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的卡夫卡
小說我看的不多，日本小說看得更少，參加讀書會活動，在書店中閒逛，發現村上的書在架上有整整一排，引起了我的好奇，恰巧兩位書友都說熟悉此書，於是買了下來。上週五午休時間，又到這個書架前看了一下，我注意到，這本《海邊的卡夫卡》，是架上的各種村上的中譯本中，印數最多的，從07年7月至09年1月，共印刷5次，印數5.5萬冊，從譯者序言可知該書中譯本大概在03年面世，不知在03-07年間，還印行了多少，當時這個版本似乎已經賣完，我手裡這一種擺了一本，另有其他兩本看起來是舊版，與這一本擺在一起。
閱讀中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名字的分辨，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生活在當代的化名田村卡夫卡的十五歲少年，講述田村的故事時，還穿插著二戰時的一樁離奇事故，其中的關鍵人物是一個叫中田的兒童，小說的章節就在田村、中田的故事之間跳躍。 開始的幾天，我是利用地鐵上和睡覺前的時間讀，每次閱讀時間都在半小時左右，不管讀到哪裡，地鐵到站必然停下來且聽下回分解。章節的跳躍被時間的碎片進一步切割，常常需要在閱讀時前後翻閱分辨誰是誰。禁不住又想起本田、豐田、龜田、成田、早稻田，日本名字中的“田”可真多啊，是否因為日本地域狹小而使耕地愈加寶貴，名字中的田字，是否也寄託了父母對孩子的無限珍愛？
閱讀中注意到的另一個細節是顏色。在中文版小說的50頁之前，奶油色應該出現了至少3次：
1、田村“我”看到，櫻花穿了一條奶油色的超短裙；
2、田村到圖書館，看到館長佐伯穿了一件奶油色的外衣；
3、中田與一隻叫咪咪的貓對話，咪咪說，主人家有一輛奶油色的寶馬車
讀到此處時，可以說奶油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似乎後面的故事中，再也沒有了對這一顏色的提及。我猜測，難道對於日本人來說，奶油色是對理想膚色的一種暗示性的指代？
當然，我也注意到了日本語言的特點，“真是很奇怪的呢！”，這樣的句式在小說以及日本電視劇中非常多見，總的來說就是各種代詞如“你”、“我”等的經常性省略以及看起來有點多餘的語氣助詞，這應該是日語的特點吧。
還有洗澡。日本人愛乾淨舉世聞名，小說中也不例外，雖然是離家出走，田村每到一處還是要認真的洗澡，並在洗澡中思考和感悟。天天洗澡，恐怕是所有日本人都全力保持的一個生活習慣。這一點中國人恐怕不行，北方和西部水少，東部和南方水髒，在中國，用大量的潔淨水每天洗澡，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長期堅持，不少人恐怕會覺得浪費。
田村4歲時，母親離家，他從小與父親一起長大，因為不滿父親所強加的巨大精神壓力，田村在十五歲的生日離家出走，並在出走的過程中認為自己找到了母親（佐伯）和姐姐（櫻花），並瞭解到母親的離開或許深深傷害了父親，並導致了父親性格的暴戾乖張，小說的結局是田村的父母通過死亡解脫了現實世界的壓力，而田村則不負母親最終的囑託，在絕望中重拾信心，繼續生活下去。
小說大量提及音樂，田村在各種場景聽歐美流行樂，大島痴迷舒伯特，而一個問題青年（星野）則在貝多芬和海頓的音樂中振作新生。舒伯特和海頓也是奧地利人。奧地利古典音樂和歐美流行音樂影響著小說中的年輕人。
小說全篇充滿著壓力和孤獨，相比較而言，孤獨則是更加沉重，甚至成為強大的破壞力量。佐伯由於孤獨而傷害田村的父親，田村的父親因為孤獨而行為變態，並傷害了田村，田村沒有母親，受到父親的粗暴對待，在學校裡沒有好朋友，最終孤身一人離家出走，出走途中也因強烈的孤獨感而數次瀕臨絕望。
為什麼日本作家寫出了這樣的小說？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喜歡這樣的小說？
小說末尾附有作者的年譜，村上春樹，1979年（30歲）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且聽風吟》並獲獎，其後陸續發表多部長篇小說和文集，多次獲獎，《海邊的卡夫卡》於2002年在日本出版。
八十年代的日本，經濟強勁上行，資產價格瘋長，市民生活緊張，人際交往不可避免的趨向平淡和功利，在人潮洶湧的大城市，在禮節的約束、等級的壓制以及利益的驅趕下，人們彬彬有禮的往來，反而在精神上愈加孤獨。作為敏感的文學家，作者肯定較早體會到了物質充裕而精神空虛的可怕，我猜想，經過九十年代失去的十年，作者對於停滯經濟下的現代城市生活的壓力的體會更加深刻，不免對新一代日本人所面對的生存環境產生擔憂，也許由此才決定寫一個十五歲少年的故事，並在日本獲得了廣泛的共鳴。
有時候我想，在很多方面，當代中國的大城市或許很像當年的日本。經濟經歷了連續三十年的增長，雖然一路艱辛，卻是成果輝煌，前路依稀可辨，卻又荊棘密佈。新一代城市青年，成長環境可謂優越，十幾年求學花費不菲，畢業之時卻接連趕上網路泡沫破裂、金融危機爆發，崗位稀少、競爭激烈。在這樣的環境中，壓力和孤獨自然難以避免，對小說中刻劃的入骨的孤獨可謂感同深受。對於很多人而言，恐怕確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說，“田村卡夫卡君是我自身也是您自身。”從某種程度上說，衣食無憂卻彷徨迷惘，或許是當代中國和日本青年中廣泛存在的狀態和焦慮。
中國之可能不同於日本，恐怕在於中國有日本未有之大，之深。
日本民族是高度同質化的民族，其民族特點必然鮮明到極致，就像他們出奇的愛乾淨、講禮貌、守秩序，而反面的教訓則是，有了“東亞共榮圈”的理念，全日本即瘋狂前行至原子彈爆炸方知悔悟。也許作者作為一個個人主義者，可以進行深刻的自省，然而由於大家的想法出奇的一致，作為一個民族，日本人為了自省卻花了很多力氣卻仍不得徹悟。
二百年的“脫亞入歐”，使日本在遇到問題時，會潛意識的求助於西方。面對壓抑，他們找到了弗洛伊德，對於音樂，他們找到舒伯特、海頓和貝多芬。 奧地利至少在兩方面與日本有著遙遠的距離：其一，那是一個歐洲國家，其二，那是一個內陸國家。或許這種距離感讓 日本感到奧地利的文化 更值得借鑑，耐人尋味的是，自民族國家形成以來，既不臨海，也同樣缺乏資源的奧地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卻被公認為是一箇中等強國。考慮到日本政治家和很多日本民眾都渴望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的日本成為世界一流大國，小說作者在2003年的作品中安排這樣多的奧地利元素，是否會有某種深意呢？
奧地利有著燦爛的文化，然而那無疑是貴族的、奢侈的，與中國仁義的、和諧的文化差異不小。我就很不理解，為什麼弗洛伊德會把那麼多心理現象用性關係來解釋，我胡猜，也許就是在奧地利這樣一個色情業合法、（矯揉造作的）貴族傳統深厚的地方，兩性之間才能有這麼複雜的關係，才能讓心理學家考慮用性關係統一一切心理現象。傳統中國的男女關係是簡單的，西方情人節進入中國變成了愛人節和夫妻節。基於這種文化，在看弗洛伊德的書的時候，我總會感覺，用性關係來思考心理現象多少有些不自然，一種二元對立統一關係，用男女來代表固然可以，用陰陽又有什麼不妥呢？也許是找到弗洛伊德的那些貴婦人向他講了太多亂七八糟的情人關係，才讓他不自覺地的選用這一體系來解釋複雜的心理過程。前些天翻了兩頁史忠植的《認知科學》，按照認知科學的觀點，心理學不過是人類認識自身的諸多學科中的一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過是心理學並非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行為主義學派之一，如此說來，有些人把弗洛伊德和馬克思、愛因斯坦並列為現代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看來有點兒言過其實。
日本作家將弗洛伊德的理論進一步發揮和具象化，多少讓我感覺有些不健康，十五歲少年固然會有諸多的幻想，但具體細節的過分描寫就少了幻想的朦朧，多了些色情的猥褻。
日本人的孤獨和壓抑有一些註定的意味。唯一遭受核武器傷害的民資，密集的居住在缺少耕地和礦產的一些島嶼，雖然或許不那麼嚴重， 但日本人意識中似乎多少都有一些山窮水盡的淒涼，都有一種隨時準備背水一戰的決心，然而二戰以後60多年，背水一戰的事情再也沒有發生，日本人苦心孤詣成就的經濟奇蹟，從“失去的十年”開始，也似乎日漸失去耀眼的光輝。歷史發展到今天，在核武器“確保相互毀滅”的陰影下，“玉碎”的邏輯也不能用了，這樣的命運， 這樣的命運，即使在我想來，也多少有些悲哀。
體會少年田村的心境，讓我對一個英文單詞有了些理解。大概兩三個月以前，讀了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影印版序言，其中有一句話在查了字典後，我還是不太理解：
“Students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oubtless remember their daily prostration under their wooden desks, probably wondering what protection those flimsy structure could offer against nuclear bombs.”
在這裡，prostration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所有的世紀末學生都有過prostration，我感到費解，現在看來，prostration或許就是出走的田村的精神狀況。
如果說一些中日青年在這裡有一些同樣的孤獨感，我感覺在中國至少還有其他的孤獨。
想起家裡的幾把刀，精心製作的、樸素裝飾的、鋒利的刀，比水果刀大、比餐刀略小。我常想，在西北，在西藏，在蒙古草原，或許每個男人都會隨身攜帶這樣的刀。茫茫大漠、戈壁狂風，獨行百里不見人煙，這樣的生存中，壓抑和壓力變成了令人費解的詞彙。為求生而出行，無非是明確目的，找到方向，堅毅前行，遇到情況，無非是全力奮鬥，到達目的自然獲利豐厚，即便半途失敗而命喪黃泉，也是命運使然。緊張固然是有，壓力卻顯牽強，壓抑則純屬無稽之談。弗洛伊德的學說，恐怕不太適用。
若說中原，倒是可借半首古詩：
離離原上草
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中華的、固有的、千年積澱的文化，如此的深入中國人之骨髓，恰如原上之草，多少次野火之後，依然在春風中復生、繁榮。縱使吸納西方文明，中國依然是中國，中國不會脫亞，“入世”未嘗不可，入歐似乎就不著調了。
若是西方人在近代城市化以後遇到了人們日益接觸密切且愈加功利的現代性問題，中國處理這些問題應該已有千多年了。讀美國人的《現代世界史》，記得講工業革命時，作者寫道，“……技術的發展幫助了指揮和協調，到16亦或是17世紀某時，歐洲戰場參加一次戰鬥的士兵第一次超過了十萬人”。讀到這裡，我不禁疑惑，似乎聽說過，曹操詐稱“百萬大軍”，他那是哪一年？
如此想來，南懷瑾在美國的人文科學大家面前說兩句狂放的話，或許也沒什麼稀奇。
出走或許是每個少年都有過的衝動，回想自己的過去，幸運的是初中畢業後（或許少見的）在北京進入了住宿的高中，自然地從家“出走”了。借用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的話，“他們的身體以迅猛的速度趨向成熟，他們的精神在無邊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猶豫”。田村正是在這種矛盾中出走的，而引導他迴歸現實頑強生活的，則是那個叫烏鴉的少年，在矛盾似乎無法解決時，在困難似乎無法克服時，這少年恰似理性的“超我”，給田村以鼓勵和支援，引導他擺脫困境，成為“現實世界上最頑強的十五歲少年”。
胡鞍鋼不久前撰文指出，中國應實行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如此說來，這一代年輕人或將成為中國發展歷程中頗為獨特的一代，年少時是獨生子女，青年時由網際網路而成“宅男宅女”，或許還有些會因緊張生活而經歷“剩男剩女”，就業過程中，他們面臨前所未有的崗位稀缺和激烈競爭，若干年後，又會面對空前絕後的老齡化社會的勞動力短缺，到2020年，他們的家庭或許需要獨力贍養至少四個老人，同時撫養兩個孩子！他們或許是中國發展程序中人數最少的那一兩代人，他們的壓力無法避免，他們孤獨早已註定，那麼，他們聽到那個“超我”少年的呼喚了嗎？
下班回家，出了地鐵站走到家裡需要15分鐘，天已經完全黑了，在混亂嘈雜的人流和車流中，我想起了那個男孩兒，這次期中考試，他進入了班裡的前十名，讓他母親格外驕傲和欣慰。
身上的衣服是哥倫比亞和傑克瓊斯，腳下是耐克或阿迪，先是把自己山地車光亮的烤漆擋板噴成不規則的黃色和綠色，接著又去二手貨市場賣掉並買回一輛細軲轆卷把運動車，上我的車後第一件事一定是將電臺調到HIT-FM，滔滔不絕的談論歐美流行歌手，打聽和想象“打孔帶”的傳聞軼事，最近又買了能攝像的nano；自小參加了無數的補習班，可是成績在班裡始終在20-40名之間毫無規律的跳動……太多的事情，讓我感覺他和田村還真是有些相似。
一段日子以來，男孩兒的母親偶爾會抱怨，說孩子不讓她管了，寫作業、聽音樂都要關起門來。
前一陣子和男孩兒一起吃比薩餅，男孩少見的帶了一本書來看，說是語文家教老師送給他的。男孩兒說過，在所有請過的家教中，他最喜歡這個語文家教老師，因為不滿現行教育制度，這位老師從學校辭職專門做課外輔導且小有名氣。我簡單翻了幾頁男孩兒帶來的書，看到一個飢餓表演者的故事，沒有看完，吃完飯，看了看封面——《卡夫卡小說集》，卡夫卡，一個孤獨的奧地利文學家。
男孩兒五個月以後參加中考，過些天就是十五歲的生日。
或許每個男孩兒都會有出走的體驗，至少是在精神上的模擬。如果在關起自己的小屋門以後男孩兒已經出走，我希望他去一下敦煌、去一下拉薩。 《 海邊的卡夫卡