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從吳曉波年終秀現場趕回北京，到家開啟螢幕，收看了2018“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

不同於吳曉波的巨集大敘事，這一次羅振宇把視角對準了個體命運，用他自己的話說，“關注大環境裡個人的行動策略”。

羅振宇全場演講4個小時，資訊量有點大。以下是我梳理的演講精華——羅振宇的“七個主義”，全文4733字，希望可以給大家帶來一些啟發。

我是從（去年）9月22日正式開始準備跨年演講。從那一天開始，我身邊有一些朋友就在等著看我的笑話。他們說，看把你能的，還跨年演講，看你今年怎麼講。感謝各位的信任，你們還來聽我講。

2018年，發生了多少大事啊。一些大公司幹著幹著突然遇到了危機，多少被公認有前途的行業，幹著幹著突然就遇到了拐點。

2018年過來之後，我多多少少感覺到，所有那些曾經看起來堅固牢靠的東西后面，現在都需要打一個問號：這個世界還會好嗎？

前年的跨年演講，我們還在說有五隻黑天鵝。今年何止五隻黑天鵝？當黑天鵝一隻又一隻地從天上飛過的時候，也就不算什麼意外了。正如一句俏皮話說的，現在黑天鵝都快成家禽了。

以前，變化可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現在，變化可能成了生活本身。

今天我們不操心行業和公司層面的事，就想想咱們自己。

做事主義

跨年演講進行到第四年，我們越來越想清楚了跨年演講是為誰服務的：為做事的人服務。

做事的人和不做事的人，有啥區別？ 做事的人無所謂悲觀還是樂觀，我們只關心如何把事做好。不做事的人經常討論一些抽象的問題：情感和理智哪個重要？理想和現實怎麼能平衡？遠方和苟且怎麼選擇？著眼未來和回到初心哪個更重要？

你就說這些問題，難不難？燒腦不燒腦？想不想死？

舉一個例子。我們公司的脫不花，創業四年的同時，結了婚，還生了兩個孩子。所以，經常有人問她：作為一個女性創業者，怎麼平衡事業和家庭？這個問題的潛臺詞就是：你一個女性創業者要創業、顧家、養娃，根本搞不定。

但是，對於做事的人來說，對於脫不花來說，這個問題從來不會抽象地擺在她面前。擺在她面前的問題永遠是：下午五點，孩子發燒，是接著開公司例會，還是趕緊回家？那肯定是趕緊回家啊。晚上八點正在家裡吃飯，是陪家人吃完晚飯，還是回公司處理一個急事？對於創業者來說這還用選嗎？肯定回公司啊。如果她覺得最近陪孩子時間少了，那就專門抽出一天來陪孩子唄。

你看，真實的世界裡，並不存在抽象的兩難選擇。每時每刻，我們做事的人面對的就是一張時間表，就是這張時間表上具體的時間安排而已。

做事的人和搞評論的人，完全在兩個世界。有些事情在做事的人面前，完全不難。

小趨勢主義

過去幾十年，我們這一代人的行動策略是什麼？隨大流啊。寧可被說成是豬，也一定要擠在風口。即使看到千軍萬馬，也一定要走上那座獨木橋。

感謝2018年，讓我們有機會反思：我們還能抓住某個大趨勢、隨大流，然後從此躺著分享裡面的紅利嗎？2018年我們知道，“躺贏”的時代再也不在了。

整整100天前，我們釋出了今年跨年演講的主題：小趨勢。什麼是小趨勢呢？

第一，它小，所以很難察覺。
第二，它不發生在我熟悉的領域裡，它是通過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才滾動到我面前。

舉個例子，這兩年餐飲業突然出現很多明星公司，能拿到大資本的投資，餐館也開始上市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餐飲業原來沒有資本投資、上不了市？投資人李豐告訴我了一個我從來沒想過的因素。

餐飲公司能上市，是因為可以通過開分店、做外賣迅速擴大規模，增強盈利能力。為啥能擴大規模呢？因為資本願意加入這局遊戲了；那為什麼資本突然間願意上牌桌了呢？因為餐飲業現在賬目清楚、擺脫現金交易了。那為什麼賬目能清楚了呢？因為移動支付。

還有，因為移動支付，餐飲業開始清晰地知道，我這家餐館，什麼樣的人喜歡在什麼時間點吃什麼樣的菜，我應該在一週的什麼時間，備什麼樣的貨。即使是一家不想上市的小餐廳，也可以借用資料來持續自我優化。

從後往前看一切順理成章，但是如果回到這些事情發生的現場，我們真的能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麼？如果你覺得，現在這局遊戲不是你的遊戲，沒關係，別打盹，上一個視窗雖然關閉了，沒準屬於你的視窗，正在開啟。

想借小趨勢的人，沒有一勞永逸的想法。他只是隨時在做準備，把自己感知能力磨得銳利無比，隨時等待、捕捉那個小趨勢的訊號的傳來。

凡我趕不上的，我就做好準備，到未來等它。

還原主義

前面我們講了，小趨勢不能跟，不能追，靠感知。那怎麼辦？只能把問題的方向指向我們自己。

我經常捫心自問：我能看到事實嗎？

我的朋友樑寧給我講了一個故事。2018年，她去大學校園做了一個調查，結果，她調查的每一個人都說“我相貌中等偏上”。 聽完樑寧的這個發現，我心裡默默地想，原來有這麼多人，跟我一樣，覺得自己相貌中等偏上。

這個事件折射了什麼？折射了我們經常對真相一無所知。

所以，我經常提醒我們公司的同事：你們千萬別把自己當主流，要對自己的趣味保持一種警醒和謙卑，不要動不動就以己度人。

還原能力才是做事的人，逼近事實真相、把握小趨勢最稀缺的能力。

理性樂觀主義

在準備跨年演講的過程中，很多人跟我說：羅胖，我知道你是個樂觀主義者。今年那麼多人悲觀，你能不能借跨年演講，給大家鼓鼓勁，打打氣，說點樂觀的話？

你能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石油危機、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2008年金融危機……你看，當一些大事發生的時候，經濟的發展會受影響，短期的波動會有，但是一個鷂子翻身就接著往上走。你何嘗見過倒栽蔥式的陡然下滑？

我們看中國的基本面是什麼？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數字，它是好多全世界最勤奮、最想通過努力改變命運的一群人組成的。有了這個對真相的把握，你擔心個啥？

巴菲特還有一個提醒：沒有一個人可以靠做空自己的祖國成功。他為什麼這麼說？這不是在講什麼愛國主義，而是說每一個人的成功，都是在分享一個共同體的紅利。尤其是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的祖先埋骨於此，我們的血脈紮根於此，我們青春在此，也將終老於此，除了盼著它好、相信它好。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嗎？

最聰明的做法，就是做一個理性樂觀派。只有這個選擇既符合我們的理性，也符合我們的情感，還符合我們的利益。

我是個創業者，樂觀是我們這批人的性格底色，不樂觀，這年頭沒法做事。評論家們分析環境，有的人說悲觀，有的人說樂觀，這些分析，哪個我都聽，哪個我也不全信。我唯一關心的是，我手頭的事上具體的難處。

2018年是很難，但是我們做事的人都知道： 2018年難，哪一年不難？

你去問一個創業者，哪一個決策不是如履薄冰？
你去問一個程式設計師，哪一個產品的需求是好實現的？
你來問問我，哪一年的跨年演講是好準備的？

這和今年這個年頭是什麼情況有關係麼？一個做事的人，總要以某種方式確認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存在。

非共識主義

聽到“非共識”這個詞，挺陌生，今年是樑寧把這個詞帶到了我面前。這是她對什麼是創新的一個解釋。

但是你不要以為非共識就是跟這個世界擡槓，擡槓誰不會，見什麼罵什麼，看什麼都不順眼，什麼都想否定。那不叫“非共識”，那叫“反共識”。那怎麼會是創新呢？

我們這一代人提起創新總覺得特別高大上，但是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麼？從事後看，成功者的路上，那是一個正確連著一個正確，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但這是事後看。如果從過程中看，你就會發現，在他的路上，那是一個非共識連著一個非共識，甚至在別人看來，是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在他自己看來，是一個壓力連著一個壓力。

就在我自己這短短几年的創業歷史上，其實就感受過好幾個這樣的時刻。幾年之後，我知道了兩件事：

第一，一個創新的想法，在它冒頭的那一刻，連親爹親媽都覺得它是個怪物；
第二，如果它後來不被社會接受，它就真的是個怪物。

這兩個邏輯結合起來理解，才是樑寧說的“非共識”。非共識從來不反對什麼，它只是把被忽略的東西呈現出來而已。

現在上海和深圳出現了一種“一人食餐廳”。你去那裡吃飯，進門點餐用手機，出門結賬用手機，你坐在一個三面封閉的小格子裡，上菜的時候，有人開啟活動隔板，迅速把菜推到你面前，你連服務員都看不見。

2018年天貓“雙十一”顯示，迷你微波爐銷量增長980%，迷你洗衣機銷量增長630%，一人吃的火鍋銷量增長210% ……這背後都是同一類非共識：一個人也想好好生活。

所以，很多人看到創新者都會問：你乾的是什麼事，你瘋了嗎？創新者心裡其實在說：你瞎了嗎？

信用主義

這個世界在很多場景下，完全呈現為一個“人推動人”的世界。我稱它為“信用飛輪”。

舉個例子：順豐速運，很多人都用過。2018年它做了一件事，花了1個億為員工定製耐克工作服。很多人感慨“順豐對員工真好啊”，你可能還會聯想起另外一件事：兩年前，一位順豐小哥捱打，順豐老闆王衛為他出頭。

有人會說這是順豐企業文化建設搞得好，也有人說這是順豐的公關形象搞得好，還有人說這是王衛這個老闆仗義。但事實上，不這麼簡單。

一家快遞公司的核心是什麼？我們都有過收發快遞的經驗，當一個快遞小哥站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看到的那個瞬間，我們就能判斷他靠譜不靠譜。

如果我是順豐的老闆王衛，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只要用行動，真的讓我的同事，讓快遞小哥覺得在這個公司工作有尊嚴、有體面和有安全，這飛輪就已經推動起來了。什麼時候推動？就是當他們站到使用者面前的時候，他們會讓使用者也感受到尊嚴、體面和安全感。

拿得到來說，我們今天有2600萬用戶。但是我不敢恬著臉說，我擁有2600萬用戶。其中很大一部分，一年都未必用一次這個App。我只看一個數據：就拿今年來說，有240萬人把得到App裡的內容轉發給了他的朋友。這240萬人，就是用他們的信用，推動了我們的信用。這就是我剛才講的，信用飛輪人推人。

所以，我沒有流量焦慮，只有能力焦慮。

我們從第一天開始，就是這麼算賬的。這麼算賬可能會讓市場、讓同行瞧不起，因為數字太小。但是我們只有這麼算賬，才能讓我們始終處於信用飛輪當中。

長期主義

現在醫學界幾乎有一個共識，聽著有點匪夷所思：我們這一代人，大概率上，人人都有機會活過100歲。這不是我的結論，具體的論證我就不多舉了。有一本書《百歲人生》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

活得長，這是一個好訊息。但是它會變成了我們這代人的大問題：我們的職業會發生什麼變化？我們怎麼為這麼長的壽命做好準備？

今年，有一個收費站的員工出了名。因為收費站裁員了，她非常悲憤地說：“我都36了。除了收費，啥也不會。到這個歲數，學東西都學不了，也學不會了。我這下半輩子可怎麼辦呢？”請注意，她覺得自己啥也學不會了，36歲。

而一位100歲的老奶奶說：“我特別後悔60歲的時候沒有開始練小提琴，如果當時練了的話，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有40年經驗的小提琴手了。”

你看，多麼刺目的對比：一個36歲的人說自己來不及了，一個100歲的人後悔自己沒有早點兒開始另一項人生任務。

這不是有出息沒出息的區別，這是兩種壽命座標系下，對境遇的不同感慨。

我這不是在跟你講勵志故事，這在未來將是人生常態。60歲，上個大學；70歲，出來創業；80歲，新學一門手藝，都不再稀奇。這是我們這一代人一定會經歷的過程。不然等到100歲再後悔嗎?

在那麼長的時光裡，我們做選擇的標準，也許就不是眼下的利弊了，而是要疊加進一個時間的因素。當你做一個決定的時候，得分得清什麼能穿越時間，什麼會被時間過濾？

所有能穿越時間的東西，就該堅守；所有會被時間過濾的，該翻篇就翻篇。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有得選。只要我們是一個長期主義者，我們就有機會反敗為勝。世界是豐盛的資源，還是惡意的陷阱，取決於你是否堅持長期主義。

結語

2019年還是來了。天高地廣，世界又是一個新的樣子。不管2018年我們過得怎樣，我們都有機會重來，也必須重來。

有些東西，過去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它們很重要，我們在它們那裡也能獲得安全感，但是我們很少反思，我們為了獲得這個安全感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2018年後半年，很多人會說：變化來了怎麼辦？整場下來，你明白了吧。一個做事的人，怎麼會怕變化呢？我是巴不得變化到來的，如果這個世界沒變化，還有什麼機會輪得著我嗎？

這次的跨年演講我們問，2018怎麼看？

那麼，2019怎麼辦呢？

就像作家阿爾貝·加繆說的：“對未來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獻給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