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缺失的大學精神 一個民族需要關注天空的人
阿新 • • 發佈：2019-01-07
文/姚國華
關注天空，還是關注腳下？
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大學？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國的絕大多數時候，尤其是近20多年來，並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是什麼呢？我要講遠一點。
孔子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建立了一個學校，通過它普及了一種理論，世世代代傳下來。公元前5世紀前後，世界上有幾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經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傳承下來，於是全球進入了軸心時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強大——他們後來超過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國，尤其在全球化時代，一種強大的力量逼迫著其他文明去改變自己，去迎合它，這種力量從哪裡來的？是從大學來的。
越是文明的社會，越是需要有一批專業學者來構造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成為所有社會成員的文化認同。而這些有智慧的知識精英形成的共同體，就是大學。
這樣的大學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圖時代，就建立一個叫Academy的東西，柏拉圖的Academy 要幹什麼呢？西方人認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並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後有一個抽象的能夠用數學、用邏輯、用語言精確表達的Logos，按今天的話，一種規律、一種規則，那才是萬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這個Logos，把握了萬物的規律，你就把握了萬物。這種柏拉圖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臘哲學的基本精神。
這與其他思想不同，尤其與中國人注重直覺與感性思維不同。中國的農業文化相信，我們的直覺、感悟，我們在人和物件之間建立一種生動的、感性的、直覺的關係，這是中國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圖時代，他鼓勵他的學生去尋找萬物背後的邏輯、數學、幾何學，從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裡探索萬物的和諧秩序和規律。柏拉圖的這種智慧，傳到亞里士多德，傳到亞歷山大時期的科學，傳到羅馬時代的法律，一直傳到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
公元5世紀奧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綜合，把基督教由一個光是信仰的宗教，變成了一個理性的宗教，一個講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來越能夠講道理，講究嚴格的理論推理，於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學。兩個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義的大學，就是義大利的博羅尼亞大學。這所最古老的大學，有近一千年歷史，還力圖保持老樣子，那些房子已經非常老舊了，實在撐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頂上，一些殘垣斷壁也都很好地保護在街上。這些大學幹什麼呢，要尋找上帝創造這個世界時賦予的規律、規則，一種抽象的道理，要尋找萬物背後的Logos。
我們知道，鄧小平的一個偉大智慧是“不爭論”：學任何東西，看任何書都要管用，沒用的東西就不要搞。讀馬列也要管用，否則幹什麼呢？爭論多了妨礙行動，所以提倡不爭論。深圳那個小漁村怎麼富起來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說”，說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說，打點“擦邊球”沒關係。甚至連“擦邊球”也說不上，完全放開，不然為什麼叫特區呢？結果，今天中國人都預設，說的東西往往不能做，做的東西往往不能說；悶聲發大財，這是最大的聰明。
但是西方學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說，而且說的東西還不管用，說的是些什麼呢？針尖上能站多少個天使；上帝把亞當身上一根肋骨變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會少了一根肋骨；禿頭復活以後，在天堂裡面長不長頭髮；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樣子；亞當和夏娃不是娘肚子裡生出來的，有沒有肚臍眼。這些問題看起來無聊可笑透頂，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但它具有另一種意義，它確立了一個信念：萬物背後都有一個根本的道理，而且這個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尋找、可以證明、可以爭出來的。越爭論，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學就開始幹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麼事情都能夠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發展。所以，西方精英們從一開始就相信，社會必須有一種超越任何個人意志，超越物質外表的一種道理、一種規則、一種規律、一種秩序，它雖然抽象，卻嚴格遵守邏輯、數學與實證的規則。這就是希臘理性思維，這就是柏拉圖的Academy留下來的精神，這就是現代大學精神。
四大文明古國都是自然主義的文明，人們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輪迴、靠土地裡面長出的東西來養活人，依靠自然生態的迴圈。
但是與柏拉圖對應的希臘文明是另外一種文明。我兩個月前去了希臘，這個地方在今天看來是不可能產生偉大文明的：山上光禿禿的，生態惡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臘歷史上經過幾次反覆，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總是幾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這個原因。後來多利亞人崛起，當這塊土地提供的糧食接近危險的極限時，他們受了腓尼基人貿易活動的影響，不再靠土地上的收穫直接養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業、還有手工業，與外部的生產分工和相互貿易來實現生活的供給。他們的山上能夠種葡萄和橄欖，這兩種作物不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還能夠保持水土，這兩種作物不能當飯吃，但是可以釀成葡萄酒，榨出橄欖油，而他們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條件。他們把葡萄酒和橄欖油拿去跟別人換，於是一種特殊的文明就產生了。
商人們航行在單調枯燥的海上，跟農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與大地接觸不一樣，他們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陽、月亮、星空，於是他們的天文學、幾何學就很發達；商人總是盤算著數字比例關係，於是數學思維很發達，畢達哥拉斯主義就產生了；航海與貿易需要發達的手工業，而手工業製品通過商業推廣又更加發達，手工業的發達導致了原子論的產生，機械唯物論的產生，導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學的產生。
我們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學作為改變世界的有力工具外，還有一個東西用在處理人和人的關係上，這就是法律。中國人怎麼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呢？通過面子，通過感情，通過人情關係，通過道德，最後通過權力來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過法律，通過契約，通過社會公德，通過每一個人心中把握的客觀尺度來約束所有人的行為。這種法理思維，跟自然科學思維如出一轍，相信所有個別事物之上，有一個抽象的規則、法則和規律在支配著一切，而且這種抽象的規則是能夠以嚴格的邏輯和數學方式表達的。
今天西方人強大的奧妙，就是兩個東西，一個科學，一個法律，都是從希臘哲學演變而來的。這兩個東西看起來好象不一樣，法律是管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律是管自然萬物之間的關係的，但在西方語言中是一個東西，都叫Law。它們都是從柏拉圖那裡來的，相信萬物背後有一個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這東西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維去把握。
大學就是柏拉圖的那個Academy延續下來，到中世紀就是經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執著追求萬物背後的規則，相通道理越爭論越明白。這種把求知當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態度，幾乎體現在每一位哲學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臘智慧的第一個人。他本是個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經商賺錢，老去探索一些沒用事情，所以他很窮，有一點錢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說哲學家是那些沒用的人，賺不到錢的人。據說，泰勒斯有一年運用他的知識賺了一大筆錢，當然這個說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欖會豐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欖的機器，乘機擡高壟斷了價格，賺了一筆錢，以此來證明哲學家如果想賺，他是可以比別人賺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樂於追求的東西。還有一個故事，一個晚上泰勒斯走在曠野上，擡頭看著滿天星斗，他預言第二天會下雨，正在他預言要下雨的時候，腳下一個坑，他掉進去了，差點摔死，別人把他救起來，他說謝謝你，你知道嗎？明天會下雨啊！於是又成了一個笑話，哲學家是隻知道天上的事情，卻不知道腳下會發生的事情的人。兩千年以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誰都不代表真理
亞里士多德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西方大學與中國大學有個很不同的地方，我們的書特地選擇拉斐爾的《典雅學派》與《孔子講學圖》對比做封面，顯示看出兩種大學的區別。《雅典學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畫，在梵帝岡博物館裡，畫面所有的人都在一個大廳裡面，沒有地位等級，大家各自幹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平列走在一起，爭論得面紅耳赤。誰都不代表真理，老師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於一切，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去領悟真理。可是中國的大學呢，一定是老師在臺上，老師顯得很大、在中央，學生畫得很小、在旁邊；學生什麼都不知道，一個個在問老師，老師什麼都知道，他是釋出真理的。這是中國的大學。
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吃喝玩樂中間，柴米油鹽醬醋茶中間，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間，但是如果只有這個的話，這個民族是不可能擁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歐洲城市裡，總有一箇中心是Academy，或者是University，它們在整個社會當中起著核心作用、靈魂作用。所以一個成功的現代國家是不可想象沒有大學先立起來的。
我的結論是，西方現代文明是城市運動和大學運動，現實操作和理想引領，兩個東西的呼應才產生的。事實也是這樣，文藝復興之前就有博羅尼亞大學，法國的崛起有巴黎大學，英國的崛起有牛津劍橋，美國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紀初德國要崛起的時候，就有柏林大學。當時德國四分五裂，被拿破崙打得嗚乎哀哉，割地、賠款、求和，窮得不能再窮，窩囊得不能再窩囊了。一位最有遠見的人物是洪堡，他影響了普魯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關鍵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學。洪堡成為內閣當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學，柏林大學的首任校長就是哲學家費希特。
中國20世紀最大的驕傲與不幸
美國之所以為美國，大家都知道，美國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有所謂拉丁美洲現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個無望的擺脫不了的陷阱裡，為什麼美國和拉丁美洲會有如此區別呢？因為拉丁美洲的開拓者就像我們深圳、海南的開拓者一樣，只是去撈一把錢的人。其實當時中南美洲的條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連高階的印第安文明都沒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輝煌的印加文明、阿茲特克文明，有瑪雅文明。但什麼導致了北美的強大呢？今天人們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號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實五月花到達北美時，那裡已經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國曆史書都從五月花開始寫起的。為什麼歷史學家這樣偏愛這103人呢？那是因為五月花上的人們的信仰，代表了美國精神的源頭，形成了韋伯所謂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這些新教徒上岸後只有16年，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學，第二年以最大捐贈者名字命名為哈佛。由此看來，北美移民一開始就很特殊，其一，他們是清教徒，其二，他們建立了大學，這是美國今天這麼強大的奧妙。清華大學著名學者秦暉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區別，他認為美國之所以比南美優越，是因為有一個好的制度。我並不反對這種說法，但是我要強調，美國的制度八字還沒一撇的時候，清教徒們一上岸就與伊比利亞人不同，他們只過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學，160年後才建立了美國和美國憲法。你說文化重要還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學還是先有憲法？
今天以色列很強大，它建國只比新中國早一年，建國後第二天就開始打仗，它處在百倍的敵對人口包圍之下，但今天幾乎已經沒有平級的對手了，沒有一個國家敢主動向它挑戰。憑什麼以色列這麼牛？因為以色列是有大學的，大學比什麼都重要，在它還根本無法建國的時候，猶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來大學，建校校長魏茨曼就是後來以色列的開國總統。希伯來大學比他們的國家還早25年。
再看看日本。這麼一個小小島國，自古籠罩在中國文化的陰影裡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國強大。為什麼它會有今天？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時，日本的水平遠遠不能與中國比，可是有一個關鍵人物叫福澤諭吉，今天日本鈔票最大面額是一萬日元，上面的那個頭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軍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寫了幾本書，辦了一份報紙，辦了日本第一所大學的福澤諭吉，這樣一個人成了現代日本民族的靈魂人物。他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這三個方面的順序，應該先是心靈，再是政治體制，最後才是經濟。把這個順序顛倒過來，表面上看是捷徑，但最後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澤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時期的中國，卻走了一條福澤諭吉預言走不通的路。最早開啟國門就是搞洋務運動，搞經濟建設，把西方的堅船利炮買過來，再開始造，然後才發現還要政治體制變革。戊戌變法一百多天，一場鬧劇結束了，甚至倒退。社會矛盾尖銳衝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後，制度的除舊佈新看起來已經沒問題了，可是整個社會卻陷入水深火熱、軍閥混戰之中，打倒一個皇帝，出現無數個土皇帝。人們在絕望的時，才有梁啟超發現日本人早就說出這條路走不通，梁啟超才倡議新民運動，這可以說成為中國的20世紀全新的開始。文化立國，教育立國，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是 20世紀中國或者說現代中國的真正開端。這個開端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
北京大學變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學。
蔡元培從德國回來，以柏林大學模式拿來治理北京大學，只幾年時間就把它變成一所真正的大學，變成整個民族精神的搖籃，從而開創了中國的20世紀。對此，我們無論怎麼高的讚美都不為過。蔡元培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真正偉大的一個人，甚至遠遠超過孫中山。蔡元培才是一個新時代的旗幟，雖然那個北大的崛起已經有點晚了，而且北大也沒有辦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發展多久，只有幾年時間，整個國家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新文化運動馬上就變成了政治運動。
北大的新文化運動變成了政治運動之後，於是出現了一種妥協，這就是黃埔軍校。我們知道，孫中山一生本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屢戰還屢敗，一事無成。後來，他以列寧主義模式，以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改組
國民黨，建立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跟軍閥不一樣，軍閥是為了地盤，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黃埔軍校是為了一種民族主義信念而打仗，有了一個比升官發財，吃喝玩樂更高的理念，凝聚一個集體，形成一個組織，建立一種制度。蔣介石一生的權威，都來自於他是黃埔軍校的校長。
所以，在中國沒有大學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準大學，介於大學與軍閥之間，這就是黃埔軍校。
共產黨後來也是這樣。毛澤東一生的奧妙都在延安，延安實際上就是一所軍政大學校，當然也是一所準大學。毛澤東把共產主義理想變成了照耀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這麼一種信仰，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倒更近似西方現代文明，所以共產黨很快就取得了政權，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迸發出巨大的力量。在這一點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擬的，把握中國最有力量人，第二個就是毛澤東了。毛澤東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變了中國。
八年抗戰中在大後方組建的戰時大學，以西南聯大為代表，也包括當時的武漢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這五大名牌大學共同培育了抗戰中一代民族精英。這是一些真正的大學，即使處在窮山惡水間，在漏雨的平房裡，在破廟裡，在茶館裡，卻毋庸置疑地構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學。
在破廟裡，在最簡陋房子裡的西南聯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學。國民政府無論多麼腐敗，但在抗戰八年間，它把僅次於軍費的第二大財政開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費用都高。這是什麼概念呢？國家都要完蛋了，大學還能辦嗎？當時有很多人說，大學就不要辦了，年輕人還呆在學校幹什麼？趕緊打仗去，救國家去。如果說要辦大學的話，那也是化學系教造火藥，物理系教造槍炮，力學系教造橋樑，外語系就培養翻譯官，哲學系就培養政治教官吧。可是，當時蔣介石居然聽從了少數人的意見，大學該怎麼辦還怎麼辦，在整個抗戰時期，大學不僅沒有萎縮，而且人數成倍增加，大批年輕人跑到大後方去上大學，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儘管蔣沒有得到好處，大都被新政權收過來了，但他們造成了新中國之後的輝煌。
我可以下一個結論，中國20世紀所有的驕傲，都歸結到中國能夠在最絕望的時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國人，他們能夠辦起幾所大學或準大學，支撐起整個民族的文化。中國20世紀最大的驕傲都歸結於北大、黃埔、延安，以及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戰時大學。而中國20世紀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於在平常時期幾乎完全沒有真正的大學，沒有完整人格的修養所，只有人才培訓機構，只有培養工具，培養聽話的螺絲釘的地方。
內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們中國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學也要有用的，所有的專業都要有用的，連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學是沒有用的，因為大學是培養人的，人不是要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氣一點的話說，人是老闆，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說的老闆，是自己知道該怎麼做，而且能夠指導別人怎麼做的人。中國沒有老闆，有老闆也是跟著別人跑的，最終來說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國今天沒有在世界舞臺上呼風喚雨的人物，沒有領先的潮流的領域、品牌、標準。我們用盡了資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環境破壞，更大的破壞是人心靈的瓦解，內心世界自信心和創造力的完全喪失，只有依附於外部智慧，去換取滿足慾望膨脹所需要的消費資料，換取GDP數字的增長。
這種接軌所造成的對西方依賴的程度是驚人的。中國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在西方賣高價錢，在歐美，中國人在面對西方人是擡不起頭的，因為中國製造是低劣的代名詞，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賣到別人價格的一個零頭。
中國必須改變這條道路，必須要有自己的大腦，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學。未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國。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現代國家都是文化立國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國，韓國都有文化立國。但中國大陸，這個聲音還傳不開來，因為無數蠢貨佔著舞臺。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都熟悉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過了N年以後，終於有一批知識分子出來說，制度建設也是關鍵，制度建設比經濟建設更重要。然而，中國人卻無法能夠接受內心深處的改變，而這是一切問題的真正關鍵。
所以，我說中華民族的崛起取決於大學的崛起，而今天中國大學的崛起還相當遙遠。怎麼辦，我們能做的只有自己內心的崛起，現實中沒有真正的大學，但我們可以做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在自己的心靈中，在自己行動中，營造健全的大學生活。真正的大學不在高樓大廈，不在權威講壇，不在那些囂張的東西，就在每個靈魂的生命裡，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就是超越的對話與交流，形成一種學術氛圍，一步一步蔓延，把越來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學就形成了，很快就會變成了一場文化運動，就會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來，整個國家就有了希望。
關注天空，還是關注腳下？
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大學？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國的絕大多數時候，尤其是近20多年來，並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是什麼呢？我要講遠一點。
孔子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建立了一個學校，通過它普及了一種理論，世世代代傳下來。公元前5世紀前後，世界上有幾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經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傳承下來，於是全球進入了軸心時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強大——他們後來超過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國，尤其在全球化時代，一種強大的力量逼迫著其他文明去改變自己，去迎合它，這種力量從哪裡來的？是從大學來的。
越是文明的社會，越是需要有一批專業學者來構造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成為所有社會成員的文化認同。而這些有智慧的知識精英形成的共同體，就是大學。
這樣的大學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圖時代，就建立一個叫Academy的東西，柏拉圖的Academy 要幹什麼呢？西方人認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並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後有一個抽象的能夠用數學、用邏輯、用語言精確表達的Logos，按今天的話，一種規律、一種規則，那才是萬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這個Logos，把握了萬物的規律，你就把握了萬物。這種柏拉圖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臘哲學的基本精神。
這與其他思想不同，尤其與中國人注重直覺與感性思維不同。中國的農業文化相信，我們的直覺、感悟，我們在人和物件之間建立一種生動的、感性的、直覺的關係，這是中國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圖時代，他鼓勵他的學生去尋找萬物背後的邏輯、數學、幾何學，從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裡探索萬物的和諧秩序和規律。柏拉圖的這種智慧，傳到亞里士多德，傳到亞歷山大時期的科學，傳到羅馬時代的法律，一直傳到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
公元5世紀奧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綜合，把基督教由一個光是信仰的宗教，變成了一個理性的宗教，一個講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來越能夠講道理，講究嚴格的理論推理，於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學。兩個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義的大學，就是義大利的博羅尼亞大學。這所最古老的大學，有近一千年歷史，還力圖保持老樣子，那些房子已經非常老舊了，實在撐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頂上，一些殘垣斷壁也都很好地保護在街上。這些大學幹什麼呢，要尋找上帝創造這個世界時賦予的規律、規則，一種抽象的道理，要尋找萬物背後的Logos。
我們知道，鄧小平的一個偉大智慧是“不爭論”：學任何東西，看任何書都要管用，沒用的東西就不要搞。讀馬列也要管用，否則幹什麼呢？爭論多了妨礙行動，所以提倡不爭論。深圳那個小漁村怎麼富起來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說”，說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說，打點“擦邊球”沒關係。甚至連“擦邊球”也說不上，完全放開，不然為什麼叫特區呢？結果，今天中國人都預設，說的東西往往不能做，做的東西往往不能說；悶聲發大財，這是最大的聰明。
但是西方學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說，而且說的東西還不管用，說的是些什麼呢？針尖上能站多少個天使；上帝把亞當身上一根肋骨變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會少了一根肋骨；禿頭復活以後，在天堂裡面長不長頭髮；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樣子；亞當和夏娃不是娘肚子裡生出來的，有沒有肚臍眼。這些問題看起來無聊可笑透頂，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但它具有另一種意義，它確立了一個信念：萬物背後都有一個根本的道理，而且這個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尋找、可以證明、可以爭出來的。越爭論，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學就開始幹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麼事情都能夠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發展。所以，西方精英們從一開始就相信，社會必須有一種超越任何個人意志，超越物質外表的一種道理、一種規則、一種規律、一種秩序，它雖然抽象，卻嚴格遵守邏輯、數學與實證的規則。這就是希臘理性思維，這就是柏拉圖的Academy留下來的精神，這就是現代大學精神。
四大文明古國都是自然主義的文明，人們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輪迴、靠土地裡面長出的東西來養活人，依靠自然生態的迴圈。
但是與柏拉圖對應的希臘文明是另外一種文明。我兩個月前去了希臘，這個地方在今天看來是不可能產生偉大文明的：山上光禿禿的，生態惡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臘歷史上經過幾次反覆，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總是幾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這個原因。後來多利亞人崛起，當這塊土地提供的糧食接近危險的極限時，他們受了腓尼基人貿易活動的影響，不再靠土地上的收穫直接養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業、還有手工業，與外部的生產分工和相互貿易來實現生活的供給。他們的山上能夠種葡萄和橄欖，這兩種作物不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還能夠保持水土，這兩種作物不能當飯吃，但是可以釀成葡萄酒，榨出橄欖油，而他們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條件。他們把葡萄酒和橄欖油拿去跟別人換，於是一種特殊的文明就產生了。
商人們航行在單調枯燥的海上，跟農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與大地接觸不一樣，他們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陽、月亮、星空，於是他們的天文學、幾何學就很發達；商人總是盤算著數字比例關係，於是數學思維很發達，畢達哥拉斯主義就產生了；航海與貿易需要發達的手工業，而手工業製品通過商業推廣又更加發達，手工業的發達導致了原子論的產生，機械唯物論的產生，導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學的產生。
我們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學作為改變世界的有力工具外，還有一個東西用在處理人和人的關係上，這就是法律。中國人怎麼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呢？通過面子，通過感情，通過人情關係，通過道德，最後通過權力來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過法律，通過契約，通過社會公德，通過每一個人心中把握的客觀尺度來約束所有人的行為。這種法理思維，跟自然科學思維如出一轍，相信所有個別事物之上，有一個抽象的規則、法則和規律在支配著一切，而且這種抽象的規則是能夠以嚴格的邏輯和數學方式表達的。
今天西方人強大的奧妙，就是兩個東西，一個科學，一個法律，都是從希臘哲學演變而來的。這兩個東西看起來好象不一樣，法律是管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律是管自然萬物之間的關係的，但在西方語言中是一個東西，都叫Law。它們都是從柏拉圖那裡來的，相信萬物背後有一個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這東西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維去把握。
大學就是柏拉圖的那個Academy延續下來，到中世紀就是經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執著追求萬物背後的規則，相通道理越爭論越明白。這種把求知當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態度，幾乎體現在每一位哲學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臘智慧的第一個人。他本是個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經商賺錢，老去探索一些沒用事情，所以他很窮，有一點錢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說哲學家是那些沒用的人，賺不到錢的人。據說，泰勒斯有一年運用他的知識賺了一大筆錢，當然這個說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欖會豐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欖的機器，乘機擡高壟斷了價格，賺了一筆錢，以此來證明哲學家如果想賺，他是可以比別人賺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樂於追求的東西。還有一個故事，一個晚上泰勒斯走在曠野上，擡頭看著滿天星斗，他預言第二天會下雨，正在他預言要下雨的時候，腳下一個坑，他掉進去了，差點摔死，別人把他救起來，他說謝謝你，你知道嗎？明天會下雨啊！於是又成了一個笑話，哲學家是隻知道天上的事情，卻不知道腳下會發生的事情的人。兩千年以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誰都不代表真理
亞里士多德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西方大學與中國大學有個很不同的地方，我們的書特地選擇拉斐爾的《典雅學派》與《孔子講學圖》對比做封面，顯示看出兩種大學的區別。《雅典學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畫，在梵帝岡博物館裡，畫面所有的人都在一個大廳裡面，沒有地位等級，大家各自幹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平列走在一起，爭論得面紅耳赤。誰都不代表真理，老師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於一切，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去領悟真理。可是中國的大學呢，一定是老師在臺上，老師顯得很大、在中央，學生畫得很小、在旁邊；學生什麼都不知道，一個個在問老師，老師什麼都知道，他是釋出真理的。這是中國的大學。
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吃喝玩樂中間，柴米油鹽醬醋茶中間，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間，但是如果只有這個的話，這個民族是不可能擁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歐洲城市裡，總有一箇中心是Academy，或者是University，它們在整個社會當中起著核心作用、靈魂作用。所以一個成功的現代國家是不可想象沒有大學先立起來的。
我的結論是，西方現代文明是城市運動和大學運動，現實操作和理想引領，兩個東西的呼應才產生的。事實也是這樣，文藝復興之前就有博羅尼亞大學，法國的崛起有巴黎大學，英國的崛起有牛津劍橋，美國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紀初德國要崛起的時候，就有柏林大學。當時德國四分五裂，被拿破崙打得嗚乎哀哉，割地、賠款、求和，窮得不能再窮，窩囊得不能再窩囊了。一位最有遠見的人物是洪堡，他影響了普魯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關鍵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學。洪堡成為內閣當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學，柏林大學的首任校長就是哲學家費希特。
中國20世紀最大的驕傲與不幸
美國之所以為美國，大家都知道，美國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有所謂拉丁美洲現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個無望的擺脫不了的陷阱裡，為什麼美國和拉丁美洲會有如此區別呢？因為拉丁美洲的開拓者就像我們深圳、海南的開拓者一樣，只是去撈一把錢的人。其實當時中南美洲的條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連高階的印第安文明都沒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輝煌的印加文明、阿茲特克文明，有瑪雅文明。但什麼導致了北美的強大呢？今天人們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號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實五月花到達北美時，那裡已經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國曆史書都從五月花開始寫起的。為什麼歷史學家這樣偏愛這103人呢？那是因為五月花上的人們的信仰，代表了美國精神的源頭，形成了韋伯所謂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這些新教徒上岸後只有16年，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學，第二年以最大捐贈者名字命名為哈佛。由此看來，北美移民一開始就很特殊，其一，他們是清教徒，其二，他們建立了大學，這是美國今天這麼強大的奧妙。清華大學著名學者秦暉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區別，他認為美國之所以比南美優越，是因為有一個好的制度。我並不反對這種說法，但是我要強調，美國的制度八字還沒一撇的時候，清教徒們一上岸就與伊比利亞人不同，他們只過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學，160年後才建立了美國和美國憲法。你說文化重要還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學還是先有憲法？
今天以色列很強大，它建國只比新中國早一年，建國後第二天就開始打仗，它處在百倍的敵對人口包圍之下，但今天幾乎已經沒有平級的對手了，沒有一個國家敢主動向它挑戰。憑什麼以色列這麼牛？因為以色列是有大學的，大學比什麼都重要，在它還根本無法建國的時候，猶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來大學，建校校長魏茨曼就是後來以色列的開國總統。希伯來大學比他們的國家還早25年。
再看看日本。這麼一個小小島國，自古籠罩在中國文化的陰影裡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國強大。為什麼它會有今天？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時，日本的水平遠遠不能與中國比，可是有一個關鍵人物叫福澤諭吉，今天日本鈔票最大面額是一萬日元，上面的那個頭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軍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寫了幾本書，辦了一份報紙，辦了日本第一所大學的福澤諭吉，這樣一個人成了現代日本民族的靈魂人物。他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這三個方面的順序，應該先是心靈，再是政治體制，最後才是經濟。把這個順序顛倒過來，表面上看是捷徑，但最後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澤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時期的中國，卻走了一條福澤諭吉預言走不通的路。最早開啟國門就是搞洋務運動，搞經濟建設，把西方的堅船利炮買過來，再開始造，然後才發現還要政治體制變革。戊戌變法一百多天，一場鬧劇結束了，甚至倒退。社會矛盾尖銳衝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後，制度的除舊佈新看起來已經沒問題了，可是整個社會卻陷入水深火熱、軍閥混戰之中，打倒一個皇帝，出現無數個土皇帝。人們在絕望的時，才有梁啟超發現日本人早就說出這條路走不通，梁啟超才倡議新民運動，這可以說成為中國的20世紀全新的開始。文化立國，教育立國，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是 20世紀中國或者說現代中國的真正開端。這個開端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
北京大學變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學。
蔡元培從德國回來，以柏林大學模式拿來治理北京大學，只幾年時間就把它變成一所真正的大學，變成整個民族精神的搖籃，從而開創了中國的20世紀。對此，我們無論怎麼高的讚美都不為過。蔡元培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真正偉大的一個人，甚至遠遠超過孫中山。蔡元培才是一個新時代的旗幟，雖然那個北大的崛起已經有點晚了，而且北大也沒有辦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發展多久，只有幾年時間，整個國家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新文化運動馬上就變成了政治運動。
北大的新文化運動變成了政治運動之後，於是出現了一種妥協，這就是黃埔軍校。我們知道，孫中山一生本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屢戰還屢敗，一事無成。後來，他以列寧主義模式，以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改組
國民黨，建立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跟軍閥不一樣，軍閥是為了地盤，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黃埔軍校是為了一種民族主義信念而打仗，有了一個比升官發財，吃喝玩樂更高的理念，凝聚一個集體，形成一個組織，建立一種制度。蔣介石一生的權威，都來自於他是黃埔軍校的校長。
所以，在中國沒有大學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準大學，介於大學與軍閥之間，這就是黃埔軍校。
共產黨後來也是這樣。毛澤東一生的奧妙都在延安，延安實際上就是一所軍政大學校，當然也是一所準大學。毛澤東把共產主義理想變成了照耀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這麼一種信仰，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倒更近似西方現代文明，所以共產黨很快就取得了政權，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迸發出巨大的力量。在這一點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擬的，把握中國最有力量人，第二個就是毛澤東了。毛澤東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變了中國。
八年抗戰中在大後方組建的戰時大學，以西南聯大為代表，也包括當時的武漢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這五大名牌大學共同培育了抗戰中一代民族精英。這是一些真正的大學，即使處在窮山惡水間，在漏雨的平房裡，在破廟裡，在茶館裡，卻毋庸置疑地構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學。
在破廟裡，在最簡陋房子裡的西南聯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學。國民政府無論多麼腐敗，但在抗戰八年間，它把僅次於軍費的第二大財政開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費用都高。這是什麼概念呢？國家都要完蛋了，大學還能辦嗎？當時有很多人說，大學就不要辦了，年輕人還呆在學校幹什麼？趕緊打仗去，救國家去。如果說要辦大學的話，那也是化學系教造火藥，物理系教造槍炮，力學系教造橋樑，外語系就培養翻譯官，哲學系就培養政治教官吧。可是，當時蔣介石居然聽從了少數人的意見，大學該怎麼辦還怎麼辦，在整個抗戰時期，大學不僅沒有萎縮，而且人數成倍增加，大批年輕人跑到大後方去上大學，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儘管蔣沒有得到好處，大都被新政權收過來了，但他們造成了新中國之後的輝煌。
我可以下一個結論，中國20世紀所有的驕傲，都歸結到中國能夠在最絕望的時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國人，他們能夠辦起幾所大學或準大學，支撐起整個民族的文化。中國20世紀最大的驕傲都歸結於北大、黃埔、延安，以及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戰時大學。而中國20世紀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於在平常時期幾乎完全沒有真正的大學，沒有完整人格的修養所，只有人才培訓機構，只有培養工具，培養聽話的螺絲釘的地方。
內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們中國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學也要有用的，所有的專業都要有用的，連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學是沒有用的，因為大學是培養人的，人不是要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氣一點的話說，人是老闆，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說的老闆，是自己知道該怎麼做，而且能夠指導別人怎麼做的人。中國沒有老闆，有老闆也是跟著別人跑的，最終來說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國今天沒有在世界舞臺上呼風喚雨的人物，沒有領先的潮流的領域、品牌、標準。我們用盡了資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環境破壞，更大的破壞是人心靈的瓦解，內心世界自信心和創造力的完全喪失，只有依附於外部智慧，去換取滿足慾望膨脹所需要的消費資料，換取GDP數字的增長。
這種接軌所造成的對西方依賴的程度是驚人的。中國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在西方賣高價錢，在歐美，中國人在面對西方人是擡不起頭的，因為中國製造是低劣的代名詞，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賣到別人價格的一個零頭。
中國必須改變這條道路，必須要有自己的大腦，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學。未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國。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現代國家都是文化立國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國，韓國都有文化立國。但中國大陸，這個聲音還傳不開來，因為無數蠢貨佔著舞臺。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都熟悉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過了N年以後，終於有一批知識分子出來說，制度建設也是關鍵，制度建設比經濟建設更重要。然而，中國人卻無法能夠接受內心深處的改變，而這是一切問題的真正關鍵。
所以，我說中華民族的崛起取決於大學的崛起，而今天中國大學的崛起還相當遙遠。怎麼辦，我們能做的只有自己內心的崛起，現實中沒有真正的大學，但我們可以做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在自己的心靈中，在自己行動中，營造健全的大學生活。真正的大學不在高樓大廈，不在權威講壇，不在那些囂張的東西，就在每個靈魂的生命裡，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就是超越的對話與交流，形成一種學術氛圍，一步一步蔓延，把越來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學就形成了，很快就會變成了一場文化運動，就會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來，整個國家就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