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蕩三十年》六、個體戶——“傻子”年廣久
阿新 • • 發佈:20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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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們聊了改革伊始的時候,我國對外開放的試驗區蛇口和他的主人袁庚,聊了因為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糧食產能和全國人民吃飯的問題,還因為大量的農村人口因此從土地中益處,間接性的造成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聊了具有代表性的鄉鎮企業萬向集團和魯冠球。今天我們把目光放到城市再來看看。
還是再回到1978年改革伊始的時候說起,這一年有一個特別重要事情值得提一下,就是終止11年的高考重新恢復,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很多人的命運因此改變。在這一年,北京二輕局的工人薄熙來,踏進北京大學的校門。雖然他後來是吧?就不多說了。還有陳為榮,黃宏生和李東升一起進入華南工學院,十多年之後他們因為創辦康佳、創維和TCL被稱為中國“彩電三劍客”。還有一名山西棉花八廠的工人,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他叫張藝謀,這一年最年輕的大學生才12歲,他是未來微軟全球副總裁,名字叫張亞勤。
到了1979年2月,760萬上山下鄉的知青大軍如潮水般地返回到城市,一些小型的騷亂在各地此起彼伏,就業問題頓時成為中國第一個亟待解決的燃眉之急。十年前,由毛主席發動的知青下鄉運動風起雲湧,中學生走出校門,打起背包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到今天依然被稱作“知青”的這些人,經過整整十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洗禮,如同從夢境中突然醒來,集體逃回到了城市。他們要吃飯,他們要工作,他們要生存,這是一個精力旺盛、自認為被耽誤青春、什麽事都可以幹,卻又沒有什麽事情可以讓他們幹的龐大群體。我們看到了一個被喚醒的中國,但中國面對很多問題,”文革“破壞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環境,以及大量返城知青。鄧小平的問題是,如何在不變動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拯救這一切。
鄧小平在第一時間做出決定。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兩個文件,宣布解禁農村工商業,家庭副業和農村集貿市場得到認可。就在知青集體返城的當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迅速批轉了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各地可根據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後,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全國的第一張個體戶執照據說發給了溫州的小販章華妹。到這一年年底,全國批準開業的個體工商戶約十萬戶。
面對洶湧的就業壓力,最明智的做法莫過於“開閘放水”。中國經濟民營化的必然性,在此刻畢露無遺,順之則存,逆之則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義上,中國民營公司的合法性,是在此時被確定下來了。而它要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保護還要斷斷續續地進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開始了,盡管開始得不情不願,磕磕絆絆。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城市裏,其實到民營工廠上班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那就自己開一個小鋪子做一點小生意唄。這樣一來一個新的身份名詞開始在城市裏流行:個體戶,它指的是沒有國家保障、自主創辦小店小鋪的人,它聽上去似乎百味雜陳,有蔑視、有同情,一直要到“萬元戶”這個名詞出現之後,才由蔑視轉變到暗暗的羨慕,再到全社會的無度的稱頌。
這個時候在安徽蕪湖一位號稱中國第一商販的年廣久進入了全國人們的視野。
年廣久在當地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路邊撿煙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當時跟著父親做小商販,賣蘋果啊什麽的,生活特別困難的時候,就跑到江西販賣板栗,那個時候板栗是糧食啊,不允許販賣的。結果就因為“投機倒把罪”被關了一年,出獄後為了維持生計,買了點葵花籽炒了去賣。他不知從哪裏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地出了名。他想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於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慢慢的賺了錢。但是賺來的錢太多,放在家裏就生黴了,就把錢弄到防震棚上去曬,好幾十萬塊錢放到在上面就這樣曬著。結果不久,市委裏面就來人了,說你膽子不小啊?幹什麽呢?不要腦袋了?趕緊收起來!當時年廣久曬鈔票,是當地蕪湖人民熱議的一個話題。說來年廣久真是吃了沒文化的虧,幾十萬的鈔票,就算現在你拿出來放到房頂上曬,都一件很得瑟,很嘲諷的事情。那個時候你這樣搞,那不是要作大死麽?一個賣瓜子的文盲居然可以發大財,這一事實,強烈的沖擊著當時人們的思想。當時的國營商店,裏面的員工一個月就20多塊錢,但是傻子一天可以掙上千塊錢,周圍眼紅的人那還不找你的小辮子揪啊?說你再這樣搞下去不就是資本主義嗎?
傻子的生意越來越紅火,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上千斤,他便請來一些年輕人當幫手,這些人一個一個的多了起來,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婁子了。馬上就有人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那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於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整個安徽省。並且在政府官員中也廣為流傳。緊接著“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雇用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轉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特征的大辯論開始了。
很顯然,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中,曾經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那就是資本家了。所以,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而如今,年廣久居然雇工12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
如果年廣久的傻子瓜子應該被清除的話,那麽,“家庭副業”怎麽能夠發展得起來?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都必須控制在7個人之下?“傻子”出的這道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
年廣九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很特殊的一個人物,說是第一個資本家,是一個沒有文化的,炒瓜子的,把自己稱為傻子的一個人。這具有很強的諷刺性,也說明僵化的計劃經濟的理論,一旦到現實中是多麽的可笑。
事實上,在當時中國,年廣久絕非孤例。當時在中國已經有10萬工商戶。雇傭人能不能超過8個。已經從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直接衍變成了實際難題。這些個體戶每天都可以聽到風聲,讓他惶惶不安。他們都害怕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請他們去”喝茶“,他們害怕政策的突變。他們也希望社會上的支持和觀念上的理解。當時的個體戶們,也沒有辦法摸清中央的政策,所以人們就看周邊的人和事,就看著傻子,如果傻子被抓了,那我們趕快收手不能幹了。但是如果傻子能幹那我們就能接著幹唄。年廣九在我國個體經濟有風向標和晴雨表之稱。
這場雇傭工人能不能超過8個的大辯論,一直持續到1982年。這個時候,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雇工105人,日產瓜子9000公斤,賺的錢據說也早就超過100萬元了,但是爭論卻還是塵埃未定。這時候,鄧小平出來講話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討論會上,鄧小平建議對私營企業采取“看一看”的方針,他當時便舉到了年廣久的例子。年廣久因鄧公一言而名留中國改革史。而在政策上,一直到1987年,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才被徹底放開。
在當時,年廣九已經是全國的一個典型,如果抓起來會對全國私營企業造成震動,就變成殺雞給猴看的情況。通過鄧小平的”放一放“我們可以看出,中央的態度是寬容和任其發展的態度。所以小平是起到了定調子的作用。
很有意思的是鄧小平一共三次提到過這個安徽的“傻子”。第一次是1982年的”放一放“,他讓年廣久一時成名。第二次是1987年,再到1992年南巡講話期間,鄧小平第三次提及年廣久,可見這個“傻子”在鄧公心目中的象征意義之大。在吳曉波的記憶中,也只有傻子年廣久能有幸被鄧小平在公開場合三次點名。在隨後的十多年裏,每逢改革風雲變幻,年廣久的處境便會隨之跌宕搖擺。
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並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三個月實現利潤100萬元,但好景不長,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年廣久頓時陣腳大亂,公司血本無歸。1989年年底,私營經濟再度成為灰色名詞,這是因為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後,中央政府開始整頓名營企業,我們後面會說到。
年廣久啊,他多年來都是從事個體經營,就算是後來成立了傻子瓜子公司,但是年廣九的個體經營作風,管理方法沒有改變。這些問題在效益好的時候就都掩蓋了,但是在停止有獎銷售吧年廣九的計劃打亂了之後,這些種種問題就暴露出來。緊接著1989年,蕪湖市突然對年廣久的經濟問題立案偵查,罪狀是他在與蕪湖郊區政府聯營期間“貪汙、挪用公款”。年廣久是一個文盲,他只會寫五個字”年廣九同乙“,所以他根本看不懂按會計制度制作規範的賬本,於是企業裏的財務肯定是一本糊塗賬,怎麽可能說的清楚呢。年廣久說:我只要知道進腰包多少錢,出腰包多少錢就行了。這個案件一直拖了兩年,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判決,年廣久的經濟問題不成立,卻因犯有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據年廣久自己說,在法庭調查中,法官問他:你是否以解決工作為名,奸汙過10名女工?估計這也是欲加之罪了,年廣久回答說:不是10個,是12個。他後來對記者說:你給我湊足大滿貫,我不如給你湊一打。呵呵,年廣久真的是很有意思。很快,到了1992年,鄧小平在第二次南巡的時候又一次點了他的名,結果一個月後他就被宣布無罪釋放了。
放出來當天,蕪湖市委對這個事情很慎重,要拿這件事情做一點文章,表明我們對私營企業是很關註的。很支持的,大家不要因為這些事情怕。所以特意在市委小禮堂,所有的市委常委集中起來,要會見年廣九。當時怎麽稱呼年廣九呢?稱呼同誌,不合適。稱呼先生又距離感太大。最後還是想了想稱呼老年。所以當時蕪湖市委書記第一個握住了傻子的手說:“老年,你吃苦了,希望你能夠正確的對待這件事情,振作起來,把你的傻子瓜子事業做大做強。”
直到這一天壓在年廣九身上長達12年的問號,終於圓滿化成了一個感嘆號。出獄後的年廣久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並特地寄上了幾斤瓜子。表達了感激之情。
年廣久說他一生只感謝一個人,那就是鄧小平。這自然是他應該感謝的。
中國企業家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多年,中國社會成長起一批優秀的企業家。他們成為我國“解放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對社會的貢獻巨大。吳曉波說:”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國商業圈出沒著這樣一群人:他們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韌而勇於博取。“
《激蕩三十年》六、個體戶——“傻子”年廣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