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首次見面，是在咸豐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國藩回湖南本是為母親辦喪事。沒想到恰逢太平軍橫掃兩湖，皇帝命他出任幫辦湖南團練大臣。曾國藩趕到長沙。
　　到了館舍，換過衣服，匆匆洗了把臉，曾國藩就坐下來，與前來迎接的湖南巡撫張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開長談。
　　論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為卑微。曾國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長。張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僅是一個小小的舉人，身份不過巡撫的幕友或者說師爺。然而談起話來，左宗棠卻成了主角兒。他不等張亮基開口，就詳細介紹起長沙的防務安排，指手畫腳，滔滔不絕，一副大權在握、捨我其誰的神態。一聲不吭的張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兒。曾國藩也只有俯耳傾聽的份兒，一時插不上話。
　　然而曾國藩卻並不覺得不舒服。相反，他越聽，越覺得這個左宗棠確實名不虛傳。此次會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對曾國藩來說已經如雷貫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紹過這位“湖南諸葛亮”是如何卓絕特出。交談之中，左宗棠之頭腦清晰，氣概慷慨，議論明達，言中款要，確實令曾國藩頗為歎服。
　　其實，何止曾國藩一見傾心。在會見曾國藩之前，這個小小的鄉下舉人早已經名滿湖湘，令好幾位大人物“一見即驚”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丁憂回湘，見到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農村青年左宗棠，即為其才氣所驚，“以國士相待”，與他盤旋多日，談詩論文，還親自在書架前爬上爬下，挑選自己的藏書借給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兩江總督陶澍見到二十多歲的舉人左宗棠，“一見目為奇才”，“竟夕傾談，相與訂交而別。”不久又和他訂下了兒女親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雲貴總督林則徐回家途中，也因為聞聽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邊一敘。林則徐“一見傾倒，詫為絕世奇才，宴談達曙乃別”。（以上引文俱見《左宗棠全集·年譜》）
　　令這些閱人無數的官場大僚不約而同地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華橫溢可想而知。太平軍起之際，湖南巡撫張亮基派人三顧茅廬，把他請出了山，通省要務，概以任之。雖然身份僅為一名師爺，卻實際負擔起全省軍政要務，在湖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張亮基反倒成了一塊牌位：“制軍于軍謀一切，專委之我；又各州縣公事票啟，皆我一手批答。”（《左文襄公全集·書牘》）
　　曾國藩雖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開闢一番事業，其實並不容易。因為他畢竟是在籍官員，而不是實任官員。官場是最現實、最勢利的，現官不如現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員不大力配合他，無職無權的他其實寸步難行。因此，對這個小小舉人，曾國藩極為尊重，言必稱兄。不論大小事情，無不虛心請教。他相信，有這位明敏強毅的師爺幫忙，他在湖南辦理團練，一定會相當順利。

二
　　然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印象，卻有一點複雜。
　　在見面以前，曾國藩這個名字，對他來講當然也是如雷貫耳。作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聲譽最好的湖南籍官員，曾國藩早已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左宗棠也聽許多朋友說過曾國藩學問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見面，左宗棠並沒有失望。人言曾國藩“向無大僚尊貴之習”，此言確實不虛。二品大員曾國藩沒有一點官架子。他看起來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著簡樸，神態謙遜，一臉書生之氣。
　　而曾國藩言談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擔當意識，更讓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員們以敷衍塞責、逃避責任為能。在這種黑暗汙濁的大背景下，曾國藩以清新方正之姿進入左宗棠的視野，如同鮑魚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風，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對曾國藩的第一印象說：“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與僕甚相得，惜其來之遲也。”
　　這個第一印象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但是我們要注意其中的這樣一句話：“才具稍欠開展”。初次接談，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結論。這句評價奠定他對曾國藩一生輕視態度的基礎。
　　在別人眼裡雄才大略的曾國藩，何以在左宗棠眼裡卻“才具稍欠開展”呢？

三
　　曾國藩確實不是那種讓人“一見即驚”的人。乍一接觸，你不但會覺得他並無什麼出眾之處，甚至還會認為他有點笨頭笨腦。
　　如果測智商的話，曾國藩肯定不如左宗棠，甚至比普通人強不了多少。左宗棠十五歲就中了秀才，而曾國藩前後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歲才中了個秀才。梁啟超說，“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在曾的家鄉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十分生動：曾國藩在家讀書，一篇文章重複朗讀了不知道多少遍沒有背下來。一個小偷本希望等他睡覺之後進屋偷竊。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背完。小偷大怒，跳出來說：“這種笨腦袋讀什麼書？”
　　另外，曾國藩是典型的粘液質性格，這種人的特點是反應緩慢，行動拘執。這種性格特點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之氣。曾國藩自己也說：“餘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餘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餘或沉吟數時不能了。友人陽湖周愷南騰虎，嘗謂餘儒緩不及事。餘亦深以舒緩自愧。”他的學生李鴻章也當面指出他的病在“儒緩”：“少荃論餘之短處，總是儒緩。”他對李鴻章的這個判斷是首肯的，屢稱自己“駑緩多病，百無一成”。
　　因此，曾國藩眼中乏精悍之氣，面上無果決之容。許多人一見到曾國藩，都覺得有點失望。方宗誠見到晚年的曾國藩，覺得他不像一位總督和將領，而像一位土裡土氣的鄉村老教師：“寬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師耳。”而後來英國人戈登見到曾國藩時，也大感失望：“曾國藩卻是中等個子，身材肥胖，臉上皺紋密佈，臉色陰沉，目光遲鈍，舉止行動表現出優柔寡斷的樣子——這與他過去的歷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跡。”
　　左宗棠是多血質，為人狂傲、處事明快而短於人情。而曾國藩為人蘊藉，長於人情而短於機變。他觀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細，下判斷也比一般人要慢，在左宗棠滔滔不絕指劃天下之時，他只是默默傾聽，認真思考，並沒拿出什麼高明的見解。兩個人的性格和作風反差極大，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開展”的第一印象。

四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是十分順利的。
　　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曾國藩俯察天下大勢，判定清王朝正規軍隊已經徹底腐敗，要想平定太平天國，必須赤地立新，編練一支全新的武裝。所以到長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後來被認為是湘軍成立之標誌的奏摺：“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
　　而人們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國藩上這道著名的摺子前三天，湖南巡撫張亮基也上過一道內容相似的摺子，提出“委明幹官紳，選募……鄉勇一二千名，即由紳士管帶，仿前明戚繼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費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緩急，較客兵尤為可恃”。（張《張大司馬奏稿》卷一，《籌辦湖南堵剿事宜折》）
　　我們知道，所謂張亮基的摺子，其實就是左宗棠的摺子。這道摺子證明，創立湘軍的想法，其發明權不能由曾國藩獨佔，起碼是曾、左二人共享的。
　　除此之外，二人還在另一個問題上不謀而合，那就是要加強湖南防衛，應該從掃清湖南境內的土匪入手。這樣，如果太平軍再次進入湖南，才不會得到本省土匪的呼應。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曾、左計議已定，具體事務由曾國藩來操作，而左宗棠則在調人用兵和辦公經費多方協助。曾國藩初涉軍事領域，兩眼漆黑，幸虧左宗棠向他推薦了滿族軍官塔齊布作為幫手。塔氏為人忠勇，做事負責，後來成為湘軍名將，對曾國藩幫助極大。對於這些曾國藩十分感激。這段時間，曾、左往來信函極多，曾國藩探討軍務的信件乾脆不再寄給巡撫張亮基，而是直接寫給左宗棠，對左的稱呼也從客氣的“尊兄”變成了親切的“仁弟”，顯示出兩人關係的日益親密。
　　不過，這種良好關係建立在一種有點特別的交往形態上。按理，曾國藩科名既早，年齡又長，又是二品大員之身，當然應該是曾國藩發號施令，小小布衣舉人左宗棠只有畢恭畢敬、小心建言的份兒。然而事實卻是掉了個個兒。左宗棠在曾國藩面前毫不客氣，對曾國藩動輒指手畫腳，指示訓誡，毫不客氣。
　　左宗棠的高己卑人、當仁不讓之態在信中一覽無餘。這種做派在傳統官場絕無僅有。左師爺的傲慢，和他的才氣一樣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氣更為有名。在巡撫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對曾國藩，他更毫不客氣。左宗棠是典型的多血質人格，辦事凌厲快捷，尤其善於在紛紜複雜的局面中迅速發現機會，定下策略。這種人和那種做事緩慢、反應遲鈍、過於謹慎的同事通常很難合得來。而曾國藩恰恰是這種人。再加上剛剛出山辦事之時，曾國藩遠非後來的“老奸巨猾”，而是一個“官場愣頭青”，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書生氣重，拘執生硬，令左宗棠看著著急，忍不住經常加以“指導”。好在曾國藩和張亮基一樣好脾氣，對左宗棠俯首聽命，從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這段難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這段蜜月為期過短。咸豐三年，張亮基調任署理湖北總督，左宗棠也隨之北上武漢。這兩個人一走，曾國藩在湖南馬上就寸步難行，處處碰壁。那些湖南官員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權，此時團結起來，處處給曾國藩小鞋穿。曾國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陽，想脫離湖南官場，獨力建立湘軍。這個想法看起來解氣痛快，實際操作卻困難重重。剛剛來到衡陽曾國藩勢單力孤，形隻影單，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處境十分困難。恰在此時，張亮基調離湖北，左宗棠也再度歸鄉隱居。曾國藩聞訊大喜，立刻寫信請他來幫助自己。在長沙數月，他自覺與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經建立起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他們兩個都是以天下為己任之人，別人不理解他為什麼自討苦吃自練軍隊，左宗棠一定能理解。
　　因為深知左氏的性驕氣傲，所以他給左宗棠的這封信寫得異常客氣：
　　那意思是說，我請您做一個高階顧問，不敢讓您承擔那些瑣碎的俗務，只要居傍指點指點我就可以了。
　　曾國藩滿心以為，以他如此誠摯的邀請，左宗棠肯定會給他這個面子。沒想到左宗棠根本不感冒，他回給曾國藩一封極為冷淡的信，“文字似敬實疏，態度似謙實傲，與曾國藩之火熱心腸、尊奉情懷，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不僅如此，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此事時還語含譏諷：
　　“滌公正人，其將略未知何如。弟以剛拙之性，疏淺之識，萬無以贊高深。前書代致拳拳，有感而已。”（《左宗棠全集·書牘》）
　　很顯然，左宗棠不願做曾國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對曾國藩的“將略”評價頗低。在長沙期間的短暫合作，並沒有扭轉他對曾國藩才能的評價。況且當時曾氏以在籍侍郎練兵，非官非紳，地位尷尬，沒權沒錢，左宗棠和大部分人一樣，不看好他，不認為他是能大有作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國藩才發現自己原來在左宗棠心目中原來如此無足輕重。這令他頗覺傷心。不過相比後來左宗棠加給曾國藩的種種難堪和傷害，這次回絕實在算不上什麼。

五
　　如果說初次見面，左宗棠認為曾國藩缺乏才幹是因為對曾氏缺乏瞭解，那麼，合作數月後，左宗棠應該充分認識到曾國藩剛健有為、英明強幹的一面。然而他對曾國藩的評價卻仍然這樣低。這就不僅僅是他“恃才傲物”所能解釋的了。
　　確實，在曾、左關係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們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舉情結。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譽，讀書一目十行，舉一反三。他那頗有眼光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說，他的兩個哥哥將來只能做教書先生，他卻有萬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終生最崇拜的人是諸葛亮，與朋友通訊，動輒自署“今亮”（當今諸葛亮）、“老亮”。還在學生時期，他就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驚詫一番：怎麼寫得這麼好啊！難道真的是我寫的嗎？成年之後，他更是恃才傲物，愛吹牛，愛自誇，“喜為壯語驚眾”（清史稿）。平平常常的吹捧他聽來根本不過癮，最喜歡聽過頭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聖人他聽起來也不刺耳。
　　雖然如此自負，左宗棠卻有一個痛點觸不得，那就是科舉。他十五歲成為秀才，二十歲中舉，本以為接下來取進士，點翰林，出將入相，如探囊取物。不想舉人卻成為他一生功名的頂點。在這之後，六年之間三次會試，都名落孫山。這對一直一帆風順的他是一個極大打擊，一怒之下，他當眾發誓此生再不應考。
　　然而，在傳統時代，一個人中沒中進士，點沒點翰林，在人們眼中的地位是大不一樣的。沒有一個進士招牌，即使你通過其他途徑進入官場，也終生被人鄙夷。何況自傲如左宗棠根本不會去走捐官之類的歪門邪道。因此進士不第，實際上等於斷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夢，腹中再多韜略詩書，也沒有任何用處。因為家貧，他早年入贅到妻子當中，這在傳統時代，對一個男人來說是極為尷尬的事。他本來以為自己能早早科名發達，擺脫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願，這種“倒插門”生活一連過了許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卻伴著“贅婿身份”、“連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尊於一體。
　　因此，對於那些高中科甲、飛黃騰達之人，左宗棠下意識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敵意。在他後來的家書中，經常能看到他對科名中人的譏評之語，比如：“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見得庸下。”換句話說，在他看來，科舉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國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襯。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處：他們年齡只差一歲，一個四十一，一個四十。又同為湖南人，一為湘鄉，一為湘陰。家境也相當，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舉運氣不同，如今命運迥異。曾國藩中舉之後，科舉路上極為順利，中進士，點翰林，在翰林院中僅憑寫寫文章，弄弄筆頭，十年中間，七次升遷，到太平軍起之時，這兩個人，一個是朝中的副部級侍郎，一個卻是白衣的舉人，身份相懸，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認為是國中無二的人才，比曾國藩高明百倍至少十倍，卻進身無門，只好靠當師爺來過過權力癮。而曾國藩雖然才智平平，僅僅因為科名運氣好，辦什麼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國藩的存在，簡直就是上天用來襯托左宗棠命運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國藩，下意識中有一種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著有色眼鏡，千方百計放大曾國藩身上的缺點和毛病，來驗證自己的“上天不公論”和“科舉無用論”，為自己尋找一個心理平衡。想讓他左宗棠來做曾國藩的幕僚，這實在有點難。

六
　　咸豐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為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高參。而此後不久，湘軍宣佈練成，開駐長沙，準備進行長沙保衛戰。曾、左二人自然再次開始打交道。
　　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親率湘軍首次出師，進攻駐紮于靖港的太平軍。曾國藩對這一戰寄予極大希望，以為自己費盡心血打造出的這支勁旅肯定會旗開得勝，不料結果卻是大敗而歸。曾國藩沮喪羞憤之下，投水自盡，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後，曾國藩仍然尋找機會自殺，“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員聞此訊息，無不幸災樂禍，唯左宗棠聞訊立即從長沙縋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國藩。
　　雖然下意識地對曾國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畢竟是一個奇男子、偉丈夫。雖然對曾國藩的才幹不以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國藩這樣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無二，這支新練成的湘軍已經是大清天下為數不多的希望，曾國藩的生命安危已經關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國藩最需要支援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兩人具體聊了些什麼，史書沒有詳細記載。我們見到的最直接的資料是光緒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銅官感舊圖序》。左宗棠在這篇回憶文章中追憶此事道：“其晨，餘縋城出，省公舟中，氣息僅屬，所著單襦沾染泥沙，痕跡猶在。責公事尚可為，速死非義。公閉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餘代為點檢而已。”
　　就是說，左氏來到船上，看到剛被撈上來的曾國藩氣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還沾著河裡的泥沙。左宗棠責備曾國藩此舉糊塗，說勝負乃兵家常事，剛剛失敗一次就自尋短見，你怎麼對得起皇上的信任，怎麼對得起天下百姓？
　　曾國藩尷尬羞愧，只能閉目不語。等左宗棠說夠了，才睜開眼睛，讓人拿來紙，寫出所剩軍火的數量，請左宗棠幫他查點一下。
　　應該說，左宗棠的指責是有道理的。戰爭之中，只有笑到最後的才是勝利者，在此之前，任何情況都可能發生。初遇失敗就要自殺，這實在不是一個軍人應該具有的心理素質。左宗棠來看曾國藩，是情。責備曾國藩，是義。這樣看來，左氏此舉，誠可謂情義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現其實並不是這樣恰當而完美，他的回憶其實有所避諱。《藥裹慵談》中說，左宗棠在這次會面中，曾當面嘲笑曾國藩為“豬子”，也就是湖南話笨蛋之意。
　　原來左宗棠對處於極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這樣“安慰”的。乍聽起來有點駭人聽聞，不過細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氣。與以後左宗棠多次對曾國藩的無理謾罵相比，這一罵畢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罵醒曾國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國藩被罵之後，似乎一時並未猛醒，還是準備著要自殺。幸虧此時湘潭大捷訊息傳來，另一路湘軍取得了大勝。這場勝利是太平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其光芒足以掩過此次失敗。這一訊息立刻使曾國藩轉悲為喜，從床上跳了下來。
　　湘潭大捷確立了湘軍的聲望。曾國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轉，應駱秉章之請，重新搬回長沙辦公。曾國藩與左宗棠同處長沙，兩人過從甚密，“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駱秉章的高參，也成了曾國藩的高參。
　　然而性格上的衝突卻導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後，湘軍又連獲武昌、半壁山、田家鎮三處大捷。在官兵處處望風潰逃、不堪一擊之際，湘軍卻一枝獨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國藩因此難免躊躇滿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態，以為太平軍可舉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宗棠卻認為，連勝之後的湘軍全軍上下都已經顯出驕態。將士皆驕，是軍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轉衰之際。所以他致書曾國藩，批評他存在輕敵思想，說湘軍此時“將士之氣漸驕，將帥之謀漸亂”（全集，書牘卷二，《與王璞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閃失。
　　左宗棠的出發點當然十分好。但問題是他的書信風格一貫是滿紙批評，“書辭傲誕”，把曾國藩置於比白痴強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劈頭蓋臉地訓斥。
　　此時的曾國藩已經今昔對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員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養再好，此刻也不免“頗露驕愎之氣”。況且壯年時的曾國藩脾氣其實也很暴烈，其內心深處的驕傲一點也不亞於左宗棠。兩人一生都以“剛強”聞名。左宗棠的剛是峻烈嚴厲、鋒芒畢露之剛，他曾自謂：“丈夫事業，非剛莫濟”。而曾國藩的剛雖然是外柔內剛，但強度絲毫也不遜於左氏。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在長沙他對左宗棠雖然表面上一直笑臉相迎，但是越謙虛的人其實自尊心往往越強，在和左宗棠相處的過程中，他已經忍足了一肚子惡氣，現在左宗棠如此不禮貌，他再也不想忍氣吞聲、虛與委蛇了。
　　所以對左宗棠的幾次居高臨下式的指點，他一字未回。
　　剛開始，左宗棠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還繼續去信指點曾國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沒有接到迴音，他才明白，曾國藩生氣了。
　　左宗棠已經習慣了曾國藩的寬厚和包容，他似乎從沒有想到過，曾國藩也會生氣。因此，發現曾國藩真的不理他之後，也感覺有些後悔。不過在給朋友的信裡，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什麼錯誤：“弟數與書而不一答，蓋嫌其太直也。……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問題是，左宗棠的脾氣極差，眼光卻是極其高明的，不久，曾國藩的湘軍於咸豐四年年底果然大敗於江西湖口。太平軍燒燬湘軍水師戰船百餘艘，衝上曾國藩座船，殺死他的管駕、監印等官，盡獲其文牘。曾國藩倉皇逃跑，“呼救無從”，又一次試圖投水自盡。太平軍湖口之戰的勝利，一舉扭轉了西征的整個戰局。至此，曾國藩沿江東下的攻勢被瓦解，迅速佔領江西的計劃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敗，曾國藩內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國藩。不久，曾國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與江西官員相處不睦，處境極為困難。左宗棠在與朋友的書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譏評曾國藩的表現。咸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說：“滌公方略本不甚長，而事機亦實不順利。聞有西安將軍銜命來江之說，恐此後日益為難。見與江西大僚構釁已深，傾之者多，將來恐同歸於糟而已。”又說：“滌公（曾國藩）年來意興索然，於人材罕所羅致，所部傑出者頗少。”此外還有“鄉曲氣太重”、“才亦太缺”、“於兵事終鮮悟處”（皆致胡林翼信中語）等惡評。說到極處，左宗棠更認為曾氏用兵呆滯，“非辦賊之人”，以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國，要拯救大清王朝，還需要別人出手。
　　罵歸罵，左宗棠的大局觀卻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國藩徹底失敗，天下大勢將更不可為，所以一邊刻薄入骨地譏評曾國藩，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對湘軍加以救助。當石達開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擔心江西全域性因此而潰，禍及湖南，他說：“吾為滌公（曾國藩）危，亦為吾鄉危”，因此向湖南巡撫駱秉章建議迅速支援江西：“以時局論，固無有急於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劉長佑速帶援軍於咸豐六年初趕往江西，救曾國藩於危難之中。後來又陸續派劉騰鴻、曾國荃、周鳳山、王珍等軍東援江西，並在接濟軍餉方面給了曾國藩以慷慨幫助。兩人的關係因此又多雲轉晴，重修舊好。左宗棠的惡評當然或多或少會傳入曾國藩的耳朵，曾國藩卻沒有過任何反駁或者辯白。他把這些話默默地嚥了下去，對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豐六年，曾國藩老弟曾國荃在湖南募兵，寫信給哥哥討教用兵方法。曾國藩寫信給他，讓他多聽左宗棠的意見：“一聽駱中堂，左季兄之命，敕東則東，敕西則西。”可見他對左宗棠才幹的絕對信任。

七
　　按理說，雖然在江西階段曾國藩處處不順，但在此之前他隻手建立湘軍，挽狂瀾於既倒，其過人的眼光通過湘軍之崛起已經顯露無遺了。即使戴著科舉情節這個有色眼鏡，左宗棠也應該能看到曾國藩的過人之處。為什麼他還這樣瞧不起曾國藩呢？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逸出一筆，談談曾國藩的軍事才華。從軍事指揮藝術來看，左宗棠對曾國藩才略的批評並非沒有道理。
　　毫無疑問，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一流的軍事家。他用兵的長處在於大局觀好，老成持重。曾國藩凡事以拙為本，在軍事上，也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打仗第一要求是“穩”，在行軍、紮營、接仗等各個環節，都力求先立於不敗之地。力戒浪戰，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孫子兵法》強調：“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兵法·形篇》）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行軍打仗數十年，除一開始幾次失手外，沒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於此。
　　但凡事過猶不及，腳踏實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則，但是兵者詭道也，有一些特殊情勢下，也需要敢於冒險，大踏步前進。在這樣的時候，曾國藩身上的弱點就顯露出來了。他從來不敢出奇兵，用奇謀，因此錯失過許多好機會，許多時候事倍功半。
　　比如後來在咸豐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營，蘇州、常州失陷的時候，本來曾國藩有迅速擴張勢力，一舉包圍天京的可能。當時蘇浙兩省大部都已經淪陷。胡林翼寫信給曾國藩，替他出主意，勸他不要再圍攻安慶，而是趁蘇省殘破、舊有的文武大員下落不明之時，直接以能幹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楨、李鴻章、劉蓉等人分領蘇贛浙三省的巡撫等職位，利用這些地方的豐厚餉源供養軍隊，分南北西三路跳過長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開包圍。應該說，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點冒險，卻也有七成以上的勝算。左宗棠對這個建議也雙手贊成，認為江南大營的潰滅，給了湘軍以大發展的極好機會，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如果曾國藩聽從胡林翼的建議，也許蘇常淪陷以後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後方能逐漸改觀。
　　然而曾國藩對平定太平天國，有自己的一定之規，那就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先取上游，再規下游”。從長江上游向下打起，一個一個城市拔釘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勸，曾國藩就是不為所動。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都扼腕長嘆。
　　曾國藩平生長於自省，因此對自己用兵的長與短，心裡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國藩剿捻欠效，在《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留軍中效力摺》中就這樣談到自己的用兵問題：
　　臣不善騎馬，未能身臨前敵，親自督陣。又行軍過於遲鈍，十餘年來，但知結硬寨、打呆仗，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略制敵於意計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餘年以來，中國人對曾國藩不斷進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無缺的聖人。事實上，曾國藩一生，只善於用呆兵、死兵，不善用活兵、奇兵。他凡事都追求最紮實、最徹底，固然把風險降到了最低，卻也大大影響了效率。左宗棠辦事風格極為明快，總是能找到效率最高的途徑。在適當的時候，他絕不害怕冒險。因此，兩個人的軍事思想經常發生衝突。左宗棠一生對曾國藩過多苛評，從用兵、籌餉到用人，無不鄙夷。縱觀曾國藩一生，籌餉用人二端，實無可以指責之處，唯用兵一節，確實常見庸常之筆。從這個角度來講，左宗棠後來說“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確有七分道理。

八
　　截至咸豐七年以前，曾、左二人的關係時晴時陰，疙瘩不斷，風波迭起。但是與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和左宗棠的那次大沖突相比，都無足輕重了。
　　咸豐七年前後是曾國藩生命中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之一。此時他創立的湘軍已經轉戰三載，屢立戰功，但是處境卻越來越尷尬：由於皇帝對他抱有防範心理，不肯給他以督撫地位，使他領兵三載，一直處於孤懸客處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餉無處不難。特別是在江西期間，由於手中沒有行政權力，雖然湘軍為保衛江西終日苦戰，仍然被江西通省視為額外負擔，始終受到官僚大吏們的排擠和刁難，可謂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曾國藩飽受欺凌，鬱憤滿懷，心力交瘁，走投無路，精神幾近崩潰，以致在與劉蓉的信中說出了這樣的話：“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為我一鳴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時，一紙家書傳來，曾國藩父親於咸豐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這個訊息，曾國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軍務交給他人，給朝廷發去一封陳請開缺的奏摺後，不待皇帝批覆，即於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為父親辦理喪事去了。
　　作為領兵大臣，擅自離開軍營，是一件嚴重違反軍紀的事。一貫以忠貞自誓的曾國藩在軍事危急之際做出這個決定，顯然顯得有些不負責任。但曾國藩此舉，實屬迫不得已。他是想通過此舉，表達對清政府的不滿，也想借這個機會，向皇帝申明自己所處“極不得位”的真實處境。咸豐皇帝雖然頗為震怒，但是他對曾國藩的艱難處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撫駱秉章和湖北巡撫胡林翼不斷為曾國藩說情，遂傳旨給假三個月，委軍一事免於追究。朋友當中，胡林翼、吳敏樹等都對曾國藩的舉動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對曾國藩加以安慰，吳敏樹在信中說：“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
　　按理說，在曾氏如此困難之際，作為朋友，左宗棠對曾應該加以理解安慰才對。但是左宗棠卻在這個當口，寄來了一封信，對曾國藩大義凜然地加以嚴厲批評。
　　信的開頭，左宗棠就引經據典，從儒家倫理原則高度出發，批評曾國藩委軍歸家，是不忠不義、不負責任的表現。
　　接下來左宗棠又嬉笑怒罵，捎帶嘲諷了曾國藩兵略平常：你曾國藩領兵打仗，本來就犯了許多錯誤，喪失了許多機會。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計較。不過這次你這番舉動，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懷疑了。你是不是聽我的勸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憑你的本事，對國家大局能否有所幫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軍奔喪，則非禮非義，我不能不嚴肅批評你。
　　從才能到品質，左宗棠把曾國藩批了個一無是處。可以想見曾國藩收到這封信後會多麼鬱悶。
　　事情還不止於此，除了寫信責罵曾國藩之外，左宗棠在公眾場合對曾國藩更加肆無忌憚地大加譏彈。曾國藩此次委軍回湘，是湖南官場一時談論的熱點，左宗棠每見一人，都大談曾氏平日擺出一副理學大家面孔，以誠自命，此次卻以父喪為由，要挾君父，可見其居心並不如自己所稱那樣正大。
　　應該說，左宗棠的罵人功夫確實登峰造極，史上一流。其特點一是一針見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饒人，喋喋不休。曾國藩在官場上飛黃騰達，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憑“以誠為本”的理學功夫博得大名。好，你不是以“誠”自許嗎？那麼我就用事實來證明你其實為人不誠不忠。左宗棠下意識裡對曾國藩壓抑多年的嫉妒不平之心終於找到機會進行了一次光明正大的暴發。
　　左宗棠這一罵，正發生在曾國藩情緒處於最低谷的時期。曾國藩要挾皇帝，並沒有得到期望中的結果，反被皇帝順水推舟，解除了兵權，讓他在家守孝。一下子，曾國藩弄巧成拙，成為天下官場的笑柄。曾氏陷入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左宗棠的詆譭，就成了撒在曾氏傷口上的一把鹽，把曾國藩傷到徹骨，讓他終生難以釋懷。道德是曾國藩最看重的資本，往這項資本上潑汙水，是他無法忍受的。多年之後，他向人談起與左失和的始末時，還咬牙切齒地說，“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肆口詆譭，一時譁然和之”。“我生平以誠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正因如此，曾國藩對左宗棠的這封信根本不予回覆，從此與左音書斷絕。左宗棠沒接到回信，一時居然還很不高興，在四月二十日致胡林翼信中說：“此公才短氣矜，終非平賊之人。仁先、霞仙知其為君子，而不以君子待之，殊可嘆。此輩宜置之高閣，待賊平再議耳。”　
　　但四處罵完了曾國藩，痛快完了嘴之後，中夜撫心自思，左宗棠也感覺自己做得有些過分。聽說曾國藩對他“見怪”之後，在給王鑫的信中，他難得地做了一點自我批評：雖然我說的都是正確的道理，不過方式方法可能有問題。但是曾國藩不給他回信，心高氣傲的他當然也不可能主動再去聯絡。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此公（指曾國藩）仍負氣如故，我亦負氣如故也。”

九
　　中國這片土地的魅力在於，雖然它整體上如此沒有個性，卻經常會在你意想不到之處跳出一兩個光芒四射的異人。左宗棠這個人對於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也許不僅是他出眾的軍事才能，而更在於他那出人意料的個性。
　　左宗棠對曾國藩的這通嬉笑怒罵，符合他的一貫作風。他平生為人，從來都是不平則鳴，從不藏著掖著，虛與委蛇。與人交往，從來都是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從不會迂迴含蓄。他一生以剛直自矜，說話做事，不過多考慮後果，不太考慮別人的反應。他不光這樣痛罵過曾國藩，以後也同樣這樣痛罵過好友郭嵩燾等人。
　　這種性格當然很容易得罪人。胡林翼說他：“剛烈而近於矯激，面折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也就是說，他經常當面批評別人，一點也不客氣，人多因此怨恨他。對於這一點，左宗棠自己當然也十分清楚。他自己說，“兄平生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然不強人就我，亦不枉己徇人，視一切譭譽、愛憎如聾瞽之不聞不睹，畢竟與我亦毫無增損也。”也就是說，他決不因為別人的看法而改變自己，別人的一切譭譽，他皆置之度外。
　　左宗棠對自己的這種處世方式是十分看重的。他甚至認為，自己對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的最大價值就在於此。領軍之後，他曾經有過這樣一番自我評價：
　　曾國藩等人認為他的優點是勤勞多謀，才華出眾。左宗棠認為這是皮相之見。他認為相處更久相知更深的郭嵩燾、胡林翼等人，其實也不真正瞭解他。左宗棠夫子自道，他最大的特點和長處是“忠介”。
　　忠者，忠於國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堅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環境而稍稍折損自己的鋒芒。左宗棠這樣說，也真的這樣做到了。他堅信，自己的剛直忠介，既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而不屈，也可以施諸於朋友同事之中而不違。他的風格一開始可能很難為人所接受，但時間長了，大家必然會理解他原諒他，而當大家接受了他的行事風格之後，那些複雜的事就變簡單了，沒有了那麼多虛偽做作的環節，交往效率和辦事效率反而大大提高。這就是他的“以直勝曲”論，與曾國藩的“以拙勝巧”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的好朋友胡林翼為人靈活，善於交往，長於運用權術，他卻說：“潤之喜任術，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
　　這種性格無疑有著極富魅力的一面，特別是在晚清的官場，左宗棠確實颳起了一股難得的清勁之風，一掃百餘年頹風穢氣。我們這個民族，實在太需要上天偶爾寫下的這樣神來一筆。
　　但是，凡事過猶不及。任何一個優點前進一步，就立刻成為缺點。左宗棠的優點在於他的清澈單純，而缺點也在於他的清澈單純。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潛藏著“自我中心”、“高己卑人”、“嫉賢妒能”的強大本能。左宗棠為人，善於察人，不善自察。和曾國藩比起來，他的自省功夫無疑相差太遠，對於心中的“忮求之意”，他缺乏克化之功。因此，他的“直”，他的“清澈”，也就把內心深處的醜陋之處直接呈現出來。他一生的兩大愛好，好聽過頭恭維和愛酷評他人，都根源於此。他一生從來不會拒絕別人的任何一句恭維，也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挑別人毛病的機會。特別是一遇到那些才力與自己相當之人，左宗棠就本能地變成一隻好鬥的公雞，總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攻擊傾向，開口即罵，專揭其短，無所不至。這在他後來與李鴻章、郭嵩燾的關係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從大公角度看，曾國藩抽身退步，確實有損清軍戰鬥力。對曾國藩委軍歸家之舉，刻刻以天下為念的左宗棠確實極為不滿。左宗棠在給曾國藩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介紹自己寫這封信的動機：“昨接滌公二十五日醴陵來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於義不合，蓋軍事重大，不比尋常宦遊可以自主……已詳作一函，力陳其不可。”
　　從這個角度說，他有此一罵，也理所必然。但是知人論世，不止有大公這一個角度。左宗棠和曾國藩畢竟是朋友。左宗棠痛罵曾國藩，於公固然無可挑剔，於私卻未免太不近人情。曾國藩在江西的困境左宗棠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對曾國藩的指責就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設身處地。這反映出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心理學家認為，左宗棠這樣的多血質人格雖然具有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上並不擅長，甚至有時對敏感的人際心理因素反應遲鈍”。確實，左宗棠處理人際關係，缺少了對朋友必需的一份溫情和理解。

十
　　相比左宗棠，曾國藩為人就全面得多。
　　每個人的青年時代都是青澀的。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也有著高己卑人、驕傲自大的一面。在早年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爾的才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克去曾國藩身上的這個缺點。在北京的最初幾年，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說他的缺點第一個是“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青年曾國藩的脾氣之大當時毫不亞於左宗棠。因為脾氣火暴，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好幾次大架。那時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遇事只認理不認情，“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國藩下過一段紮紮實實的克己之功，以理學為武器對自己“天賦之性”進行過深刻的反省和系統的糾正。居京十多年裡，曾國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實就是脫胎換骨，脫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換上“誠恕”之心，謙虛之道。他的胸懷日益擴充套件，性格日益寬厚，到與左宗棠初次會面以前，他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凡事必爭的青年變成了一個涵養極好、遇事忍讓的中年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順利，正是建立在曾國藩的深厚修養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貫注於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這一段功夫。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當然，一個人要成為“內方外圓”的“聖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雖然經過了艱苦的自我砥礪，但是從北京剛剛來到地方官場，曾國藩的稜角仍然顯得過於分明，處事仍然過於方剛和理想主義，對地方官場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汙濁一時難以適應。在江西數年與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場體制的原因，也有性格和處事方式的原因。
　　從咸豐七年二月到咸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在老家呆了近一年半時間。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間刻苦自修之外，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生命關節點。極為好勝的曾國藩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敗的原因。他意識到，辦事風格手段過於生硬，是他處處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經過一年多的鄉居，曾國藩如同變了個人。他斬關奪隘，沒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領大長。行動做事，由原來的方正，一變而為圓通。他的人際交往能力，從此大大提高。這首先就體現在曾、左關係當中。
　　左宗棠與曾國藩雖然關係僵了，但是和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的關係一直不錯，與曾國藩斷絕音信之後，與曾國荃卻音書不絕。這是曾、左關係中一個有點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實也理所當然。左宗棠與曾國荃性格相投，辦事節拍一致。他們都是炮桶子式的人物，辦事直來直去，不似曾國藩的磨磨嘰嘰，瞻前顧後。他們命運也有共同之處，都是科舉不中，以軍功升遷，彼此同病相憐。更加上曾國荃從戎之初得到過左宗棠的用心指點，對左宗棠的才能十分欽佩。同時曾國荃在資歷功業上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對左氏的聲威名望從不曾構成威脅，左宗棠一直從容地保持著居高臨下之勢。所以兩個人終生關係不錯。
　　曾國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卻不想因自己而影響弟弟與左宗棠的關係，因此特意給弟弟寫信說：“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荃本來夾在兄長和朋友當中，不知如何是好，這下知道了兄長的態度。在與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時，他還想方設法調和二人關係，勸哥哥先給左宗棠寫封信。
　　這恰恰和曾國藩想到了一處。在曾國藩居鄉時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對與左宗棠關係的反思。經過反覆思考，曾國藩認為，從恕道待人的角度出發，他應該寬恕左氏的這一舉動。畢竟在他心中，洶洶天下，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傑。要拯救天下，離不了與這兩個人的通力合作。後來的咸豐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國藩在家書中曾這樣評價：“今日辦事之人，惟胡潤之、左季高可與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時信時疑，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可見他對左宗棠的一貫重視與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勸解下，他開始努力恢復與左的關係。
　　然而，被人指著最痛處罵了一頓之後，還要主動修好，邁出這一步不是那麼容易的。咸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與弟弟信中寫道：“弟勸我與左季高通書問，此次暫未暇作，準於下次寄弟處轉遞，此亦兄長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季高處此次匆遽，尚未作書，下次決不食言。”可見這封信寫得多麼不容易。四月初九日，這封復交信終於寫成，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弟前請兄與季高通訊，茲寫一信，弟試觀之尚可用否？可用則便中寄省，不可用則下次再寫寄可也。”
　　曾國藩既然伸出橄欖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他的回信寫得相當熱烈，信的大意是說，接到你弟弟轉來的信，我實在是太高興了。一年沒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徹底與我絕交了，我又思念又傷心，但是仍然負氣等待，不願先認錯。但是反思這些年，事務太繁、困難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錯。心中冒出一個念頭，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於文字，剛發出去就後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樣的錯誤。我心中總以為，作為摯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會怪罪我。這就叫做責人嚴而責己疏，無疑是我自我修養不夠的表現。
　　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誠懇的一次自我批評了。原來內心深處，左氏也有對友誼的極端珍視，對自己的深刻懷疑。左宗棠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加之又聰明伶俐，所以他自小受盡寵愛，凡事都是別人包容他，讓著他。在與朋友相處時，他也不自覺地居於此種心態。他與曾國藩的關係，就如同一個任性不懂事的小弟弟和一個寬厚忍讓的大哥哥一般，在大哥哥面前小弟弟一直不知分寸，任意囂張。所以他罵過曾國藩之後，自己並不當回事。因為曾國藩是他朋友中脾氣最好、心胸最闊的一個。沒想到這一罵，徹底傷了曾國藩的心。一年時間，不見曾國藩回信，他確實後悔了。只有失去了這份友誼，他才發現到曾國藩的誠摯、寬厚是多麼可貴。因此，曾國藩意外地主動伸出復和之手，他當然十分感動，以致寫出這樣少見激動熱情的文字。
　　兩人中斷了一年多的書信來往又從而恢復。
　　雖然曾經譏諷曾氏再出，“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其實左宗棠是非常清楚曾國藩這樣“勇於任事”之人對於中興大業的重要性。在胡林翼的協調下，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替駱秉章起草奏摺，與胡林翼一起，請朝廷起用曾國藩。由於戰局重又緊張，皇帝不得不勉從其請，命曾國藩重新出山。曾國藩聞名即起，經過一年多的守墓“讀禮”，曾國藩的人生境界陡然提升，其術愈柔，其道愈廣。在人際交往上，也更加圓通和氣，他到了長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門，連小小的長沙縣衙他也親自造訪。拜訪左宗棠當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長沙與左宗棠一週之內數次深談，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日記），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一聯，請精於篆書的左宗棠書寫，表示謙抑之意。遂“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十一
　　曾國藩重新出山，再履重任，以謙卑圓融之態營造了比以前更舒適的生存空間。而左宗棠的傲慢卻終於受到了報復。咸豐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咸豐四年入幕後不久，駱秉章就開始對左宗棠是言聽計從；按左宗棠自己的話說：“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
　　《南亭筆記》這樣記載：
　　左文襄初以舉人居駱文忠公幕府，事無大小，專決不顧。文忠日與諸姬宴飲為樂。文襄嘗面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邪？”文忠乾笑而已。
　　說的是駱秉章把一切交給左宗棠，自己每日只是飲酒作樂。左宗棠當面嘲笑駱秉章說，你不過就是一個木偶，我怎麼牽，你怎麼動。聽到如此露骨的嘲諷，駱秉章也只有乾笑而已。這則軼事從情理上來講絕無可能，因為左宗棠再驕橫，也不至於無理至此。不過，作為描摹駱、左關係的一幅漫畫，卻十分生動傳神。
　　由於駱秉章如此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氣，把自己當成了真巡撫，將全省官員當成自己的下屬，“一意孤行”，對那些品級很高的大員也不假顏色。雖然在左的治下，湖南“自刑名、錢穀、徵兵、練勇與夫厘金、捐輸，無不佈置井井，洞中機要”（毛鴻賓奏稿），但他的作風卻得罪了許多官員。
　　關於這次災難的起源，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徐宗亮《歸廬談往錄》記載，永州鎮總兵樊曾經拜訪湖南巡撫駱秉章，身為幕僚的左宗棠出與樊共談，不料雙方“意大齟齬”，雖然樊為二品大員，左宗棠以一介舉人，居然“進起批樊頰”，並且大肆詈罵，使“樊不能堪”，兩人從此結下不解之怨。
　　而據劉成禺《世載堂雜議》記載，咸豐九年，永州鎮總兵樊燮因事謁見駱秉章。駱秉章讓樊燮直接去見左宗棠。總兵是二品大員，但清代重文輕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無點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員身份，見了左宗棠沒有請安，惹得傲慢慣了的左宗棠怒氣大發：“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個倔性子，頂撞道：“朝廷體制，未定武官見師爺請安之例，武官雖輕，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平時最忌諱人家提他的“師爺”身份。中不了進士才給人家當師爺，這是表面上風光無限的左氏內心的隱痛。他最受不了別人因為他的師爺身份而輕視自己，因此勃然大怒，起身上前就踢了樊一下，嘴裡還大罵：“王八蛋，滾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慫恿駱秉章彈劾樊燮，使他被革職回了老家。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戲劇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慫恿駱秉章彈劾樊燮確有其事。官場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結，因為你不知道哪塊雲彩有雨。樊燮與湖廣總督官文關係極為密切。在官文的支援下，他一個狀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說左宗棠是“劣幕”，一官兩印，囂張跋扈。一個師爺敢打二品大員耳光，這還了得？朝廷發下諭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時之間，不可一世的左師爺頭顱岌岌可危。
　　聞聽左氏遇禍，曾國藩“焦灼極切”，他不光為朋友憂，也為大局憂。他在家信中憂心忡忡地寫道：“湖南樊鎮一案，駱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一秉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法責，有‘屬員慫恿，劣幕要挾’等語，並將原奏及全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
　　左宗棠遇到的這一大難，可與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當時對曾是雪上加霜。此際曾國藩卻對左雪中送炭，關愛有加。他十分體諒左宗棠此際的心境，怕他因為驚憂過度，損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寬解。
　　除了溫辭慰問，曾國藩還全力以赴，託關係走後門，幫左氏解脫。咸豐帝將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錢寶青審辦，錢寶青是曾國藩的門主，於是曾氏以師座身份，請他設想緩解。在錢的努力下，左氏暫時未獲牢獄之災，得以順利離開湖南。
　　咸豐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撫的幕府，以北上會試為名，打算“直之於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對這個極端的辦法本來也心裡沒底，一路風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極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寫來的信，勸他不要北上，因為陷害他的人並不會因為他離開幕府而罷手，正在四處佈置，他去北京，無疑是自投羅網。左宗棠看了這封信，感到進京既無出路，回到老家，對方仍能“尋蹤而得”，深感“側身天地，四顧茫茫”，無安身之地。思前想後，他決定避難軍營。於是調頭南旋，來到宿松曾國藩大營。曾國藩對左氏的到來大表歡迎，二十天中，他與左“昕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曾年譜）左宗棠向曾國藩表示，請讓他自帶一隊湘軍，以一個普通小營官自效，萬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網羅密佈，即匿影深山，亦將為金丸所擬”，那就帶隊“策馬衝鋒”，以戰場上結束自己的生命。可見悲觀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之事，每每禍福相生。誰也沒想到，這一次天子親自問罪，竟成為左宗棠一生命運的重大轉折。由於左氏一人，事關湖南大局，所以許多大吏特別是兩湖官員，積極展開營救。除了曾國藩的努力，還有許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寫信向官文說好話，老朋友郭嵩燾向肅順求助。在一番緊鑼密鼓的營救下，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機。
　　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豐皇帝舉薦過左宗棠其人。比如咸豐六年，胡林翼就向咸豐皇帝介紹過左宗棠才學過人，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二，咸豐召見左宗棠的好友郭嵩燾，向他詢問起左宗棠的情況。郭乘機積極推薦左宗棠說：“左宗棠才極大，料事明白，無不了之事，人品尤極端正。他（指左）只因性剛不能隨同，故不敢出，數年來卻日日在省辦事。現在湖南四路征剿，貴州廣西籌兵籌餉，多系左宗棠之力。”咸豐因此對左氏印象頗深。
　　這次案件中，又有這麼多人為左宗棠求情。潘祖蔭甚至對皇帝說出“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樣的話，皇帝因此對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專旨詢問曾國藩，想聽聽曾國藩對左宗棠的評價，以及能否調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於咸豐十年四月回覆說：“（左氏）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曾國藩明知樊案之後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辦團，但卻將此列為首選，其用心在為左宗棠謀取實際官階，即疏中明白說明的“藩、臬”之職。曾國藩推薦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蔭那樣渲染鋪張，但卻直截了當地為之謀官謀權，更有力度。
　　皇帝於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補，作為曾國藩的助手，襄辦湖南軍務。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銜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夢也沒想到曾國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為大吉，他說對此際遇感到“實非夢想所期”。一沒有掉腦袋，二沒有回老家，對朝廷與朋友們感激次骨，遂磨拳擦掌，準備在曾國藩帳下大幹一番。得到左宗棠這樣的有力助手，曾國藩當然如虎添翼，他決定放手讓左氏大幹，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軍，以做獨當一面的打算。左宗棠僅一個月時間，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興勃勃，雄心大熾，他在家書中寫道：“此去務要盡平生之心，轟烈做一場，未知能遂其志否？”

十二
　　雖然深受曾國藩的舉薦之恩，但左宗棠對曾國藩，自始至終毫無唯唯之態。在曾國藩麾下帶兵之初，左宗棠就表現出不甘人下的特立獨行風格。
　　以前，凡是曾國藩麾下的軍隊，統稱為“湘軍”，而左宗棠卻獨樹一幟，將自帶的五千人號為“楚軍”。其他湘軍將領募軍練勇一遵曾國藩成制，而左宗棠卻對曾國藩的那套做法不太感冒。曾國藩選將專要樸實的讀書人，以其有根底，有操守，大節不苟。而左宗棠卻多用武夫，“亦不盡樸實之選，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左宗棠有左宗棠的算盤。原來，讀書人有功名，立了戰功很快可以高升，不再為己所用。而武人升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不得不一直在自己腳下盤桓，容易控制。曾國藩招兵，多從原籍湘鄉一縣招募，左宗棠認為這樣弊端尤多，因為一旦失利，往往是舉縣盡衰，士氣容易受挫。所以他從全省各府縣招募，優中選優，強中擇強。至於營制，他也參用後來脫離曾國藩系的王鑫之法，處處與湘軍有所不同。
　　事實證明左宗棠的名氣不是吹出來的。首次親自帶兵打仗，他就旗開得勝。咸豐十年九月二十日，左宗棠率軍抵達江西。楚軍募成之日，正是曾國藩困守祁門急需軍隊之時，他命左宗棠駐守景德鎮，十月十七日，廣東會黨起義軍進入江西，逼近景德鎮，左宗棠派兵迎擊，大敗會黨軍於貴溪。
　　剛剛把廣東會黨軍趕出江西，太平軍又接踵而至，兵分三路，包圍了曾國藩所駐的祁門。曾國藩四面楚歌，再次陷於驚恐之中。幸好左宗棠在景德鎮經過一日一夜激戰，將太平軍將領黃文金率領的數萬軍隊擊敗，令曾國藩轉危為安。
　　對於左宗棠在這兩次戰役中的表現，曾國藩極為激賞。事後，曾國藩專折為左宗棠請功說：“左宗棠初立新軍，驟當大敵，晝而躍馬入陣，暮而治事達旦，實屬勤勞異常，惟系襄辦京堂大員，應如何優擢獎敘之處，出自聖裁。”於是皇帝釋出諭旨，著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補。
　　曾國藩僥倖渡過此難，不料更大的危險緊接著到來。咸豐十一年二月，太平軍李世賢部再度進入江西，並於二月底擊敗左宗棠，攻佔了景德鎮，兵鋒直指祁門。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又一次陷於絕境，在日記中寫道：“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甚至給曾紀澤寫下了遺囑。
　　在這關鍵時刻，左宗棠再次力挽狂瀾。景德鎮失敗後，他退守樂平，三月六日與李世賢大戰於此，左充分利用地形優勢，命人開挖壕溝，引水塞堰，大大限制了太平軍騎兵的作用。在他的指揮下，左軍奮力進攻，結果大敗太平軍，殺敵五千多人。李世賢大敗狂奔，曾國藩再一次走出絕境，他大喜過望，對左宗棠當然又一次獎譽不已，向皇帝彙報稱：“（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審越時賢。”請求“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曾國藩甚至對皇帝說，他以此事斷定左：“將來必能為國家開拓疆土，廓清逆氛。”可謂推重倍至。
　　皇帝又一次接受了曾國藩的建議，“命候補三品京堂左宗棠幫辦兩汀總督曾國藩軍務”，左由襄辦改為幫辦，一字之差，變成曾的副手。隨後又晉為太常寺卿，正三品，這是左出山十年來第一次被授予真正實職官職。

十三
　　左宗棠也沒有想到，在曾國藩的麾下，他晉升能如此迅速。
　　太平軍被趕出江西后，卻在浙江勢如破竹。咸豐十一年九月，浙江全省幾乎全部被太平軍佔領。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國藩督辦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事。
　　曾國藩用人，抱定立人達人之原則，絕不因自己用著順手就把這個人壓在自己手下不使其升遷。他早就想為左宗棠謀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浙江失陷，給了他這個機會。他決定將浙江軍務全盤交給左宗棠，讓他從此獨當一面。十一月十六日，曾國藩在復左宗棠的信中寫道：“昨奉廷寄諭旨，謬以鄙人兼辦浙江軍務。位太高，權太重，虛望太隆，才智太短，殆無不顛蹶之理。即日當具折請辭，而推閣下督辦浙江軍務。”他說到做到，當月二十五日，他上《懇辭節制浙省各官及軍務等折》，說明了自己的想法：“以臣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

　　左宗棠聞訊大喜。這麼多年來，他一直盼著有離開曾國藩羽翼，自己開闢乾坤大展拳腳的一天。他率領軍隊，興沖沖地準備起程。這時曾國藩卻給他寄來信件，命他按兵不動。原來此時太平軍已經把浙江巡撫王有齡圍困在杭州，王有齡凶多吉少。如果左宗棠馬上出兵救援，萬一失敗，左氏得承擔救援不力之責。如果救援成功，把王有齡救出來，那麼浙江巡撫還是要由王有齡來做，左宗棠如何安置？因此直到十一月底，得知浙江巡撫王有齡在圍困中自縊而死，曾國藩才密奏清廷，請以左宗棠為浙江巡撫，同時命令左宗棠迅速入浙。曾國藩心機權術之深，可見一斑。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從此，當過多年“假巡撫”的左宗棠成了真巡撫，正式步入大員系列。在投奔曾國藩之初，左宗棠所期望不過是“以小營官自效”，孰料時僅三年，由五品郎中而四品京堂而三品京堂而太常侍卿而開府一方，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曾國藩不但把駐紮在贛浙邊界的湘軍統歸左宗棠節制，而且慷慨地給了他向皇帝的專奏權和徵收厘金權。
　　入浙是左宗棠一直以來的夢想。早在楚軍出湘之始，左就注意到浙江這個最富之地。曾國藩這次超額滿足了他的夢想，令他快慰無已。而曾國藩在入浙時機上的選擇，更讓他看到曾國藩為他考慮的細緻周到。此時的左宗棠，對曾國藩發自內心地尊重感激，和曾國藩交往中，變得畢恭畢敬，“脩敬先達之禮”，“每事必請教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