在“[url=https://www.noisebridge.net/wiki/Noisebridge]Noisebridge[/url]”活動上講授一個課程。但是我並沒有在中國的這類協作空間的活動中看到這種情況。在中國此類的協作空間還處於起步階段，很難想象一個騰訊的工程師在本身已經繁忙的工作時間之外能夠參與此類活動。我在中國的這類剛剛形成的協作空間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藝術家、設計師、外國技術人員，基本上看不到來自公司或者學術界的計算機程式設計師。
我並不想低估這些新生協作社群的價值，但是僅僅這幾個散佈在各地的社群並不能帶來什麼改變。在中國，缺少一個機構，它能夠削減橫向或縱向的官僚層，遮蔽地區差異，並打破軟硬體企業及相關機構的交流障礙，讓人們分享併合作。
在美國我們有這樣的組織，其使命就是建立和維護一個讓不同產業和機構的人們參與、分享和合作的社群。由 [url=http://oreilly.com/]O’Reilly[/url]組辦的會議，不管是Web2.0，還是 [url=http://en.wikipedia.org/wiki/Foo_Camp]Foo Camp[/url]，總是能夠吸引計算機行業成千上萬的人們聚集到一起討論，分享並樂在其中。在中國已經存在的組織，比如“[url=http://greatwallclub.com/]China Great Wall Club[/url] ”，加入它是有條件的，只有移動網際網路服務商才可以加入。當然還有些別的這樣或者那樣的組織，但是他們都做得不好，通常都是關心收了多少會員費，而不是社群發展的如何了。中國需要一個類似與O’Reilly這樣的組織或者機構，它能夠把學者、研究人員、程式設計師、社會學家、黑客、藝術家、設計師和作家聚集到一起。前面提到的Landay啟動了一個建立全球研究中心的計劃。
[b]3 關於成功的案例[/b]
在中國計算機行業，需要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參與者的成功故事，這樣子對誕生偉大的創新者是有意義的。成功案例的缺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在中國正在浮現的具有一定凝聚力的計算機文化。
在Morgan Ames的關於“[url=http://www.stanford.edu/~morganya/]One Lap Per Child[/url]”的研究中，她研究了那些技術人員和程式設計師講述的關於自己如何成長的故事，那些計算機程式設計界的小夥子們在其成長過程中很早就學會獨立，並且能夠很自由的接觸計算機。在他們的故事中，程式設計師們的講述都傾向於忽略那些讓他們成長的社會或人口統計學因素，比如種族、性別、階級，又或者其父母鼓勵他們使用計算機，又或者在學校可以接觸計算機。儘管每個人都傾向於說自己的成長是依靠自我的約束和努力，當然這的確是重要原因，但不得不說這些共同點讓很多計算機程式設計師能夠聚集到一起。正是這些成長的共性，讓人們可以建立一種跨越時間、空間、社會地位的信任。但是在中國，有什麼樣的故事能夠引起程式設計師們的共鳴呢？至少我目前還沒有發現。
不過我還是找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來自於移動產業，這就是山寨。在中國的南部，一些不知名的移動硬體廠商為了避免政府的高額稅收，模仿現有產品並且新增新的特性，同時卻以更低廉的價格販賣，最終形成了整條山寨產業線。山寨廠商滿足了Nokia、HTC、Samsun、Motorola這些大廠商不能滿足的數百萬的低端手機使用者，而且還推出很多大廠商沒有的新功能。山寨手機逐漸吞噬了像Nokia這種大廠商以往的低端使用者市場。山寨是一種模仿文化，雖然也可能形成跨越，最終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革新，但是這種方式在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還不太容易被程式設計師社群所接納。
所有的故事裡面都有一個敵人。對於中國的山寨廠商，他們的敵人就是收取高額稅收的政府。而對於西方世界的黑客，他們的對手就是阻止他們自我學習的教育體系。中國的程式設計師們，你們眼中的假想敵是誰？
儘管我提出當前中國的計算機工業存在信任、創新、成功故事等障礙，但是我並不認為缺乏這些因素中國就不能成功。不過，是否會出現中國的128公路或者矽谷，仍然有待觀察。
像Landay和有些人的看法一樣，我對持續變化的實際情況並不樂觀 。因為整個狀況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改變，遠遠超出本文所討論的，並且很多改變還會面臨阻力。在美國，全民義務教育從20世紀初就開始了，而在中國，從1986年才開始。美國的教育體系已經運行了100多年，而中國才開始20多年，並且它的教育體系面對著更多的人口壓力。
我目前的研究告訴我，中國的技術創新模式是不同於西方的。比如，在西方，在1980年拜度法案之後，大學和公司就建立了互助互利的夥伴關係以便更好的使用IP傳輸網路。這在別的地方是沒有的。David Mowery 和 Bhaven Sampat的研究([url=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um7j7163ur653313/]The Bayh-Dole Act of 1980 and 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A Model for Other OECD Governments[/url])提醒我們要從全球範圍內擴充套件美國大學與企業的夥伴關係模式，因為拜度法案的成功嚴重依賴美國有著悠久歷史的教育和高科技產業。最近來自Paul M. Swamidass 和 Venubabu Vulasa的文章指出，[url=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2138u3776654r479/]為什麼大學的發明很少產生收入[/url]？大學裡的技術轉換的瓶頸是什麼？問題在於大學裡的研究是否適應市場需求。這些研究都表明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創新在不同的環境或條件下是不同的。
計算機行業的未來在於個人和團體能夠打破社會和行業壁壘進行合作，而在中國如何打破這個壁壘是一edu/~lindtner/]Silvia Lindner[/url] 的研究的迷人之處，因為她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創新不太可能出自我們知道的公司，而是可能來自於那些鬆散的團體，這些團體的成員都能有自由的時間可以從事設計、藝術或者技術，並且成員當中應該有具備國際背景的華人。我的研究著眼於非精英分子和山寨文化，變革應該是從下而上，最終影響整個行業。我們的研究都表明在中國的創新動態是不同於在西方世界看到的。
在此期間，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討論中國高科技行業的前景，希望有像Markoff 和 Barboza這樣避免以西方觀點看待中國的作家，也希望有像 James Landay這樣的圈內人士的獨到視點。我們可以見證中國是如何建立信任、鼓勵創新、湧向更多的成功故事，並最終挑戰舊有的全球秩序，這真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
在Neil Stephenson的小說《Snow Crash》中，他寫到，即便美國處於一個經濟衰退的時代，但是[quote]“還是有四件事情我們做得比別人好：音樂、電影、軟體、快速的披薩遞送”[/quote]。
按照技術產業先知所說，儘管美國經濟衰退，但是這個國家還是能夠源源不斷浮現成功的故事、好的軟體以及服務。而中國呢？
這篇文章原文連結是[url]http://techrice.com/2011/12/14/the-future-of-computing-in-china-stories-that-bind/[/url]
原作者Tricia Wang
文章的觀點和引用資料並不代表譯者同意其觀點或者譯者本人證實過，如有疑問，請聯絡原作者本人。由於譯者英文水平有限，難免出錯或者沒有表達出作者原意，請諒解。
最近在技術社群，有關中國計算機行業的未來是個熱門話題。就在最近，紐約時報發表了John Markoff 和 David Barboza的[url=http://www.nytimes.com/2011/12/06/science/china-scrambles-for-high-tech-dominance.html?_r=2&pagewanted=all]署名文章[/url]，文章提及中國的計算機行業發生的種種訊號表明，其水平在不遠的將來將接近美國。文章的作者提供了很多的例子用以佐證其觀點，比如中國的成功的超大型計算機和每年走出高校的大量程式設計師，雖然其中的很多人都流向國外。
當然也有人提出質疑，James Landay寫了[url=http://dubfuture.blogspot.com/2011/12/china-will-overtake-us-in.html]一篇文章[/url]來反駁Markoff和Barboza的樂觀觀點。Landay解釋說盡管中國大幅改進其學術體系以培養頂尖的程式設計師，但是一些固有的問題（如專制的官僚結構、教育系統、專利收入制度）仍然遏制了這些程式設計師們的創造力。
我對Landay的觀點從人文因素和文化因素方面做了一些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談談中國的計算機產業未來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我認為有三件事情使得中國在計算機行業無法產生革命性的創新：
1 個人、群體和機構間缺乏信任；
2 缺乏培育創新和社群的機構或組織；
3 缺乏技術人員、工程師、程式設計師的成功故事或者案例；
[b]1 關於信任[/b]
中國的計算機行業在個人和機構間缺乏信任。Landay及Markoff＆Barboza的兩篇文章都提及圍繞專利保護的信任問題。但是我要特別指出，我這裡所說的信任是以下兩種型別的信任。第一，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任（這個關係到團隊協作）；第二，個人和機構間的信任。Markoff＆Barboza的文章指出大學間的合作是日益增長的中國計算機行業的指標，但是這些相互間的合作還談不上多，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是相互獨立運作的。正如AnnaLee Saxenian在其[url=http://www.amazon.com/Regional-Advantage-Culture-Competition-Silicon/dp/0674753402]關於加州矽谷的形成的研究[/url]中表明，工業社會體系的問題在於其是如何形成的。她的分析指出，在波士頓的高科技公司，分散在馬薩諸塞州的128號公路兩邊並且各自獨立運作。而在加州矽谷，高科技公司更為分散，但是它們之間卻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合作機制。她認為，矽谷正是因為其這種獨特的產業結構，即鼓勵公司間的合作能夠產生更多的創新，並因此良性發展。
信任是合作的一個重要因素。128號公路缺少的東西不是投資和人力成本，而是信任。沒有最基本的信任，各個公司相互之間都是孤立的，而且還阻礙合作的發生。缺乏合作從而阻礙了共享和競爭。
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狀況更像是128號公路，而不是矽谷。在中國還是有很多創新，但是這些創新者既不聯網，也不合作。在中國人們經常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沒有Steve Jobs。每當我聽到這個問題，我就會反問自己，如果Steve Jobs在128號公路建立Apple公司，而不是矽谷，那會發生什麼？這個問題還是留給專家們思考吧。
另外一種缺失的信任是來自於社會機構的信任。除了Landay指出的教育方面的問題，然後就是Markoff&Barboza強調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官僚機構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阻礙了中國計算機工業的發展。在一個對資訊進行嚴格過濾和監控的國家，怎樣才能開發出可信任的大規模計算系統？當然，從某些方面，中國已經制造了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但是超級計算(super-computing)更多的是一種學術或者科學的需要，但是雲端計算(cloud-computing)的大規模發展卻需要考慮信任問題。
雲端計算是以使用者為中心的。Landay的文章中的一個重要觀點是雲端計算是創新的溫床：
[quote]“人們似乎看到更多的重要的創新誕生在雲端計算叢集中。這些叢集背後是數以千計的商業處理器協同工作，連線世界各地的龐大的資料中心。Google、Microsoft、Apple、Amazon以及其他的網路計算巨頭提供這樣的平臺和技術，然後以廉價的方式提供給每一個web站點或者移動應用來使用雲端計算服務。用雲端計算架構比用超級計算更能適應大範圍的應用使用。“[/quote]
如果以雲端計算作為中國計算機工業發展的標杆，那麼最近發生在中國的雲端計算專案的爆發性增長，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來看看Ge Jin的[url=http://www.chinabubblewatch.org/2011/12/08/cloud-computing-turned-into-real-estate-business-in-china/#more-89]中國泡沫觀察報告[/url]：
[quote]”在2011年4月，重慶市政府宣佈投資40億元人民幣，建設一個亞洲最大的雲端計算中心。該計劃被稱為‘雲端’。接下來，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紛紛效仿。上海計劃建立一個‘亞太雲端計算中心’，其計劃被稱為‘雲海’，北京有‘祥雲’計劃，深圳有‘坤雲’計劃，廣州有‘天雲’計劃，寧波有‘星雲’計劃，無錫有‘雲谷’計劃，杭州有‘雲超市’計劃......
據來自中國高新技術導報的報道，甚至像蘭州、廊坊這一類的貧窮城市都加入了這一類雲端計算中心的建設中。廊坊，河北省的一個二三線城市宣佈要建立一個雲端儲存中心，其規模至少比現存的位於芝加哥的世界最大的那座儲存中心還要大兩倍。“[/quote]
但是在中國，發生的如此之快的任何事情都是值得懷疑的。Ge Jin透露，雲端計算其實只是較大的房地產開發計劃的一部分。
[quote]”在中國，人們對於雲端計算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雲端計算的建設是國家投入在驅動。一旦中國的技術官員發覺了雲端計算的概念，他們立即就會看到這樣一個神奇的可利用的潛在模式，那就是‘固定資產投資+政府補貼+便宜的貸款’，因為所有的雲端計算方案均會涉及到大規模的物理基礎設施“[/quote]
中國在雲端計算上的努力主要都是政府資助專案，這些專案都是建立在一些不太明確的關係基礎上，資金的流動並不明晰。
Ge Jin的文章揭示了中國雲端計算專案的根本問題，其中也包含了關於信任的問題。一箇中國的網際網路使用者面對自己的個人資訊，相比中國國內的網際網路公司，他們更信任國外網際網路公司。大多數中國使用者告訴我，他們不信任中國的雲基礎設施或者服務，不太願意把自己的資訊放在上面，因為這些資訊得不到應有的隱私保證。此外，對政府的不信任也是一種常見的反應。由於已經習慣於世界上最嚴格的資訊過濾和管制，使用者對於把資訊存放到雲端普遍抱不信任態度，這個也是中國大規模推廣雲端計算專案的障礙。
[b]2 關於推進創新的機構[/b]
中國需要一些機構來促進跨軟體、硬體、社會邊界的創新。
Markoff & Barboza指出中國機構間的合作是中國蓬勃發展的計算機行業的指標。我會謹慎的理解為這些衡量創新的指標，是突破性創新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Michele Hoyman & Christopher Faricy的研究“[url=http://uar.sagepub.com/content/early/2008/07/22/1078087408321496]應該建立一個關於創造力、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的模型用於研究三者的關係[/url]”中。他們反駁Richard Florida的觀點，後者指出創造力和經濟增長是互相排斥的。Michele Hoyman & Christopher Faricy的工作告訴我們，中國可以繼續體驗到高速的經濟增長以及計算的進一步發展，雖然沒有出現創新的樞紐。即便Florida提出相反的觀點，即創造力和經濟增長不總是正相關的。
這個並不是說我沒有看到中國驚人創造力下的泡沫。[url=http://www.ics.uci.edu/~lindtner/]Silvia Lindtner[/url]關於合作工作和合作空間的研究，比如說“[url=http://xindanwei.com/]新單位[/url]”和“[url=http://xinchejian.com/]新車間[/url]”這種那個協作社群的出現，還是證明了中國並不缺乏創造性思維。但是這些具有創造力的社群能夠成為大型高科技產業嗎？那中國的公司能夠做到這點嗎？我現有的經驗告訴我，這個是不行的，至少目前如此。
在Jofish Kaye的一份[url=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1979615]關於舊金山灣區黑客交流社群的研究[/url]中，我看到了在不同的創意空間之間人員具有很大的流動性。一個在facebook工作的人可能會出現在“ [url=http://wiki.hackerdojo.com/w/page/25437/FrontPage]Hacker Dojo[/url]”的活動上，而一個在初創公司工作的人會在“[url=https://www.noisebridge.net/wiki/Noisebridge]Noisebridge[/url]”活動上講授一個課程。但是我並沒有在中國的這類協作空間的活動中看到這種情況。在中國此類的協作空間還處於起步階段，很難想象一個騰訊的工程師在本身已經繁忙的工作時間之外能夠參與此類活動。我在中國的這類剛剛形成的協作空間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藝術家、設計師、外國技術人員，基本上看不到來自公司或者學術界的計算機程式設計師。
我並不想低估這些新生協作社群的價值，但是僅僅這幾個散佈在各地的社群並不能帶來什麼改變。在中國，缺少一個機構，它能夠削減橫向或縱向的官僚層，遮蔽地區差異，並打破軟硬體企業及相關機構的交流障礙，讓人們分享併合作。
在美國我們有這樣的組織，其使命就是建立和維護一個讓不同產業和機構的人們參與、分享和合作的社群。由 [url=http://oreilly.com/]O’Reilly[/url]組辦的會議，不管是Web2.0，還是 [url=http://en.wikipedia.org/wiki/Foo_Camp]Foo Camp[/url]，總是能夠吸引計算機行業成千上萬的人們聚集到一起討論，分享並樂在其中。在中國已經存在的組織，比如“[url=http://greatwallclub.com/]China Great Wall Club[/url] ”，加入它是有條件的，只有移動網際網路服務商才可以加入。當然還有些別的這樣或者那樣的組織，但是他們都做得不好，通常都是關心收了多少會員費，而不是社群發展的如何了。中國需要一個類似與O’Reilly這樣的組織或者機構，它能夠把學者、研究人員、程式設計師、社會學家、黑客、藝術家、設計師和作家聚集到一起。前面提到的Landay啟動了一個建立全球研究中心的計劃。
[b]3 關於成功的案例[/b]
在中國計算機行業，需要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參與者的成功故事，這樣子對誕生偉大的創新者是有意義的。成功案例的缺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在中國正在浮現的具有一定凝聚力的計算機文化。
在Morgan Ames的關於“[url=http://www.stanford.edu/~morganya/]One Lap Per Child[/url]”的研究中，她研究了那些技術人員和程式設計師講述的關於自己如何成長的故事，那些計算機程式設計界的小夥子們在其成長過程中很早就學會獨立，並且能夠很自由的接觸計算機。在他們的故事中，程式設計師們的講述都傾向於忽略那些讓他們成長的社會或人口統計學因素，比如種族、性別、階級，又或者其父母鼓勵他們使用計算機，又或者在學校可以接觸計算機。儘管每個人都傾向於說自己的成長是依靠自我的約束和努力，當然這的確是重要原因，但不得不說這些共同點讓很多計算機程式設計師能夠聚集到一起。正是這些成長的共性，讓人們可以建立一種跨越時間、空間、社會地位的信任。但是在中國，有什麼樣的故事能夠引起程式設計師們的共鳴呢？至少我目前還沒有發現。
不過我還是找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來自於移動產業，這就是山寨。在中國的南部，一些不知名的移動硬體廠商為了避免政府的高額稅收，模仿現有產品並且新增新的特性，同時卻以更低廉的價格販賣，最終形成了整條山寨產業線。山寨廠商滿足了Nokia、HTC、Samsun、Motorola這些大廠商不能滿足的數百萬的低端手機使用者，而且還推出很多大廠商沒有的新功能。山寨手機逐漸吞噬了像Nokia這種大廠商以往的低端使用者市場。山寨是一種模仿文化，雖然也可能形成跨越，最終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革新，但是這種方式在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還不太容易被程式設計師社群所接納。
所有的故事裡面都有一個敵人。對於中國的山寨廠商，他們的敵人就是收取高額稅收的政府。而對於西方世界的黑客，他們的對手就是阻止他們自我學習的教育體系。中國的程式設計師們，你們眼中的假想敵是誰？
儘管我提出當前中國的計算機工業存在信任、創新、成功故事等障礙，但是我並不認為缺乏這些因素中國就不能成功。不過，是否會出現中國的128公路或者矽谷，仍然有待觀察。
像Landay和有些人的看法一樣，我對持續變化的實際情況並不樂觀 。因為整個狀況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改變，遠遠超出本文所討論的，並且很多改變還會面臨阻力。在美國，全民義務教育從20世紀初就開始了，而在中國，從1986年才開始。美國的教育體系已經運行了100多年，而中國才開始20多年，並且它的教育體系面對著更多的人口壓力。
我目前的研究告訴我，中國的技術創新模式是不同於西方的。比如，在西方，在1980年拜度法案之後，大學和公司就建立了互助互利的夥伴關係以便更好的使用IP傳輸網路。這在別的地方是沒有的。David Mowery 和 Bhaven Sampat的研究([url=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um7j7163ur653313/]The Bayh-Dole Act of 1980 and 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A Model for Other OECD Governments[/url])提醒我們要從全球範圍內擴充套件美國大學與企業的夥伴關係模式，因為拜度法案的成功嚴重依賴美國有著悠久歷史的教育和高科技產業。最近來自Paul M. Swamidass 和 Venubabu Vulasa的文章指出，[url=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2138u3776654r479/]為什麼大學的發明很少產生收入[/url]？大學裡的技術轉換的瓶頸是什麼？問題在於大學裡的研究是否適應市場需求。這些研究都表明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創新在不同的環境或條件下是不同的。
計算機行業的未來在於個人和團體能夠打破社會和行業壁壘進行合作，而在中國如何打破這個壁壘是一edu/~lindtner/]Silvia Lindner[/url] 的研究的迷人之處，因為她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創新不太可能出自我們知道的公司，而是可能來自於那些鬆散的團體，這些團體的成員都能有自由的時間可以從事設計、藝術或者技術，並且成員當中應該有具備國際背景的華人。我的研究著眼於非精英分子和山寨文化，變革應該是從下而上，最終影響整個行業。我們的研究都表明在中國的創新動態是不同於在西方世界看到的。
在此期間，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討論中國高科技行業的前景，希望有像Markoff 和 Barboza這樣避免以西方觀點看待中國的作家，也希望有像 James Landay這樣的圈內人士的獨到視點。我們可以見證中國是如何建立信任、鼓勵創新、湧向更多的成功故事，並最終挑戰舊有的全球秩序，這真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
在Neil Stephenson的小說《Snow Crash》中，他寫到，即便美國處於一個經濟衰退的時代，但是[quote]“還是有四件事情我們做得比別人好：音樂、電影、軟體、快速的披薩遞送”[/quote]。
按照技術產業先知所說，儘管美國經濟衰退，但是這個國家還是能夠源源不斷浮現成功的故事、好的軟體以及服務。而中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