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星|《劍橋中國經濟史：古代到19世紀》：經濟學視角看中國古代史
劍橋中國經濟史：古代到19世紀 萬志英教授對自青銅時代至20世紀初這3000年間中國經濟發展各種制度的基礎、延續以及中斷進行了詳盡而通俗的研究
作者是海外漢學家。全書從經濟學的角度重新梳理了中國古代史，有不少獨到的視角與細節。比如說對古代史的分期，與我見過的任何一本書的分期都不同，唐朝以安史之亂為節點被攔腰分成兩節歸入前後兩個時期，前半部分劃入從北魏成熟期開始的中國再統一時期，後半部分到北宋滅亡屬於第一次經濟轉型期。
書中涉及到大量歷史書上不太提及的經濟學問題，比如人民收入水平，糧食價格，實際的土地所有情況，國家主要收入等，此外僅僅是看歷史事件也有不少新鮮的事實與視角。
作者是嚴肅的學者，書中涉及到他人的觀點，都給出了資訊來源，不同學者之間的不同看法，哪怕是跟作者的看法不同，也做了引用與說明。
引言中，作者說明兩個重要觀點點：
1：本研究反對任何關於歷史或經濟發展的線性的和分期的觀點；
2：本研究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即認為市場是經濟發展和財富創造的推動力這一觀點。現代經濟的增長並非主要源於市場的擴張,而是源於新知識和新技術所孕育的創新。
書中譯者糾正了一些作者在讀音、人物關係等方面的小錯誤。
總體評價4星，非常好。
以下是書中一些內容的摘抄，【】中是我根據上下文補充的資訊：
1：第一,本研究反對任何關於歷史或經濟發展的線性的和分期的觀點。第二,本研究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即認為市場是經濟發展和財富創造的推動力這一觀點。現代經濟的增長並非主要源於市場的擴張,而是源於新知識和新技術所孕育的創新8(前現代的經濟增長同樣如此)。經濟史學家對市場過分關注而忽略了其他制度因素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的影響-一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忽略了國家的作用。P6
2：在我看來,“世襲家長制國家”是對周朝的最佳定位。P11
3：周王的政治權力之所以無法延伸到諸侯,不單是因為其軍事力量在減弱,也是因為其經濟基礎在逐步衰減。對王室官員賜予土地和人口使得王室的收入減少。到公元前10世紀晚期,周王已經不再向有功之臣授予整片的領土,而是把分散的小塊農田和其上的耕作者送給他們。P16
4：李悝還提倡對糧食價格進行非間接控制,即當糧食豐收價格下跌時,政府應當收購糧食以增進農民收入,而當糧食價格高企時,政府則應當賣出儲備,保護城市中的消費者。這種以國家干預來平衡糧食價格震盪的做法,後來成為中華帝國政治經濟學的一項基本特徵。P48
5：舉例而言,考慮到大量出土的秦朝法律及行政法規和《周禮》的密切關係,我們現在可以確定,《周禮》這部已然成為儒家經典的作品,實際上反映的是秦帝國的政府組織原則和形式。P76
6：人口登記是專制國家建設的必要組成部分,專制國家人口登記的基本精神,可以用“編戶齊民”四個字來概括。正是利用民事登記這種至關重要的機制,國家消滅了貴族的特殊地位與特權,將全部自由人口劃為了具有平等地位的君王之臣民。P76
7：正因如此,武帝統治下的漢朝可以被歸為重商主義財政國家。不過,這種重商主義與早期現代歐洲國家的重商主義截然不同。在歐洲,各國動用國家權力支援和保護國內商人階級的特權,然而在中國,重商主義者卻排擠私人商業,他們招攬商人進入政府管理國營機構,企圖以此方式將私人商業取而代之。P99
8：公元30年,東漢(25-220年)第一位皇帝劉秀宣佈取消兵役,而這成為了秦漢帝國秩序走向瓦解的一個關鍵標誌。為國家服役原是社會秩序的根本,但如今遭到廢除,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民眾成了崛起豪強地主的附庸。P115
9：曹操將大片被廢棄的土地分配給士兵和平民耕種,而這實際上等於把這些人變成了割據軍閥的佃戶。這種“屯田”為曹操鞏固對北方的統治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物質支援。不過,在魏建立之後,曹操的繼承者循例將屯田以及相關的農業人口分封文武官員,這實際上是將這些資源私有化了。P135
10：很多江南地區都是低窪的沼澤,然而卻是水稻的理想生長地。跟隨晉朝南遷至此的貴族,旋即就將大片的荒野據為己有。傳統上被視為公共資源的未開墾土地,如今卻被地主圈為私有,不免引得怨聲載道。P138
11：然而,隋唐帝國在鼎盛時期的國力與財力,深深影響了中國的鄰國。日本、朝鮮半島諸國,甚至連吐蕃都曾短暫地模仿隋唐帝國的體制,並且或多或少地採用了中國的書寫語言、政治制度和法律、儒家思想以及佛教等。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東亞逐漸演變為一個擁有共同文明的獨立國家共同體,並且一直延續至今。P151
12：唐朝的財政嚴重依賴實物直接稅,在如何對工商業徵稅方面一直毫無建樹。因為無力發行足夠數量的銅幣,政府不得不構建一個龐大而成本高昂的交通網路,用於徵收和運輸糧食、布匹等實物收入。結果到了8世紀中期,安祿山叛亂給予了北魏的制度遺產毀滅性的打擊,唐朝的統治者不得不構建一個全新的財政治理正規化。P151
13：均田制是北魏為遏制私客,恢復對民眾掌控所採取的廣泛舉措之一。在完善均田制政策的過程中,北魏對民眾做出了嚴格的法律區隔,其中,一部分被稱作“良人”(字面意思是好人),另一部分則被稱作“賤人”,而賤人主要限定為奴婢和罪犯(以及被迫為國家效力的罪犯家屬)。P154
14：儘管大部分糧食收入(租)都被地方長官截留用於行政開支,但唐朝並沒有為地方設立常規預算。很多來自地方的收入都直接轉移到了43個負責部隊後勤的區域軍事總部(都督府)。此類收入轉移或許是財政體系最為繁重的負擔。每年有800萬人需要服勞役,其中大約一半是為了協助糧食、布匹等實物稅收的運輸。P165
15：750-1250年的這一段時間,被後來的學者公認為“唐宋變革時期”,同時也被認為是中華帝國經濟史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在這一時期,長江流域的水稻經濟取代了中原,成為了中國經濟的重心。人口的南遷帶來了農業生產力、技術、工業增長、交通、金融以及國際貿易等方面的一系列轉變。P183
16：伴隨均田制的終結,土地私有制成為整個中國的常態。即使是宋朝重新統一中國,這一基本的經濟事實也未被動搖。宋朝政府通常會出售自己所持有的土地(這些土地常是因為無人繼承而被收歸國有),到了1082年,國有土地僅佔全部登記土地的1.4%。P189
17：但近年來學界普遍反對將唐朝的莊園和【歐洲中世紀】莊園農奴制混為一談，相反，他們認為，在唐朝的不同地區乃至同一區域間，無論是土地所有權性質還是土地的使用權關係，都存在巨大差異。唐朝的莊園通常並非連續的大片田地，而是由分散各處的小塊田地組成。在多數情況下，莊園都是由佃農或者僱工負責經營，P189
18：【五代十國時】中國南方的多政權體系催生了一種經濟發展的地方模式,而這種區域政權的架構也在宋朝的行政體系中得以保留,並且構成了後來明清時代的省級單位形態。P195
19：此外,鹽引除了兌換鹽之外,還可以兌換錢幣,因此變成了一種可流通的匯票。鹽引作為金融工具使用,極大地增加了它的吸引力,也在開封催生出一個專門從事鹽引交易的二級市場。到12世紀初,實際上整個鹽業貿易都落入了獲得專營許可的私商手中。政府從鹽業專營中獲得的收入大增,軍事採購體系也因此更為穩固。P199
20：此時的宋朝,勞役快速貨幣化,大量貨幣被投放到經濟之中,而王安石變法的首要舉措,就是推出影響深遠的財政政策改革,以釋放生產力,使之適應這種經濟新形勢。新法順應了財政體系貨幣化的潮流,又與安史之亂後國家對經濟干預不斷增強的趨勢相一致。但在此之外,恢復漢武帝時期財政重商主義原則,也是王安石變法的目標所在。P202
21：招募財政與管理專家,給予不受監管約束的長任期,允許其大膽實驗,王安石的這種“官僚式創業”,最集中表現在他對私人商業及金融的直接干預舉措上。P203
22：與金朝的新戰爭以及1205-1208年間的四川內戰使得中央政府徹底破產,而為了維繫政權,後者不得不採取自尋死路的財政與貨幣政策。1234年蒙古滅金,南宋的邊疆局勢再度緊張。1257年,蒙古入侵南宋的大幕正式拉開,宋朝統治者不得不再次嘗試激進改革,然而沒收長江三角洲地主土地這樣註定失敗的政策,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P220
23：賈似道的行為儘管在財政上取得了成功,但卻沒有挽救王朝的政治命運。1275年,在蒙古人攻破杭州前夜,賈似道被罷免,沒收的土地也被返還至原主手中。公田法讓賈似道成為儒家歷史學者永恆的嘲諷物件,不過總的說來,在法律及社會實踐中突出私人產權保護的帝國晚期,賈似道不同尋常的舉動確實值得注意。P237
24：1263年,忽必烈政府允許以紙幣繳納包銀稅。除了用於南方部分地區的小型貿易,銅錢基本上不再流通。阿合馬當政時期大幅增發紙幣,導致了嚴重的貶值和巨大的赤字。桑哥上臺後,通過減少流通紙幣數量、限制貨幣增發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金融穩定。P241
25：洪武帝決心根除蒙古習俗的有害影響,恢復儒家經典所提倡的農業社會制度與價值主張。這樣做不僅否定了蒙古的遺產,也同樣否定了唐宋變革期間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因此在明朝初年,中國的經濟生產與生活進入了一段明顯的斷裂時期,這種情況在江南地區尤甚。P242
26：明朝早期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徵,就在於高層實行專制獨裁統治,底層的村官則承擔了眾多民間治理職能。朱元璋的政權又回到了早期帝國的軍事重農主義狀態,即便從制度上說並非嚴謹準確,但從精神上說的確完全如此。P243
27：供需失衡和管理不善的問題在1617年得到了最終的解決:政府將鹽的特許經營權獨家且永久授予了揚州商人財團。後來,揚州的鹽商成了整個帝國最為富有的群體,然而國家卻只從中獲得了微薄之利。在1578年(到目前為止我們僅擁有這一年的完整國民經濟核算資料),鹽業收入僅有土地稅收入的十分之一。P245
28：貨幣經濟的擴張,農村產業的發展,市場在空間範圍上的擴充套件,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勞動力束縛的消失,私人部門克服國家管制後的崛起,共同使得中國在大約1550年前後出現了某些學者所稱的“第二次經濟革命”(第一次經濟革命是唐宋變革)。P258
29：宋元明時期最為深遠的社會變革之一,就是宗族共財體的建立。最初的宗族共財體並非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而是禮儀制度和群體團結。每支父系(家)仍然是單獨的經濟財政單位。禮儀制度和法律變遷強化了父系繼承和宗族間的聯絡,新儒學的親屬規範也藉此制度化。P261
30：宗族或個人群體對林地共同持股的私人信託也在15世紀出現。地主和佃農都通過購買或種植不同位置的地塊來降低風險。佃戶通常會從多個地主手中租賃土地,對租約有著相當大的主導權。到16世紀時,佃戶經常將種植權股份化並出售或者轉租給他人。261
31：然而,商業經濟的發展並沒有鞏固明朝的統治。儘管明朝以白銀取代了眾多實物稅,但稅率卻仍然是明朝建立之初規定的水平。明朝政府沒能從商業和農業的擴張中獲得增收,因此陷入了長期資金不足的窘境。P266
32：然而,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證角度看,國際貿易中斷導致白銀稀缺,繼而引發中國經濟蕭條的假設都站不住腳。直到1642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白銀進口仍十分活躍。糧食價格在1630年代飆升,但土地價格、絲棉紡織品的價格以及出口都保持著穩定。P268
33：最為值得注意的是,彭慕蘭為其嚴謹立論的觀點提供了大量新證據,證實直到1800年之後,歐洲經濟最發達地區同亞洲之間才產生了生產力和生活水平上的“大分流”。P303
34：與18世紀的歐洲相比,當時的中國經濟是非常自由的。土地、勞動力以及商品市場皆存在競爭。清朝政府積極鼓勵私人商業擴張:實際上,除了鹽和銅之外,其他所有商品市場都由自由貿易所主導。政府對國內貿易徵稅極輕,對外國進口商品也免收關稅。城市行會的權力受到限制。農村產業則完全獨立於行會的規制。P303
35：儘管人口增長帶給環境和生產資源的壓力越來越嚴峻,但證據顯示中國並未到達馬爾薩斯人口危機的臨界點。的確,死亡率急劇上升的情況會週期性出現。1813一1814年,嚴重的乾旱導致河北糧價翻番,在政府無力實施救濟的情況下,這場危機最終引發了大量人口死亡。在1820年代,河北又出現了數次嚴重的糧荒。P315
36：在1790年代,白蓮教亂加上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後歐洲海外貿易收縮,令白銀和銅錢的供給出現急速下跌,而與此同時,中國的物價也在18世紀的長期穩定增長之後出現了突然下滑。P320
37：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接下來的20年中,中國對鴉片的進口大增,但中國茶葉出口的增長卻更讓人出乎意外,而與此同時,英國的製造品卻無法開啟中國市場。不滿的英國商人慫恿他們的政府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從清朝政府手中強取了更多的商業優惠權,P324
全文完
更多良心書評參見我的公眾號：左其盛經管新書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